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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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叔叔，姨妈也叹息了，“是啊，身边有一只女人的手撑着，怎么也倒不下来。”
“他们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吗？”益胜哥问。
“谁也没说摘过。但是现在好笑的不是他们，倒是那顶帽子了。他们戴着帽子漂漂亮亮走一路，连那帽子也成了装点。”我说。
益胜哥点头。他突然转向姨妈，说：“人家不单是裁缝，也离过婚！”
姨妈不知如何回答，目光疑惑地看我一眼，知道她今天讨来的救兵帮了倒忙。但我看得出来，她也有点被我说服。
趁这个当口，我急忙告别，说爸爸生病了。
姨妈、益胜哥怪我不早说，还关照，有什么要帮忙，叫他们。
八
赶到爸爸单位，说爸爸已送医院。
赶到医院，说爸爸已送重危病房。
赶到重危病房，不能进去。到护士办公室，正见到妈妈神色慌张地站在那里，手上拿着好几张病危通知。
原来爸爸早就患有糖尿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天没日没夜的折磨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集中精力关注着自己的政治灾难，没有太在意病情，这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都能理解的。好像突然间谁也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了就是“活命哲学”，像叛徒、汉奸一样可耻。
人的身体在灾难中最经打熬，他居然都一次次硬挺过来了。后来不断地关关放放，像是在与他的生命底线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我几次回家见到床边有酒精灯、试管等最简陋的化验设备，妈妈说，爸爸每次回来都要在自己的尿液中测试胰岛素，他的血糖指数实在太高。
这次，他又突然并发急性肝炎。医生说，这两种
病正好矛盾，无法治疗。
妈妈不相信糖尿病加肝炎就是死亡，刚才请一位护士带领，去找了医院领导，询问能不能再转个医院试试，或者找别的医院的医生来会诊。
医院的领导说，转院和会诊都需要所在单位批准。医院已与爸爸单位联系过，单位说爸爸是审查对象，近期内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又说，如果医院自己愿意转院和会诊，并承担全部政治责任，单位也不反对。医院说，单位这样说，就是婉转地表示反对，医院毫无办法。
接待妈妈的那位医院领导人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听说刘少奇最后也死于糖尿病和肝炎并发。”这句话说得很残酷，妈妈听了不知所措。
我搀着妈妈回家，路上听妈妈反复讲着一句话：“刘少奇的家属全被关起来了，没办法。我们还没有关，死马当作活马医，分头活动！”
九
什么单位能够说服爸爸的单位和医院呢？我突然想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宣队领导，一位态度和气的炼钢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姓，还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与他聊过天。他也许能够帮我一把，给我爸爸的单位或医院打个电话，发一封盖有公章的短信，劝他们允许为我垂危的爸爸作一次会诊？这样做就要让我冒充复旦大学的教师了，但是我想为了救人一命，那位炼钢工人没有断然拒绝的理由。
第二天一早赶到复旦，在中文系办公室没有找到他。系里的工作人员说，他在学生宿舍几号楼还有一个小办公室。到了那个学生宿舍一打听，他的小办公室在楼梯下的小间里，可能原来是储藏室或清洁工人的休息处。一个系里的领导人愿意落脚于学生宿舍的前沿，我的印象很好。
他见到我很客气，一再叫我“小袁同志”。
我把爸爸的情况一说，他满脸同情。但当我说到爸爸还处于审查状态，单位没有同意转院和会诊，他的脸色变了。
等我说完，他笑了一下，说：“你说的一切我都听明白了，但这事你还是应该找自己所在的单位。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戏曲学院的？”
我说：“不，是戏剧学院。”
因时间紧迫，我来不及向他道谢，转身就走了。
十
当然是马上去戏剧学院。先在复旦门口乘一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再转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到静安寺，然后跑步到学院。到了革委会办公室，没什么人，一打听，工宣队回厂办学习班，军宣队回部队集训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才会回来。
我只能惊慌失措地去找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当时住在一个无水、无厕所的小阁楼上，听我一说他也急了。他说，他立即会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但他自己“文革”以来一再成为冲击对象，正准备调回浙江老家工作，在学院工宣队里只有一个朋友，姓王，可以拉上一起去看爸爸，但那人是最普通的工宣队员，不能代表单位说什么话。
盛老师把我送下楼梯时又说：“即使戏剧学院同意以单位名义去劝说人家会诊，人家一定不会理睬，因为这不是病人的本单位。要使劝说有效，还得找高一点的单位。我听复旦的同学说，现在你们这么多教材编写组都属于市里的写作组系统领导，你认识市里写作组的人吗？”
我说：“原来认识一个胡锡涛，但他已不在上海。只见过一位徐先生，在徐企平老师家一起吃过一顿饭，再也没有联系过。”
盛老师说：“可以问问你们教材编写组的小高，他也是我的同学。他可能认识那里的人多一点。”
那末，我还要向复旦大学赶去。仍然是奔跑到静安寺乘二十一路无轨电车，再在虹口换一路有轨电车。
盛老师建议我去寻找的“写作组系统”，现在的读者一定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因此需要作一点说明。“文革”期间，中央的很多顶级领导机构都缩小形体叫成了“组”，例如“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等等，上行下效，各级党政部门都纷纷叫“组”了。上海市的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也变成了“农业组”、“工业组”、“政法组”、“商业组”、“财贸组”之类，其实都是市一级的局，或委员会。“写作组”与这些组并列，管辖权限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宣传部、教育卫生委员会、社会科学院、社联、文联、作协，十分庞大。这种行政结构很不正常，却是当时的现实。当然，不叫“宣传组”、“文教组”而叫“写作组”也可能有一点纪念的意思，因为它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人恰恰参加过“文革”初期那个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写作组。后人很容易把这两个“写作组”搞混淆了，把一个很大的行政管理系统错当成了一个写文章的小组，这就闹了笑话。
我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见到的胡锡涛先生，便是“文革”初期那个写作组的成员，徐企平老师想通过他来救我的父亲，没有成功。现在盛钟健老师建议我去寻找“写作组系统”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际上是去寻找当时既管得了高校，也管得了医院的领导部门。我们在复旦的教材编写组当然也属于这个部门管辖，但我怎么能找到其中有权力向医院发话的人呢？
爸爸已经非常危急，而我现在去复旦，只是去找一个有可能认识那个领导部门的某个人的人！即便通过小高找到了“某个人”，他有没有可能通达有权向医院发话的人？那个人又会不会发话？
根据这两天的经验，我知道几乎不会有希望。
因此，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我感到非常辛酸，心想爸爸真要死了吗？整整六年，他天天等待，不是等待洗刷诬陷，只想等待一个稍稍宽容的说法，譬如，说他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不影响子女的前途，这就够了。但死亡已临，他没有等到。
十一
到复旦后便向学生宿舍飞奔，到编写组一看，幸好，小高还在。我把情况一说，他便同情地摇头，“写作组根本不会管这种事，他们怕麻烦。”
我说：“这对我家，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一位老师家里，曾和写作组一位姓徐的先生一起吃过饭，他会有印象。我现在如果求他，他会不会帮忙？”
小高说：“他啊，我想不会。”说完笑笑。
我对小高说，能不能告诉我徐先生所在办公室的电话。小高爽快地说：“可以，我翻翻看。”
他在通讯录上找到了那个号码，我打过去，徐先生不在，接电话的是姚先生。我也不管了，逮住姚先生就把爸爸的情况说了一通，表示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在焦急地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想到对方是一个陌生人，不禁悲从中来。姚先生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有异，就不断重复地说：“坚强些，坚强些，你坚强些……”
虽然毫无用处，但“坚强些”三个字还是提醒了我。我不想让房间里的各校教师看到我流泪，搁下电话后没有立即转过身来，快速地用手帕擦了一下，装着在想什么问题，低着头平平心气，然后再回头。一回头就看到大家都看着我，刚才我在电话里述说的内容和声调，他们都听到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通过哪个单位去恳求会诊，这个办法太缠绕，也没有实效。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危急，不如自己找医生。
我说，爸爸是急性传染病，不允许自己出来找医生；不经过医院同意，其他医生也进不去。
后来不知谁说了句：“拿出你爸爸的病历来，找胡寄南先生！”
十二
胡寄南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师，兼通医学，是一位业余的现代儒医。据说有些绝招，经常半夜里被接到机场，到北京为领导人看病。
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已经很老，瘦瘦的，裹着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坐在别人的脚踏车后架上，疾驰而过。
我想，他那件崭新的军大衣一定是看好了某个军队首长的病之后所得到的报酬，此刻疾驰而过，一定是哪个系又有了危急病人。
后来我又看到过两次，同样是军大衣、脚踏车，同样是疾驰而过。
我说，爸爸的病历可能拿不到。大家说，其实胡寄南先生也不在乎病历，只在乎自己按脉。现在既然病人出不来，你就把病情说清楚，请他开个方子。
在我们认识的人中，与胡寄南先生关系最好的可能是吴欢章先生。吴欢章先生原来是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副组长，但不久前已经离开，去管外国留学生的工作了。
事不宜迟，我问清了吴欢章先生家的地址，立即冲了出去。
敲开门，吴欢章先生见是我，真诚地表示欢迎。但是，就在几秒钟时间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变了，因为他发现了我脸上的表情。
一种无从掩饰的悲痛和焦灼，能够立即被一双善良的眼睛感受到。吴欢章先生跨前一步握住我的双臂，急促地问：“小余，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完，他拉我坐下，一边说着“别急”，一边却着急地搓着手，想对我作一点什么安慰。
他想起了什么，走到一个极小的厨房里去了。这时我才匆忙地打量了一下，发现他只有一间房子，书房和卧室合在一起，壁上有满满的书架。他端着一个小碗出来了，里边盛了大半碗桂圆汤，这当然是他的妻子慧娟为他燉的。“只剩下这一些了，你喝了吧，别急，别急，我马上带你去找胡寄南先生。”
我把那半碗桂圆汤一饮而尽，然后就跟他出了门。
胡寄南先生的家比吴欢章先生的家宽敞多了，看得出来，他们确实很友好。
吴欢章先生把我说成是他的好朋友，请胡寄南先生破例，在没有按脉、没见病历的情况下开个方子。
胡寄南先生看了我一眼，用响亮却略带干涩的声音说：“这个例，什么人也不能破。不见病人，怎么开方？但是不要紧，今天先听我说几句，过一个时期好一点，再来不迟，我不怕传染。不仅把脉重要，观看脸色、眼睛、舌苔也重要，到时候再开方子。”
我不断恭敬地点头，吴欢章先生也陪着我频频点头。
点完头，胡寄南先生的话也停了。我用眼睛等待着他的指示。
“记住，你父亲的病情，主要是湿，不是潮湿的湿，是中医里的那个湿，属于阴邪。字是一个字，意义不同，可看《素问》。你父亲，为了去湿，要多吃一种东西，不吃一种东西。” “多吃一种什么？”我急急地问。 “炒豆子”。胡先生说。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炒豆子。就是把干的蚕豆炒了，不要油炸，只是炒。这种豆子，最能吸湿。” 我看了吴欢章先生一眼。 我发现，吴欢章先生也惊恐地看着我。 “绝不能吃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最湿。”胡寄南先生继续说。 “绝不能吃什么？”我问。 “苹果。记住了，不能吃苹果，、g口不是好东西。”胡先生说。 离开胡寄南先生家后，吴欢章先生对我说：“这不行，还得另外想办法……” 看来爸爸是没救了。 这事倒是怪不得胡寄南先生，他一没有看到病人，二没有看到病历，岂能乱开药方？
十三
我从胡寄南先生家里出来后，又赶到医院，医生已经停止一切医疗措施，爸爸也被移到了太平间隔壁的一间房子里，那里没有医疗设备。
人的生命非常神奇，有时看来只是游丝一颤了，但只要不断，还有可能变成千条缆索；有时看来只剩残息半口了，但只要挺过，还有可能吞吐雷霆虹霓。爸爸在临终昏迷中飞荡出来的一缕魂痕到隔壁的太平间盘旋几圈后没有降落，居然又从门缝底下钻了出来，轻轻地找回了躯体。
使他得救的奇迹，与一位中医师的边缘性实验有关。这位中医师好像叫姚鸿光（也可能我记忆有误，请原谅），决心要找几个被西医作了死亡判定的病人，用中医拉回到重生的边缘。对爸爸这么一个极端性病例，连姚医生也只是姑妄一试，但他成功了。
爸爸这次复生，除了姚医生外，还有意志的力
量。
爸爸的求生意志主要是放不下家人。
但是，我们差点把他放下了。这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来回奔波毫无效果，除了很多人见死不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复旦离家太远。我把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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