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节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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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心情非常矛盾，一起去日本看望年迈体弱、风烛残年的老母是人之常情，可是上面对我有规定不许我出国。
天缘巧合！这时我收到两封来自日本的信。一封是世界乒联主席荻村伊智朗先生，告诉我在日本千叶举行第四十一届世乒赛时，我与钮琛合著的《闯与创》一书的日文版，将首次在日本发行。
另一封信，是三十多年的朋友、日本蝴蝶公司社长田舛彦介先生，邀我访日庆祝蝴蝶公司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观看四十一届世乒赛。
两封来信使我们异常高兴。我对敦子充满信心地说：“现在给中央写信时机好，理由充足，并以人格担保，出去后绝不做对不起祖国、人民的事，我看大有希望。”
敦子不放心地说：“你从公事的角度写，我从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给上面写可以不可以？”
“那当然太好了！”
“这次给哪位中央首长写呢？”
我想了想犹豫地说：“出《闯与创》一书是上书万里副总理，他批准后出版的。我们结婚是上书李瑞环同志，经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才成功的。出国问题不要再麻烦以上的中央首长……”
“那给谁写呢？”敦子急切地问。
我又考虑了好久，才用征询的语气对敦子说：“批准出国是要担更大风险的，现在我要把心掏出来让上面放心。要写，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
敦子同意说：“咱们现在就起草。”
现将两封信的全文录下：
江泽民总书记：
我叫佐佐木敦子，打扰您甚忙的工作，深觉不安，但有一事求于解决，只好冒昧地写这封请愿书乞求恩准，我和庄则栋一起去日本探亲。
自1987年，中国政府批准我和庄则栋结婚来中国定居，受各界人士的关心和爱护，生活得很美满幸福。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但我作为炎黄子孙，不能孝敬自己的母亲感到难过和忧心忡忡。
我母亲今年82岁，身患着高血压、动脉硬化、白内障、脑瘤等疾病，每天都去医院治疗吃药。去年5月，母亲硬向医院多要了两星期的药，强忍着晕火车、汽车、飞机的痛苦，从日本岛根县，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望二女婿。一到女婿家就卧床一星期，缓过来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看五星红旗。妈妈说：“五星红旗是代表新中国，而你们的父亲，就是应新中国政府的要求，作为援华专家留用于中国直至病逝。”
我们陪她到天安门前，仰望五星红旗时，她激动地哭了。妈妈在北京只逗留了两个星期，启程回国时忧郁地说：“据我的身体看，今后再来中国是不大可能了，所以希望你们俩今后经常回来，看望我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我听到这话，真是心里直流血。天下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谁没有老的时候，理应是少的照顾孝敬老的，但是我们却反而让年迈多病的妈妈，拚着老命千辛万苦来看我们。当老人提出唯一希望，作为儿女的我们又不能给予满足，真是天大的遗憾、痛苦和内疚。
“每逢佳节倍思亲”，真正表达了我们这样人的感情。
恳请您恩谁我们探亲吧，我们愿以人格做保证：一定按期返回中国。
此致
敬礼！
佐佐木敦子
1991年3月15日
江泽民总书记：
首先，我和佐佐木敦子向您致意！
我们向您呈上请假赴日本探亲的报告，现将理由和保证向您汇报。
一、理由：
1．在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关怀下，我们婚后感情愈益弥坚。敦子把半生积蓄拿出来修了新房，作为我们终老的归宿。最近，我母亲刚刚病逝，敦子82岁多病的老母知道此事后，提出一个老人的愿望，希望我们夫妻能在她活着的时候，双双走趟日本，看望一下老人家和家里人。
2．世界乒联主席获村伊智朗先生来信说：1991年4月在日本举行的第41届世乒赛时，我的《闯与创》一书日文版首次在日本发行。与此同时，日本乒协的领导人，日本蝴蝶公司（专门生产乒乓球器材）成立45周年的庆典，特邀我和夫人参加，并参观41届世乒赛。
二、保证：
1．我们只申请1—2月的探亲假，届时保证返回。我已向中央在婚前保证不出国定居。现在，我已50多岁，绝不食言。
2．过去，我多次出国比赛、访问、参加外事活动，从未犯过错误……这几年，还有今后，日本的亲属夏季都要来京度假，我们要接待他们。
3．我是运动员出身，打了几十年乒乓球，习惯于搞业务。我没有政治才能，现已15年不参政，今后也不参政……这些年，我一直搞业务活动，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幸福的。如果领导上批准我和敦子去日本探亲，我保证既不介入政治，更不会去做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情。日本人民邀请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一个人如果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就不属于人类，怎能得到日本人民的信任和尊敬呢？在我有生之年，我愿通过乒乓球的业务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做点有益的工作。
恭呈报告，恳盼批准。
庄则栋 1991年3月15日
很快，中央就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有关单位办理我们的出国手续，全开绿灯。
出国前北京市委一位负责同志接见了我。我向那位同志汇报了出国的打算：探亲、访友、交流球技理论等等。
那位同志对我说：“庄则栋同志，你和敦子给中央的信我们都看了，写的很好，很感人。我们完全相信你，有什么困难你提出来，我们能解决的一定帮助你解决，让你高高兴兴地去日本探亲、访友。”
我当即表示：“感谢中央，感谢市委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我们没有什么困难。
到日本后，我们以中、日友谊为原则，言行都要符合这个原则。访日结束我会按期回国。”
出国的前一天，北京市教育局正、副局长陶西平和汤世雄，及少年宫的领导设宴为我们送行，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和敦子的访日和探亲访友获得了圆满成功，我们按期归国，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有的同志开玩笑地问我：“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我笑着说：“这一辈子我只吃惯了中国饭菜，别处的饭再好吃，咱们没这个命！吃不习惯啊！”
此后，我又和敦子先后访问了瑞典、美国、新加坡、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与当地的乒乓球教练员、运动员交流球技，增进友谊。每当访问一结束，我都和敦子按时返回，因为我们心中不仅时时惦念着那个用心血营造出来的温馨小屋——我们的家，而且总难以忘怀中华大地——我们的国家。如果一个人把小家和大家忘记了，或者弃之不顾，那么他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
如今，我和敦子一直住在北京，过着普通市民淡泊宁静而又美满幸福的生活。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不起眼儿，但我，心足矣。只有经历了海洋狂风巨浪的颠簸，才能真正体会出平静港湾的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