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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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兰还要为叔叔做点事。　
　　　
　　十四　
　　　
　　　终于，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首演，轰动全国。　
　　全剧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第三章　
　　　
　　一物一物　
　　　
　　一　
　　　
　　　我一直担心被关押的爸爸会不会精神失常，但终于奇怪地发现，他在度过最初一年的惊慌和愤怒之后，倒是越来越镇定了。他以前在家里过于严肃，现在每次见到去探望他的家人，却满眼亲切。他渐渐已经不太在乎“阶级异己分子”这顶帽子，却在努力避免成为“家庭异己分子”。　
　　相反，精神失常的是批判他的那些人，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学院也是同样，被打倒的老师痛苦过一阵也就认命了，而造反派学生却越来越举止混乱，后来全乱到了自己头上。　
　　由此我明白，失去行为权利的人很难大幅度疯狂，真正疯狂的，只能是那些自认为拥有无限行为自由的人。　
　　学院的造反派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开始全面发疯，竟然要把“造反派”改成“狂妄派”。　
　　后来，又说“狂妄派”是造反派中的先锋队，并自命为全国狂妄派的创始者，在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上插上一面面小旗，挂在路口，展示全国“狂妄运动”的蔓延规模。　
　　不久，高音喇叭在宣布，“全国狂代会”即将在我们学院召开。　
　　校园里一下子挤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群。青年为主，也有不少中年，男女几乎各半，大多是身材瘦削、眼睛发亮、脚步匆忙。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神态却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吕兆康同学碰了一下我的手，轻轻说：“原来看到那么多狂兄、狂嫂吓了一跳，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狂叔、狂婶。”　
　　我说：“你看那儿，还有狂公、狂婆呢。这正叫，狂妄不分老少，发疯不分男女。”　
　　正说着，高音喇叭突然震响，兴奋的声音劈头盖脑：“全国狂代会即将召开，革命人民欣喜若狂……”还没说完，嘭，高音喇叭被砸了。　
　　广播室就在路口。这个广播员本来就够激进的，得知高音喇叭被砸便蓦然站起身来，准备去与阶级敌人搏斗，谁知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北方口音的大汉冲了进来，“你们敢说欣喜若狂？”　
　　“为什么不能说欣喜若狂？”广播员口气很硬。　
　　“欣喜若狂的‘若’字是什么意思？”一个大汉问。　
　　“‘若’是‘好像’的意思，怎么啦？”广播员反问。　
　　“若狂，也就是好像狂，我们狂妄派是真狂，你们才是若狂！”大汉说。　
　　几个人应和道：“若狂是假狂，假狂就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很快响起了口号：“打倒欣喜若狂！我们都是真狂！”　
　　到这时广播员才知道，自己的狂妄劲头，已经落后了。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大汉们呼啸着走了，广播员关掉机器，闭着眼睛想了一想。他一时还想不明白，疯狂是一场比赛，永远没有止境。昨天的疯狂拿到今天一比，变成了小疯假狂，那明天怎么办？难怪交通大学的造反派起了一个名字叫“反到底”。但这个“反”字现在又没有味道了，看来要改成“狂到底”、“疯到底”。　
　　他睁开眼睛看到正在窗口伸头探脑的我和吕兆康。对我这么个人，他出于造反派的坚定立场还不想搭理，便对吕兆康说：“你们是戏剧文学系的，请问这欣喜若狂的成语……”　
　　我们笑一笑就离开了。　
　　　
　　　二　
　　　
　　　“狂妄派”与一般的造反派区别在哪里？　
　　对此，我冷眼旁观，作了一番比较。　
　　“狂妄派”相当于造反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来，造反派都是“奉命造反”，目标空洞，后来看到中央在号召夺权，也就轻而易举地夺了权，掌了权。掌了权做什么呢？他们就不知道了。毕竟是学生，考虑到今后的前途，有的人开始了悄悄的专业自习，并与老师接近。另一些学生，则当起了“逍遥派”，甚至谈起了恋爱。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激进造反派的警觉，认为这是革命步伐的倒退、革命意志的衰败，因此要用极端主义的方式来重振雄风，这便是“狂妄派”的出现。　
　　能打倒的都已打倒，那么如何来确定新的革命对象呢？“狂妄派”的目光，从政治领域转向专业领域，从头面人物转向中间人物。　
　　在“狂妄派”看来，一切专业活动都必须否定，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把它们一一批臭、碾碎；同时，一切中间人物都必须鞭笞，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将他们一一侮辱、威胁。　
　　用“狂妄派”的话来说，已经打倒的一切都是“死老虎”，而大量没有打倒的普通教师、一般职员，则是隐藏起来的“活老虎”。理由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去刺杀日本兵，竟然苟活了下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奔赴延安，竟然留在了上海；他们在民不聊生的时代还在学校里领薪水，而没有把薪水捐献给贫苦大众；他们在解放之后分不清两条路线，没有与刘少奇、邓小平展开斗争……　
　　“狂妄派”绝不认为除了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别的社会生活，除了政治身份还有别的个人身份。一个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一般的造反派会批判他麻木不仁，“狂妄派”则会断定他是伪装麻木，因此很可能是间谍。他们确信，很多教师的学术论文中埋藏着政治秘咒、起事信号；他们肯定，各种朋友交往、文人聚会都是在进行阴谋联络、复辟谋划。　
　　正好，那时上面宣布，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十七年，文化界和教育界都被实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专政。像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单位，是两大专政的叠加之处，因此黑上加黑，没有一线光明。按照这个逻辑，凡是十七年间在文化、教育界活下来的，都是有罪，都要天天请罪，如果上过讲台、写过文章、演过戏、唱过歌，更成了反动专政的施行者，称得上十恶不赦了。过不了多久，“狂妄派”发现，只要随便打一拳出去，怎么也不会打错了人。　
　　“狂妄派”按照这个原则，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老朽滚蛋！”“老朽”的年龄标准，是四十岁。当然，这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因此，“狂妄派”大义灭亲，在思想上彻底驱逐父母。一个“狂妄派”成员为此还改写了一句老话，张贴在墙上：“我爱过父母，但更爱真理”。　
　　这条思路被几十年后极端主义的大批判干将们继承了，他们无法接受一切经历过“文革”而身心尚健的人，常常使人们好奇：他们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父母？　
　　几年前我见到一个刚刚结婚的大批判干将，听他讲了一通对过往历史绝不能留情的昏话，就盯着他想，他的曾祖父，一定没有在北洋军阀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祖父，一定没有在国民党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父亲，也一定没有在“文革”中搏斗而死，否则哪有他的生命来源，哪有他的结婚之喜？　
　　我几乎可以断定，他的父母亲在“文革”中多半是造反派，因为当时造反是中央号召，全国响应，不能造反的只有少数被打倒的对象和他们的家庭，而从他骄横得意的神情看，完全不像有一个蒙受过苦难的家庭背景。　
　　当时的“狂妄派”和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在一个斩断任何血脉联系的玻璃罩里，因虚无而虚假，因虚假而虚弱。　
　　一般的造反派喜欢吵吵嚷嚷、冲冲杀杀；“狂妄派”喜欢上纲上线、诡辩滔滔。一般的造反派有简单的阵线，即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狂妄派”没有阵线，身边的一切都能通过七拐八弯的大批判成为冲击对象，因此没有了前方、后方，没有了敌人、朋友，最后在纷乱的打斗中把自己困死、缠死。　
　　当时不知是上海《文汇报》还是《解放日报》，对于“狂妄派”、“狂代会”之类的提法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在报纸一角发表了一篇小评论表示异议。当时报社也全由造反派掌权，因此这种异议也只是为了保护造反派的脸面，但立即把“狂妄派”激怒了。　
　　本来，一般的造反派之间也会产生这类龃龉，互相对骂一阵也就过去了，但“狂妄派”的想法和做法就完全不同。他们说：“报社反对我们，可见已经成为牛鬼蛇神的传声筒，我们学院正有一大批牛鬼蛇神关押着没事干，何不让他们直接到报社去上班，省得报社为他们传声呢？”　
　　说干就干，当夜，他们就把学院里的打倒对象押上几辆卡车去报社，责令他们到了报社必须飞速冲向各个编辑室，把正在工作的编辑人员从椅子上推开，自己坐上去；拿起纸笔立即“工作”。　
　　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报社的夜班编辑们看到一大群头发花白、衣衫破旧、脸无表情的人疯了般地冲进每个编辑室时的情景，会多么惊愕。他们一定觉得，反动派果然复辟了，只好乖乖举手投降。　
　　这就是“狂妄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已经是他们的了，但定睛一看又全然不是，连一般造反派也不支持他们。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尖，他们的天地越来越小。　
　　因此，这注定是一个激愤、勇猛、促狭、邪恶、孤峭、短命的族群。他们的炯炯双目，不能不渐渐黯淡，却又时时期待着点燃。一天又一天，终于混迹于怀才不遇的酸文人中间，即将成为真正的“老朽”。所不同的是，酸文人没有驱逐过自己的父母尊长。　
　　也许，这是所有极端主义分子的共同命运。我在这里多写几句，是想给今天浑身充满杀伐之气的大批判干将们作个参考。　
　　　
　　三　
　　　
　　不久传来消息，为了保障“狂代会”的安全，要突击清理校园的阶级队伍，临时驱逐每一个敌对分子和可疑分子。　
　　我至少算得上“准可疑分子”吧？因此已有学院后勤组的一个造反派干部到过我们宿舍，对着我和另外三个同学说：“狂代会期间，学院的宿舍和食堂都要让给各地来的代表，决定请你们搬离，越快越好。”当时说“越快越好”，一般是指当夜就会采取“革命行动”，大家都听得懂。夜间的行动往往放在半夜之后，一个个直接从被窝里揪出去，睡眼朦胧间十分狼狈，因此必须赶紧搬离。对我来说，去处只有一个，回家，到阁楼上打地铺。　
　　祖母、妈妈还沉浸在失去叔叔的悲痛中，但与前一阵相比心情已稍有恢复。听我说完被学校“狂妄派”赶回家来的原因，妈妈说：“奇怪，一群疯了的人怎么也会感到不安全？”　
　　灾难已使这个屋子很久没有幽默了。妈妈一引头，祖母立即接口，盯着我说：“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了，他就出道了。”　
　　我一愣，立即明白，祖母这话，与叔叔有关，也与爸爸有关。　
　　我一直记着祖母的这句话，直到今天。很多朋友总是问我为什么能在一片大批判喧嚣中保持从容，我总是只以微笑来回答，因为答案是秘密的。　
　　但是，近几年至少有三位精神科医生看了那些大批判文章后得出了某种比较肯定的结论，因此我也可以把秘密公开了。　
　　那答案就是祖母的那句老话：“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了，他就出道了。”　
　　　
　　　四　
　　　
　　　开过“全国狂代会”以后，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狂妄派”虽然还是疯话连篇，却已经无所作为。　
　　古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主席说，知识青年不与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必将一事无成，“现在该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这些话，不管从正面理解还是从负面理解，我们学院的造反派都惴惴不安了。　
　　他们想方设法试图讨好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但人家似乎不予理睬。　
　　我几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的，也是“工总司”。因为我爸爸的命运捏在他们属下的一个造反派手里，我们全家的生死存亡，都与这奇怪组合的三个字有　
　　“工总司”老在内讧，各派头领抓来抓去，上海大街上张贴着有关简报和标语，我几乎每夜都要去看，希望哪一天看到我爸爸单位造反派所属的某个司令垮台，甚至期盼着更大奇迹的出现，例如“工总司”由于某个事件而整体垮台。　
　　然而事实越来越不乐观，“工总司”已被牢牢地整合在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等人手里，而且似乎北京对他们越来越看重。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执掌着全上海的工业、商业、运输，自然成了上海“文革”的重心所在。　
　　，　
　　依我看，上海各所高等学校造反派的风头，也就是出了半年，即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等到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一月风暴”，风头全在“工总司”这一边了。学校里的造反派可以窝在学校里边发威，围墙之外，全是“工总司”的天地。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这两者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当时由于“工总司”起来造反，上海的工业生产停顿，致使黄浦江码头上积压了四十万吨物资。这事牵涉到国际航运，北京有点着急，下令快速处理这些物资。在当时，也就是必须派一批人用肩膀去一件件地搬，搬走这四十万吨。　
　　那么，叫谁去搬呢？工人都去造反了，他们是“领导阶级”，需要领导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谁也懒得搬，工厂里又很难找得到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来服苦役。这时一些高校的造反派头头为了向“工总司”献媚，声称学校里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和需要劳动改造的人很多，拍胸脯包揽了这项重活。我和我们班级的多数同学也作为“需要劳动改造的人”被押送到码头搬运了半个多月，真累得背瘫腰断，步履蹒跚。　
　　学校里那么多造反派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这次搬运劳动。只在搬完的那一天，来了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