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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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使人哑然失语的、一种古怪的野蛮。　
　　所以，无论《阿拉伯通史》的作者希提，还是《地中海史》的作者布罗代尔，一直到日本的堀田善卫，都对驱逐行为严加鞭挞。谴责不人道的种族驱逐，已是近代以来欧洲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十六至十七世纪之交在西班牙发生的对一个民族的驱逐，甚至伤害了普遍的人心。堀田在写到被改建成天主教堂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时，厌恶地把在大寺中央增修的华丽教堂称做“瘤子”。厌恶的描写背后，藏着驱逐弱者的行为所招致的广泛厌恶。西班牙将因其种族驱逐的行为，长久地得不到历史良心的宽容——因为，即便人们没有下意识地抱着对穆斯林的同情，他们也抱着对穆斯林文化的美感的同情。　
　　希提的《阿拉伯通史》在结束对辉煌的西班牙穆斯林时代的生动叙述、在一编末尾笔锋触及驱逐事件时，这样严厉地说：　
　　自格拉纳达陷落，到十七世纪二　
　　十年代，约有三百万穆斯林被放逐，或　
　　被处死。西班牙的摩尔人问题，永远　
　　解决了。从而清楚地打破了这样的规　
　　律：阿拉伯文明在哪里扎根，就永远固　
　　定在那里。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　
　　的西班牙，像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　
　　那是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　
　　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摇尾乞怜。　
　　中国的读者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些。考人大学的历史系十年寒窗，但是老师不讲、书上也不写。没有谁听说西班牙曾有过绚丽的穆斯林文明、没听说过以科尔多瓦为代表的安达卢斯地区曾经出现过世界文明的顶峰。当然毋庸赘言，更没听说过八百年之后、创造了这文明的主角居然被驱逐干净。　
　　但是中国人并非不能理解这种历史。从对统治者的心理，到他们残暴的方式，在中国一切都似曾相识——尽管江山牢固，但是他们恐惧。他人的美好，民众的尊严，使他们不能安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龌龊基因，是东西一致、国际接轨的。　
　　《地中海史》如下总结：　
　　首先是因为摩里斯科人仍然无法　
　　同化。西班牙采取行动，不是出于种　
　　族仇恨，而是出于文明仇恨和宗教　
　　仇恨。它的这种仇恨的爆炸——驱　
　　赶——是它对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供　
　　认，其证明就是摩里斯科人根据具体　
　　情况，在一两个世纪或者三个世纪以　
　　后依然故我。服装、宗教、语言、有回　
　　廊的房屋、摩尔人的浴室等，他们统统　
　　保存下来；他们拒绝西方文化，这是　
　　冲突的核心。……　
　　仇恨的巨浪不能卷走已经永远在　
　　伊比利亚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一切事　
　　物。这些是：安达卢西亚人的黑眼睛、　
　　数以千计的阿拉伯文地名、几千个已　
　　经进入从前的被征服的种族的词汇中　
　　的词。　
　　——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不幸的安达卢斯难民，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呢？　
　　从茶畹的山腰俯瞰下去，几个柏柏尔女人正闪动着红白相间的裙子，在溪流上的洗衣房里忙碌。在她们身旁，那群小孩还在搬挪一个节日的牌子。　
　　摩尔接受了小摩尔。非洲的荒莽大陆，就如贫寒的母亲一样，接纳了被侮辱和被驱赶的儿子。　
　　在非洲大陆北缘靠西的海岸线上，从摩洛哥到阿尔及利亚，许多地点都是当年摩里斯科人的收容地。而其中之一就是茶畹。　
　　　
　　4—Al　Rahmanu　
　　　
　　这一天太阳火烫，山道上走着一些金发碧眼的欧洲游客。狼脸阴沉着，不与他们搭言，就好像他已完全和欧洲一刀两断。而游客们，看得出心境和经济都有余裕，显然还没到思考归宿的地步。　
　　洗衣场建在瀑布边上，汹涌的水冲过一个个石头砌的搓板和水槽，而柏柏尔女人就站在激流中大洗特洗。汹涌的地水不管不顾，只知从洞孑L岩缝冲出来，疾疾地奔腾而去。那些白种游客好奇地爬上来，一处处地看柏柏尔妇女的洗衣场和磨坊。倒是没有什么语言障碍：摩洛哥人几乎都会说法语，黧阜人则还会讲西班牙语。　
　　离开山中河流以后，声浪嗖地被抽掉了，茶畹回到了宁静。小城的广场上飘扬着摩洛哥的国旗，大红的旗子上有一颗橄榄绿的五角星。旗子抖擞着，今天，往事都是过眼烟云，一切都已风息浪止。’　
　　狼脸兄弟说：我知道最重要的去处。　
　　我们随着他，一转角走进了热闹的集市。本来，选择茶畹就是为了解摩里斯科的故事。但这个不可貌相的朋友不以为然，他一路说，为什么对摩里斯科这么感兴趣？不就是一场冤罪么？你以为今天改变了么？没有。瞧瞧我吧，我就是今天的摩里斯科：不做异乡的囚徒，回到真主的土地。　
　　他使我感到，有时故事会迎面跑到眼前。穿过一些蓝色的小巷，到了一座比较大的广场。　
　　狼脸说：到了。这儿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地方。它是摩里斯科人来了以后盖起的第一座房子，安达卢斯清真寺。　
　　开始我没有捉摸它的黄色的粗琉璃瓦。它的象征意义，其实是以后弄明白的。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我洗照片，突然看见一张从上向下照的、这座寺的鸟瞰画面。　
　　一棱棱的黄瓦，斜着砌成屋顶。升起的高塔的顶端，也戴着一个黄琉璃拼砌的攒顶帽。光滑的黄琉璃，在阳光下发出晃眼的光线。　
　　——怎么这个黄琉璃屋顶这么眼熟？　
　　我盯着图片上那似曾相识的黄屋顶。渐渐的，心里浮起一个熟悉的图案。嘿，科尔多瓦大寺，IaMe2quita的瓦顶就是这样。　
　　我懂了，他们在新土地上，仿造了一座科尔多瓦大寺。他们使用了安达卢斯时代的典型建筑材料：掺杂着褐斑的、粗糙而漂亮的黄琉璃瓦。顺便说一句，近年来许多现代派建筑喜欢模仿安达卢斯风格，比如在马德里，就有好几处这种粗黄琉璃的屋顶。　
　　确实，这座建筑仿造得很像。虽然不可能仿造那座名寺的内部、雕门和前庭——谁有本事再现那森林般的、罗马运来的大理石柱，谁能再造那奇异的马蹄双拱呢？但是很显然，他们一定要实现仿造，他们要在非洲，隔海回忆全盛的安达卢斯。于是他们选择了屋顶。因为原作——科尔多瓦大寺的屋顶设计朴素，只是砌成条棱的、朴素的黄琉璃。　
　　茶畹的安达卢斯之梦……应当说，在颜色和平面两方面，它都与科尔多瓦的原作惟妙惟肖。而且，棱状的琉璃顶是完整的，屋顶中央没有日本作家厌恶的“瘤子”。它静静立在茶畹的中心部，被几个移民街区围绕。　
　　我打量着，初看它一点也不起眼。但是愈看，它愈显出一种文化的准确——白泥勾填着黄瓦的缝隙，间架比例恰如其分。乍看琉璃粗过砖块，但是恰恰它这种配色，烘托了全寺的韵味。特别是那座塔；寺边有座砌成八面的唤礼塔，匀称的体型和穷窘的用料，给人一股难言的感受。它的每一面，都装饰着隐约的双拱洞、雕花窗。凝视着它，不知为什么我被吸引了：在那些线条涂砌之间，流畅里有一股哀伤。　
　　我叹了一口气，说：好漂亮的寺！……它就是你说的，最重要的地方么？　
　　狼脸兄弟答道：人们都这样说！　
　　在摩洛哥，柏柏尔人或阿拉伯人的本地寺，与被驱赶来的安达卢斯人的寺，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在摩洛哥，所有名字叫做安达卢斯的清真寺，大都是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人修建和使用的。只不过，他们喜欢自称“安达卢斯人”，而很少使用摩里斯科——这个勾起痛苦回忆的称厦乎。　
　　除了这个称呼就再难找到别的遗迹了；来到这里的三百万难民纷纷采来石料，一间一间地砌成房屋，再刷上白色的涂料。这种白房子混入了本地建筑，没有留下多少西班牙的痕迹。在茶畹，这样的白房子栉比鳞次，填满了那座牛犄角山的凹陷。他们在家门口种上几棵橄榄，再喂上两只鸽子。一面铺开的绿草原可以牧羊，也可以种植麦子。和平又在洪水般的灾难之后降临了，剩下的只是用劳作改变穷困。　
　　不幸的摩尔后裔，不，是被迫改宗的摩里斯科，也不，是安达卢斯人——渡过几乎被难民船堵塞的海峡，来到了地中海的南侧。背后的海里还是帆樯拥碰，前面的人已经仓皇上岸。他们忧心忡忡，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自己的命运。　
　　那是一次大规模的登陆，是沉默或呜咽的登陆。从直布罗陀到阿尔梅里亚，从巴伦西亚到葡萄牙，沿着千里的海岸线，到处都是登陆的帆船。数不清的小舟大船缓缓靠岸，褴褛的篷帆轰然落下，黝黑的影子扶老携幼，如黑色的水顺着陆地边缘洇染。彼岸险恶喧嚣，而这边风平浪静。茫茫非洲默默注视，并未露出惊异的神色。陌生的大陆等着他们，像海洋等着溪流，像敞开的天空等着风。　
　　很难想象登陆时的情景。身心交瘁的摩里斯科们，从一条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岸，从西地中海南岸的各个地点，弃掉破船，蹒跚登陆。他们看见了密集的白房子、黧阜的绿色山峦，和一座清真寺的方塔。就在那一刻他们变了，不管他们是否曾经改宗，不管他们在那边怎样否认自己的不信、在这边又怎样否认自己的改宗——那一刻他们痛哭流涕，在一瞬之间突然显现了穆斯林的本相。他们变了，突然变成了自己。他们不再压抑悲痛，成千上万的男女扑伏在地，捶胸号啕。　
　　我猜，当发现濒死的自己被收容了，当知道绝望的自己又能再造一个家，当看见新的家乡居然是生机蓬勃的苍苍绿色时，一定有许多人不能自制。摔掉格拉纳达的家门钥匙，搂住树皮粗裂的橄榄树干，他们跪倒在地，大声喊道：　
　　——Ya，A1…Rahmanu！”……　
　　（啊，最仁慈的主啊！……）　
　　我猜，那一天这哭喊的声音一定曾经响彻云霄。褴褛缠身的老幼搀扶下船，密密的赤脚和靴子，水花高溅地趟着海水。改宗的老者跪倒在沙滩上，只顾声泪俱下地诵读经文；年壮的汉子扛着犁铧，已经在隙望安家的地方。从梅利亚以东，到丹吉尔以西，整个非洲北端的滩头上，到处都是从西班牙来的难民。他们的嚎啕哭喊直入云霄，他们的声音一定如同直布罗陀的大海潮一般，不歇冲撞着巉岩海岸和山峦田野。　
　　那天，一双高高在上的眼睛，人类良心的眼睛，一定曾久久注视着这感人的一幕。　
　　回顾那一段往事，人易于感慨天道的无常，国运的不济。但归根结底，最应该指责和慨叹的对象，依然是格拉纳达王国上层的腐化，以及末代国王——波阿卜迪勒的无能。这其实又有些像中国：国运衰微的清末，以及羸弱的光绪。　
　　史料之海也是一片沉默；很难找到这一侧的宣言、对策，以及对源源涌进的、数百万难民安置的记录。　
　　摩里斯科人悄然消失了。安达卢斯人的说法也成了一个历史称谓。他们融化在今日的摩洛哥人之中——他们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多少显得漠然。虽是一方主角，但他们不屑批判。他们的心思只在黧阜，这真主恩惠给他们的、生存与避难的绿角。　
　　连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也未必意识到——自从失去了这一道浓郁的山岭，东方就被撕去了屏障。随后开始的殖民主义的世纪，至今还没有完结。不过，伟大的山脉似乎不附和我的观感，我也开始摸到它的思路。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中的悲剧，不是追杀驱赶，而是俯瞰历史的悲悯，是深沉浩渺的慈爱。　
　　今天走在摩洛哥北部，散漫的黧阜大山依旧四合围抱。它无言地延展着，沿着地中海，葱茏的一派绿色，遮护着贫弱的非洲。它并不发言，只是静静地向绝望者敞开胸怀，显示着一种含义——它简单又深刻，不易概括也难以形容。我只知道它是无限的和辽阔的，远不仅仅只是对摩里斯科和穆斯林，也不仅仅对着阿拉伯和非洲。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北　岛　
“首先请原谅我未给你写信。我并没理由。”他接着写道，他是“属于闪米特族的犹太人……是的，我们学校正在反犹，关于这我可以写一本三百页的巨著……我今天没上学，因为昨天我在冰上跌倒，自作聪明地把背摔伤了”。　
　　这是保尔·安切尔（PaulAntschel）1934年1月写给姑妈的信，即他十三岁施犹太教成人礼后不久。他姑妈刚移居到巴勒斯坦。这是他留下的最早的文字。在二战结束后，他改名为保尔·策兰（PaulCelan）。　
　　1920年11月23日，策兰出生在罗马尼亚切尔诺维兹（Czemowitz，现乌克兰境内），位于奥匈帝国最东端。在他出生两年前，哈布斯堡王朝寿终正寝，主权归罗马尼亚。那里语言混杂，人们讲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德语、斯瓦比亚语和意第绪语。镇上十万居民中近一半是犹太人，他们称该镇为“小维也纳”。　
　　德语是策兰的母语。他母亲温文尔雅，热爱德国文学，特别强调要讲标准德语（1nqhGerman），以区别当地流行的德语。策兰说过：“我们在家只讲标准德语，不幸的是，方言对我来说很隔膜。”他父亲曾当兵负过伤，信奉东正教并热衷犹太复国主义。六岁那年，他从德语小学转到希伯来语小学，后来又进了国立小学，但家里一直请人教他希伯来语。父亲在他涛中的缺席，多少反映了他们关系的疏远。　
　　成人礼后，策兰不再学希伯来语，并脱离犹太复兴运动。当收音机里传来希特勒的叫嚣时，他加入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反法西斯青年组织，在油印刊物《红学学生》上发表文章。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为共和派募捐，并参加示威游行。后来虽放弃了共产主义，但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有特殊的感情。　
　　策兰在文学上没有那么激进。他读歌德、海涅、席勒、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尼采、魏尔伦、兰波、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他特别钟爱里尔克。一个同学还记得，他们俩到乡间散步，躺在树荫下，策兰背诵里尔克的诗。　
　　策兰年轻时很帅。一个朋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