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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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蜿蜒曲折的鸡肠小道连接着高高低低的人家，都是用脚踩出来的土路。其中一条主干道，由山脚直通山顶。每到秋后，山顶收获的粮谷蔬果便装上小骡子拉的二马车，由这干道运载下来。这条道是用碎石铺成的，坚实有力，可以承载村民们年年巨大的喜悦和千吨万吨的果实。每逢此时，这碎石道上要铺上黄土，垫上树枝和干草，最怕筐子里的梨子被颠破。后沟村的梨子水多而甜，皮薄且嫩。一车车的黄梨绿菜，红枣白瓜，从山顶运下来后，一半人尸人仓，一半拉到西洛、什贴和东赵的集上去卖。直到今天集上交易的方式常常还是以物易物。
村民说，以物易物，相互看得见，不用算计，实实在在，最公平。
此刻已人深秋，但家家户户的院里还堆放着黄澄澄的玉米。有的人家将玉米码成一垛垛，像金库里的黄金。挂在墙上一串串鲜红的辣椒，椒尖东卷西翘，好似熊熊的火苗。它们依然带着两三个月前收获时节的眉开眼笑与生活的激情。但村民的生活已经进入农闲。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指导农耕生产，也调换人的心境。一种富足和休闲的气氛弥漫这古老的山村。现代社会城中的休闲间断性地一周两日，农耕的休闲从秋叶满地一直到转年的大雁南来。
一条汉子倚在一架手摇的鼓风机上读报；几个孩子聚在一块平台上玩“跌面面”；一个小女孩穿着名唤“外刹孩”的鞋子在一旁独自踢毽儿；还有四五个老人一排靠墙蹲着，晒太阳，抽烟，发怔，相互并不说话。他们几乎整整一生厮守一起，话已说尽，为什么还要坐在一起，一种生命所需求的依靠么？
阳光照亮他们雪白的胡子，晒暖了每一面朝南的墙壁。一只蜻蜓落在墙上，吸收着太阳从遥不可及的地方送来的暖意，那种玻璃纸一般的双翅和抹在泥墙中细碎的麦秸皮闪闪发光。外边阳光的暖意已经十分稀薄。但是当阳光穿窗人洞，竟在窑洞里集聚得温暖如春。两位妇女盘腿坐在床上，用杂色的碎布块缝虎枕。我知道三晋各地的布老虎加起来至少有八百种。我还一直想去布老虎之乡长治地区做一次“寻虎行”呢。后沟村的虎枕，可以当枕头使用，放在炕上又是一件艺术晶；当然，老虎还是阳刚的象征并具驱邪之意。枕头一端是虎面，猪棕做的粗硬的虎须，白布缝的尖尖的虎牙，朱砂色的线绣成的云形的虎眉。虎的表情既威严又滑稽。枕头的另一端是翘起来的虎尾，尾巴末端还挂着用彩色棉线扎成的一绺彩穗，更显得趣味横生。在中国的民间，对于畏惧的事物，往往不是排斥或仇视，相反要与之亲近。人们恐惧洪水，反要舞龙；人们厌鼠，却把老鼠的婚事印在画上；人们怕虎，竟将虎帽虎鞋穿戴在孩儿身上。这样一来，人们不是与自己畏惧的事物美好地，融为一体了么？每每看到这种表现，不能不被民间的包容性、亲和力及其博大的情怀而感动。
后沟村有动物，但人们从不打猎。老天也爱此地，故而有蛇却无毒蛇。村民们不尚吃野味，只吃喂养的家禽与家畜，以及粮食蔬菜和瓜果梨桃。男人用土烧制砂锅，女人用荆条编制箩筐。烧火是山中的荆条柴草，不去砍木伐树。用水古时取自龙门河，现在来自深井。后沟村最令人惊异的是家家户户的下水全部使用暗道。各户的分道通向总道，在大山里穿来穿去，然后下泄河中。为了防止雨水冲毁山道或积水淹垮山体，引发塌方，故而山村处处都有疏导雨水的明渠。最高的排水沟竟在山顶上。明渠的水汇人暗道，兼亦利用雨水冲洗暗道，排除淤塞。如此聪明的、巨型的排水工程缘自何人？现在的后沟村人已经无人能说清楚。口头的记忆就是如此脆弱。甚至连山村最高处那个位于艮门的神秘的空宅——吊桥院的主人姓甚名谁，也已经化为一团迷雾了。
然而，这个排水系统，令我对后沟村的历史文明心怀崇敬。说到系统，还不止于此。整个山村的生活都是独立的，齐全的，配套的，自成系统的。
它有磨房和油坊。至今还可以看到一个堆着一些空空的大缸的醋坊遗址。村里有铁匠和木匠，开窑造屋人人都会。至于纺线、织布、裁衣，乃是全村妇女们的擅长。女人们还会用刺绣、剪纸和面塑让生活有声有色。山西人制作面食花样翻新的本领可以进入吉尼斯，后沟村的女人能用五谷杂粮煎炒蒸炸煮烙烤，做出六十多种主食来，兼能制做酒枣、干萝卜、灌肠、腌酸菜等等五花八门的小菜小吃。山村半腰的地方有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一边是菩萨殿，菩萨毁于“文革”，栋梁上的彩绘依稀可见；另一边是古戏台，前棚后屋，形制优美，保存尚属完好。据观音堂所存重修乐亭（即戏台）的石碑上说，重修戏台是咸丰七年（公元1858年）。这次重修距初建戏台“百有余岁”。按此计算，戏台始建应在乾隆中期。此外，我在戏台后屋发现墙壁上有许多墨笔字，细看原来是榆次市秧歌剧团在1958年9月10日至13日夜场演出的剧目。可见，至少二百年来，戏台前的广场一直是这小小山村的精神乐园。每逢庙会、社火和节日里还有种种自编自演和自娱的活动呢。从物质到精神他们都是有滋有味和自给自足的。这才是农耕文明一个罕见和地道的村落典范！一定是老天为我们抢救民间文化的苦心所动，才在这最关键时刻，把一个完整又完美的农耕村落的标本馈赠给我们。而同时我已预感到这个极具个性、气息非凡的小村落的深层一定蕴藏着更丰
富和独特的文化信息。我一边思谋下一步该如何做，一边登上高原。此时，日头西斜，侧光人村，半明半暗，景象更加立体。然而山谷空气之清澄，令我惊异。每一口空气吸人肺，鄙像气化了的清泉，把肺叶凉爽地洗一遍。低头看到一村民蹲在下边一块突兀的山丘的顶上吃面条，人在这地方很是危险，看来他却早已习惯了。而且边吃边与更下边的另一位村民聊天。那村民坐在自家院中的磨盘上。
这下边吃面条的村民与我距离十来丈，他与更下边另一村民又距离十来丈。但所有说话的声音都像在我的耳边，清晰至极。他们平常就这么聊天吗？
据同来的一位东赵乡的人说，有时两人说话，全村都能听见。
我忽然悟到，所谓桃源，既非镜花水月，亦非野鹤闲云。原来——互不设防，才是桃源的真意。
陶渊明所写是他心中的桃源。我所写是我眼见的桃源。
不信，你可去看。但行动要快，倘若去晚，说不定已经被现代化的巨口吞掉了。第一部民俗志
初步考察过后，采样小组成员全都兴奋难抑。工作成果在摄影家李玉祥那里立竿见影。他用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将所拍摄的影像一一展示出来。更加证实后沟村具有典范的意义。他几乎将这个古村落所有重要的视觉信息尽收囊中。由于我们进村后各自行动，他还拍到不少我没有见到的珍罕的细节，显示了这位涉足过数千个古村落的摄影大家非凡的功力——镜头的发现力、捕捉力和表现力；以及在横向行动中纵向观察的深度。
我对他说：你下边的工作是编写“后沟村民俗调查摄影记录范本”了。
摄像师樊宇提出，他今天遇到村中一家正在办葬事。他决定住进后沟村拍摄该村丧葬民俗的全过程，然后抽样进行人户的民俗调查。
我知道樊宇是具有献身精神的摄像师。他锐利的眼睛已经看到后沟村在人类学和民俗学中的价值。他不会放弃或漏掉任何机会。摄像与摄影的生命就是抓住稍纵即逝的影像。
另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后沟村的民间文化进行文字性的全方位和深入其中的普查。我将这—工作交给榆次区的文联与民协。他们是有普查经验的。我将乌丙安教授编写的《村落民俗普查提纲》交给他们，内分生态、农耕、工匠、交易、交通、服饰、信贷、饮食、居住、家族、村社、岁时、诞生、成年、结婚、拜寿、丧葬、信仰、医药、游艺，凡二十类，二百七十个题目，有的一题多问。请他们据此并结合当地情况，另行计划与设题。
随后，我们又赶往祁县赵镇修善村和丰固村考察民间窗花。这两个村庄的百姓都是心灵手巧，多才多艺。凭一把裁布的剪子，一张红纸，人人能剪出满窗的鸟语花香。我们想从中找到一位传承有序的剪纸艺人，来做民间美术及其艺人的普查范本。
从山西返回北京不久，传真机的嗒嗒声中，就冒出榆次文联传来的《后沟村农耕村落民俗文化普查报告》。榆次文联在接受我们的工作安排后，很快组成以张月军为首的普查小组进驻后沟村。并制定三种工作方式：一、对所有七十岁以上老人做调查；二、采用座谈、随机、抽样方式对全村村民做调查；三、对周围村落采用问卷和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同时将我交给他们的普查提纲，依据当地情况，或减或增，重新列出十六类，一百五十个问题，一问一题。这些题目是在考察之中不断提出和完善的。切实、准确、细微、针对性强，而且周全。这个普查小组颇具专业水准。这便使这份普查报告具有形成范本的可靠基础。虽然我们亲临过后沟村，但读了这份报告后才算真正触摸到后沟村的文化。
从中，我们详尽和确切地获知该村所有的物产，人们采用怎样的耕作方式和传统技术，制肥与冬藏的诀窍，节气与农事的特殊关系，与外界沟通和交易的方式，信贷与契约的法则，一日三餐的习惯，治病的秘方与长寿的秘诀，节日中苛刻的习俗与禁忌，蒸煮煎烤炸腌的各种名目的食品与风味小吃，居住的规范与造屋的仪式，生老病死、红白喜事的习俗与程序，分家的原则与坟地的讲究，各种花鸟动物图案的寓意，村民们崇爱的剧目，信仰的世界和对象……仅仅数十户人家的山村，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而正是这深切而密集的文化，规范、约定、吸引与凝聚着后沟村中这小小的族群中的精气，使之生息繁衍于荒僻的山坳间长长数百年。
此后不多日子，榆次文联又寄来厚厚一本打印的集子。是他们进一步收集到的后沟村大量的谚语、歌谣、故事与传说。其中谚语中“短不过十月，长不过五月”、“人吃土一辈，土吃人一回”、“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不怕官，只怕管”等等，都是在这次普查中新搜集到的。多少智慧、经验、感慨、磨砺以及自由的向往与山川般阔大的胸怀，尽在其间。民歌民谣是集体创作的，它反映一种集体性格。我还很欣赏歌谣中的一首《土歌》：
犁出阴土，冻成酥土，
晒成阳土，耙成绒土，
施上肥土，种在墒土，
锄成暗土，养成油土。
这首民谣对土的爱，之深沉，之真切，之优美，真是可比《诗经》。村民们都是土的艺术家。他们真能把土地制造成丝绸和天鹅绒！还有那些关于喜鹊、石鸡、斑鸠、红嘴鸦等等充满人性的美丽传说，叫我们体味到这些从不猎杀动物的村民的品格与天性。比我们自以为科学万能而肆虐大自然的现代人文明得多了。
在我将这些资料编人《普查手册》时，感觉到全国性的民间文化普查启动之前，已经有了一宗丰厚又宝贵的收获。当然，后沟村也有收获。如今已经拥有全国一流的专家为他们编写的第一部村落的风俗志了。
观音堂考古
一切工作都做得有条不紊。没有急功近利，一如农耕时代的生活。再加上学术上必需的严格与逻辑。
从中我发现，观音堂是解读没有文字记载的后沟村史的关键。
耿彦波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我拜托他的三件事，即拓印观音堂中五通碑的碑文，还有对大殿建筑彩绘和院内古柏年代的鉴定。在历史上后 沟村有许多庙宇，除了观音堂之外，村民们都知道“东有文昌庙，西有关帝庙，南有魁星庙，北有真武庙”这句话。但保存至今的只有关帝庙；庙中具有史证价值的，也只有一块嵌在院墙上的村民们捐银修庙的石碑，年款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故而，观音堂中种种史料便如一堆宝藏，其中一定埋藏着可以打开后沟村历史的钥匙。
首先是散落在院中和嵌在墙上的五通碑。分别为：
《重修观音堂碑记》（66X49em）
《重修碑记》（143X70em）
《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143X66em）
《修路碑记》（128X73em）
《重修乐亭碑记》（189X76em）
其中前三块都是记载重修与扩建观音堂的石碑。经考证，将这三块碑的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最早一块应是《重修观音堂碑记》。时在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碑石很小，嵌墙碑，嵌在西殿南墙上，碑面无花纹图案，字体粗糙，排行草率，其貌原始。碑文说“榆次之东北有乡……建古刹一座……颓墙残壁”。可见那时观音堂只是一座简朴的村庙。明代天启年间的重修只是填裂补缺，没有大的改观。这在下面一块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块碑是《重修碑记》。年款已然漫漶不清，无法辨认。但是从碑文可以认定它是明代天启之后的一次再修。碑上描述观音堂时说“顾其庙规模，狭隘朴陋，无华欲焉”，表明明代天启那次重修之简单有限。但这一次大兴土木，故而碑文中对这次重修后的景象十分得意地记上一笔“今而后壮丽可观，焕然维新”。这次重修的成果在第三块碑上也得到了证实。
第三块碑是《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是第三次重修。碑文中说，在这次动工之前，经过第二次重修的观音堂已经是“正殿巍峨，两廊深邃”，“自足称一邑之巨观焉”。乾隆年问的重修完全是锦上添花，但规模宏大，不仅扩建耳殿，还对大殿木结构的外檐进行改造，施用昂贵的贴金彩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