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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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首先，没地方吃饭。山下有一个很简陋的食堂，但一下一上要走很长时间，因此只能几顿合成一顿，基本处于饥饿状态；其次，找厕所也不容易，每天要在山间走不少路，如在半夜，又遇大雨，就有点恐怖。
盛钟健老师当初设想，他为我找的地方即使万般不是，至少“有茶可喝，有书可读”。喝茶显然不可能，因为弄不到开水；但读书这一项，却超乎想象地满足了。
原因是，这老楼原来是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图书馆”。
二
这个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就造成了，先叫奉化县图书馆，一九三O年改名为中正图书馆。
书籍主要来源于捐赠，蒋介石自己捐献了一百多种图书，地方绅士朱守梅捐献了《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另一位地方绅士俞飞鹏捐献了《万有文库》，后来图书不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夕已达到一万多册。这数字，作为图书馆的藏书，现在看起来实在不多，例如还远远比不上我一九八六年个人藏书最丰时的数量，但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的文化人怕这些图书毁于战火，一次次搬运到乡间躲藏，到抗战结束后运回，只剩下了八千多册。
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当然不能保持原来的名字了，不久连“图书馆”这个名义也撤消了。事实上，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万有文库》为主干的藏书，到了处处都在“破旧立新”的新时代，实在也不堪实用，几乎无人间津了。
幸好它长久无人问津，终于被人遗忘。否则，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红卫兵非得把这些书，连同这座楼，彻底烧个精光不可。当时连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怎么会让国民党总裁的图书馆成为漏网之鱼？
但它终究成了漏网之鱼，漏在锈迹斑斑的封闭中，漏在树遮草埋的半山里。 好像，专在等我。 那天，楼下朝东的那扇门被轻轻打开，很快又关上了。楼梯上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我从门缝一看，一位清瘦的老者正慢步上楼。他走过我的门口，转个弯，继续上楼梯。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看来老大爷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怕突然间吓着了他，我故意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的大门口看下来，我随即给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在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老大爷算是一名保管员，过几天来查看一次。在当时，看管这些旧书的意义谁也说不出来，有关部门只是让一个古稀老人有点事做而已，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来看书，因此听我谈起这间屋里所藏的那几部书，他很兴奋。
一开始他随口介绍说；《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朱守梅在一九三O年捐献的。我说：“一九三O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立即走到书橱里翻动，然后告诉我：“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又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老大爷换了个书橱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说：“商务也有更新式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
就这么扯几句，老大爷说：“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它们也是可怜，抗战期间从这个村搬到那个村，躲来躲去，好不容易保存下来，却没有什么人来读过。蒋介石要蒋经国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哪里有空，只是来翻过几回，匆匆来，匆匆去。”
顺着这个话题，我提出了借阅的要求。老大爷一口答应，却只准我在这间屋子里阅读，连移下十级台阶，借到我的小房间里也不同意。他说，这是一九三O年就订下的规矩。我想，在这文化大革命的乱局中，他居然还在遵守一九三O年“中正图书馆”的规矩，既荒唐可笑，又让我尊敬。人世间总有一些不管时节、不识时务的人，正是他们对时间的漠视，留下了时间的一分尊严。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天天可以来。”他说。 “这多麻烦您啊。”我说。 “不麻烦。我平日没事，在家里、在这里一样。以前没人看书我不来。你来看，我陪着高兴。”他说。
以后，老大爷果然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书橱旁的一个架子上又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辞书，可以成为我的帮手。
三
正是那些密密层层的古籍，使得老楼离外面的世界更遥远了，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纯净。开始我以为这种纯净来自环境，一个月后觉得这种纯净来自文化，再过一个月又觉得这种纯净来自自己的生命了。
忘了在哪一天，我把几册线装本小心地装回函套，插上玉签，推过一边，再把我写的几页笔记拢齐，拿起来在桌上顿了顿，放下，轻轻地舒了口气，闭一会儿眼睛。突然，一个有趣的想法闪人脑际：我从小就听说吴石岭半山里藏着古书，一直等着哪一天能看到它们出土，现在我不正是全部得到了吗？也是半山，也是古书，只是换了一座山而已！
原来，“半山古书”不是一种秘藏，而是一种境遇。但是，既然从小听得，几成咒语，那么，我要万分珍视这个境遇。
我下楼爬坡，到一个高处向家乡遥望，希望能看到吴石岭。但是，浅褐色的岚气间山峰很多，我认不出哪一座是吴石岭，但那最高的一座，估计是吴石岭南边的栲栳山。
我目前在这个半山读到的古书，一定要比那个半山藏着的古书多得多。天下再神奇的传说，都比不过我们的人生玄机。或者说，传说是一种企盼，企盼中的结果总会落到企盼得最诚恳的人的眼前。
现在我有幸成了这个人，“半山古书”的洞口打开了。我似乎领悟到，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安排我拔离污浊，参与一种神秘的预习。将来的很多事情，会与这种预习有关，会与这些古书有关。
想到这里我有点惊慌。这片土地，还会有机会与古书有关么？
因此，山下的世界，又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
山下那个食堂门口有一个阅报栏。我走过时会习惯性地瞥一眼，瞥后又深觉后悔，好像目光的一端沾到了污秽，辜负了这半山清寂。从大字标题看，外面确实是在闹“批邓”了。阅报栏张贴的报纸中，有一份是上海的，有一份是杭州的，有一份是宁波的，大多数文章都离不开“批邓”，这比“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大批判更让人反胃。“文革”初期除了我家这样备受欺凌的族群之外，很多人还闹不清这场革命会带来什么结果，边喊口号边观望；这么多年过去，只要略有良知的人都已看清是非曲直，再闹大批判已近似耍泼，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跟随呢？
这种忿懑和感叹，在这里只是从心头一闪而过，因为我的心思早已埋落在千年之前。但是有一天，我那一瞥似被冻住，不能不靠近阅报栏细看一番。一个我知道的笔名，“石一歌”，一个多所高校的联合教材编写组，居然也在写批邓文章了。
这种文章，无非是拼凑几句鲁迅的话来论述历史不能倒退。从阅报栏上看，现在似乎是全民都在这么做，但我内心还是很不舒服，猜测着那些教师们参与其事的原因。是不得已而奉命，还是有一两个人不甘寂寞？这一两个人是谁呢？金牙齿肯定是，另外还有谁？想了一阵，毫无头绪，也就让山风把种种想头吹走了。
我在山路上边走边想，脚下是飘落的树叶，踩上去软而无声。但是有几段山路未被树荫遮盖，飘落的树叶被阳光晒干了，一下脚便发出很响的嚓嚓声，阻断了四周的蝉鸣。
四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叫锦屏山。身体稍好时，我会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望乡台”，不知有何典故。山径空无一人，无处可问。
站在望乡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台湾很多老人，一直把这里当作遥望的对象。不久前，八十九岁的蒋介石先生病逝台湾，灵柩暂歇慈湖，只是因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异常安静，草树无风，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蛰居着的这座老楼，也默然颓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这个时间蛰居在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楼里呢？这些天他的游魂飘然返乡时也许曾一再地在这座老楼里停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云时代终于被岁月本身过滤，只剩下风烛残年的单纯。今天的我，正攀援在思乡老人的单纯里。
山下的食堂也尽量不去了，买一些最便宜的干粮充饥。发现半山有一处山溪清洌，散步时总带个杯子到那里喝个够。这是因为，看书一投入，连下山、上山的时间都舍不得了。
一天傍晚，听楼下有急促的敲门声，下去一看，见是史洁英大姐和那位本地画家王利华。他们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会不会波及浙江，这楼太老，万一来了地震难免坍塌，因此要我搬到他们所在的破庙中去住。“当然破庙也不安全，但毕竟只是底层，逃起来方便。”
因为完全不知相关情况，所以也没有犹豫的可能，立即听从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个网兜去破庙了。白天，还是到老楼看书。老大爷仍然每天来陪我。有一天他还提了一袋家产的水果到破庙来看我，算
是正式拜访，尽管我们在老楼天天见面。这是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生疏了的老一辈的礼数。
老大爷多次问我：“这么枯燥的书籍，你年纪轻轻怎么钻得进去？”
我说：“只要钻进去，里边就不枯燥了。”
确实，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但只要人得其内，便能发现诸多门径。即使是称作“备要”的书籍，也要懂得区分其中的基元典籍和衍伸学说，然后明白何处专攻，何处精研，何处泛读，何处浏览。以我的经验，寻找区分的界线，便是充满兴趣的一件事，因为基元和衍伸常常混杂，即便区分清楚了，又会发现基元之中还有基元，衍伸之外还有衍伸。这样阅读，一路探询结构，步步都有发现，自身的思维与古代的典籍相与斡旋，事半功倍。
后来才知道，正是这个时期，外面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毛泽东病重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大轴子戏”，正以特别怪异和凶险的方式一幕幕展开。所幸我在山间，什么也看不到。
终于，哐啷一声，天下一抖，所有的人都明白，事情要告一个段落了。
自从我从两个山民口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好像一个决定大家命运的重要人物去世了，便立即提起网兜离开了那座楼、那座山，为的是急着要看看，全家的命运是否会发生变化。
那天走得何其匆忙，下山时甚至没有抬起头来再看一眼这座留下了我关键“学历”的半山老楼。
我几乎是气喘吁吁地小跑着，下山、等车、找船，急急地赶回上海。我不知道今后将会遇到的，是更大的灾难，还是别的什么。对全家而言，我已经“失踪”太久。
后来才知道，半山老楼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前面，一段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等着我，等着中国。
第九章
隐秘的河湾
一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
二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