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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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过来，擦着眼睛，朝窗外看去，看到我们正在着落。往下看着那些点缀着俄勒冈松树的山，还有绿色农场的正方形形状，我想起了梦里的绿色田野，想起了布鲁斯在跑啊跑。我回想起被紧紧地抱着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同时绿色和白色的世界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在想跟父亲见面时，他会不会紧紧地抱我，给我安全。
我穿着跟同屋维罗妮卡借的无袖夏裙，在开会的度假村的大堂里等候着。裙子上印着红色和黑色的六十年代花的图案。我父亲和多恩开车来本德见我，离他们家有三小时的路程。
我紧张地等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四下走动，从酒店前台上拿粒薄荷糖，然后又坐回去。不久，一名穿着牛仔短裤和无袖汗衫、皮肤晒得黝黑的年轻妇女出现在大堂进口，开始在大堂里四下寻找起来。我从父亲寄给我的照片里认出她是我继母多恩。她大概有五英尺三英寸高，留着齐肩棕色头发，突出部分呈金色。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健康和运动的气息。我站了起来，她问：“萝拉莉？”
“多恩？”她微笑了，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健康的拥抱。
“你父亲在外面。”她说道，“他真的很紧张。他等不及要来见你。”
我们走出去，来到明亮温暖的阳光里。他看上去比我想像的要矮小。他穿着蓝色的李维斯牌牛仔裤和一件淡蓝的马球衬衫。他的头发在阳光里闪着白光，熠熠生辉。他紧张地站在那儿，双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站在脚后跟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他的脸发着红晕。他拉过我的手，然后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们朝汽车走去，他不停地看着我，笑着，仿佛在向自己确定我真的在那儿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可以感觉到耳朵里的血在流。他看见我的笑容，整个世界似乎都停下不动了。他又拥抱了我，在我耳边低语道：“我喜欢你的耳环。”他看着我每个耳朵上穿的四个孔，耳轮上戴着的一排人造钻石耳环。
跟我爸爸和多恩谈话很轻松。他们让我感到很舒服，是很好的听众。爸爸送给我一块手表和一些贴纸。他给我表时很紧张，因为他不想让我认为他在试着买下我的爱。他只是真的想送给我某样东西——某个表示他爱我的象征。爸爸和多恩不住地跟我说我是多么出色多么特别，他们多么爱我。我不习惯这么多用语言表达的感情。开始时感到很奇怪。我怀疑他们是否真诚，我很快就明白他们是的。我爸爸当着面跟他在信里的是一样的人——周到、善良、乐观。
第二年夏，我去住在他俄勒冈的家里。既然我们正在彼此互相了解，而且处得这么好，我们谁都不想浪费时间。我希望去真正地了解我父亲。
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是在下午到的。我一放下行李包，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在房子周围走走。他领着我走蜿蜒的小路，穿过他家四周的树林，指着各种树和鸟（他可以区分出五十多种不同的鸟叫声），带着我走过架在几座潺潺流动的小溪河床上的独木桥——又走出树林，来到更大的养着鸭子的池塘。那一切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那些书，像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小说里，那些有钱的求婚者住在有“地皮”、有郁郁葱葱的花园以及可以走上几小时的小路的家里。他握着我的手，揉压着。
有那么多年，他是个童话故事，是个幻想中的人物。因而当我见到了父亲，他除了非常理想外，还能是怎样呢？我无法不爱他，这是很自然不过的。
爸爸和我会一清早就去工作，在天空露出晨曦，早晨的鸟儿开始鸣叫后。可是此刻是早晨2：00，我因失眠而躺在那儿醒着。失眠是父母遗传给我的。
我听见父亲朝厨房走去的脚步声，对他的习惯感到安慰。他跟我一样，在半夜醒来，想吃冰淇淋、麦片或者也许是花生酱。那是我们都有的弱点。我听见厨房碗橱的吱吱声，麦片盒拉出来了。我想像着父亲穿着浴衣，打开蜡纸麦片袋，麦片吱啦地倒进了陶瓷碗里。我思忖着生命的神秘和遗传的力量。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非常相像——不仅仅是外表像（尽管很多人都说我们看上去非常像彼此）。我看上去最像爸爸和他的长女托妮娅。我们都有深陷的眼睛和很浓的眉毛，下巴线也一样。
父亲和我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我们两个都喜欢锻炼，喜欢体育运动。父亲在大学踢足球。那个夏天，他每周游泳两次。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出去骑自行车。有时候他跟继子亚伦和艾利克一起打网球或篮球。现在我知道了自己总是喜欢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摔跤等体育运动的部分理由。
我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人。父亲相信自己当律师的能力，有个非常成功的职业。我一直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完成承担的任何任务。
父亲和我都是非常感情型的人。我们经常哭泣。
我真是吃惊——我没有料到跟他那样地相像。也许我更像他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受人影响要不去像他。假若我是由他养大的话，我可能会叛逆，在青春期和成人阶段会让自己不同于他——来形成自己的反身份。
倒过来，也许因为不知道自己父亲，我可能无意识地努力去成为（或者成为像）他，以便去重新拥有他或者获得他。我在学校里可能非常用功，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我知道他是名成功、富有的律师。也许因为没有父亲，我努力争取获得自己缺乏的关注，努力变得值得关注和赞同，不被抛弃。也许那就是驱策我前进的动力。
夏季我在俄勒冈找到一份工作。上班的第一天，早晨六点钟他来到我房间，把一杯浓咖啡塞到我还处于睡眠状态的手里。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只意识到咖啡那温暖的浓香，以及父亲俯视着我的笑脸。“早上好！”他说道，然后安静地走出了房间，带上了门，让热气腾腾的咖啡粒子轻柔地爱抚着我的脸和感觉，让我完全清醒。
另一个早晨，他坐在我床沿上，隔着床罩揉着我的脚底。“宝贝，你醒了吗？”他问道。
“嗯，是的。”我回答道，边用手揉着双眼，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心里希望每天早晨父亲都能揉着我的脚趾弄醒我。
那个夏天，父亲和我每天早晨都开着他那辆棕色的小丰田卡车去工作。卡车已经行驶了超过三十万公里，可他仍然每天开着去上班，虽然他还有其他五辆车，包括一辆新一点的卡车、两辆SUV越野车和一辆1980年产的莫里斯汽车制造厂出的敞篷车。他曾驾着这辆敞篷车开遍这个国家。我们坐的这辆卡车是他最喜欢的，他会一直开到它的引擎发出劈啪声直至报废，它所有的零部件都掉落下来，到它再无法开。
父亲节那天，我给他买了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一辆棕色小卡车，下面写着“生活真美好”几个字。——因为这是他喜欢说的话，有时候在信尾这样写：我爱你，萝拉莉，你开心我就开心——你在一千个方面都是不同凡响的——生活真美好——永远爱你，你的爸爸，或者当他坐在毛伊岛（那里有他的第二个家）海滩上他那张经常坐的椅子里时会这样说。
那个夏天，有时候我星期五不上班，便会跟爸爸到他办公室去。我们从法院的后楼梯走上去，走过过道，经过其他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身边，父亲会自豪地介绍我是他女儿。
他的办公室在法院的最里面——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充满阳光，里面有张橡树办公桌。他坐下来查看那天的案子，我则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扶手椅里。他递给我一只上面刻着他名字罗伯特·J·摩根的木头纸夹笔记板。他见我坐在椅子里，在笔记板上写东西，微笑着说：“你喜欢那笔记板吗？你可以拿去。我从不用它。”他不会知道拥有上面刻着他名字的这块笔记板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个名字，我知道了那么久，也想过了那么久，但却不知道名字背后的那个人。而现在我拥有了上面刻着他的名字的这个坚固的东西——这是个证据，我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他了解我，爱我。打那以后，我一直用那块笔记板，甚至有一次搬家时上面的弹簧断了以后还在用。
跟父亲的见面就好像十九岁时获得了重生。我带着要了解要去充满的往日生活，重生为父亲的女儿。对我们彼此意味着赎回：他作为父亲被赎回，我作为女儿被赎回。我们交流的每一刻彼此都意识到这点。一个令人惊异的第二次机会，他在六十岁重生，我在十九岁重生。
夏天早晨我们在路上时，父亲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我的新家的历史……
1937年2月，父亲第二个生日过了两个月，他就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和比他大一岁半的哥哥诺曼一起被送进了纽约州洛克波特的尼亚加拉疗养院。洛克波特在布法罗以北二十英里，尼亚加拉大瀑布以东二十英里。那是幢黝黑的砖房，有几层楼，政府盖的，四周树林和果木环绕，有鹿群和啄木鸟出没。他们的父亲，我祖父，诺曼·惠特尼也得了肺结核，早已经在这座疗养院里了。父亲的哥哥四年后离开了疗养院，其时已经七岁。但父亲又呆了五年。那儿是他所记得的十一岁前惟一的家。那年他也离开了疗养院。
父亲住在一间有六到十二名男孩的病房里。他们的小床之间隔开六英尺。每天早晨他把自己的衣服跟其他男孩的衣服一起挂在公共淋浴室中间的旋转木马上。对他来讲，护士们就跟家人一样。她们很友善，为他的健康担心。他的一日两餐跟拌着调味油的番茄汁一起由人端到床头。他跟我说自己不清楚那样吃法是否有用，但他很肯定他们都不喜欢吃。
每天上午他们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要上课。然后吃午饭，接着被命令卧床休息作为每天的“治疗”，睡到下午两点半。父亲讨厌困在床上，他渴望到外面的游戏场玩，玩跷跷板，或者打球。他们的“治疗”后，孩子们再上一小时的课。爸爸认为自己的书写受到了影响，因为他直到六年级才正常上学。不过他说也许不是这个原因，也许有的人的字天生就写得好。
每天放学后有人给他量体温。最后他终于可以到外面玩一小时，只要他“没有发烧”。要是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错，那么游戏场、球场、苹果树林、一大片一大片的葡萄藤等都等着他去玩。在冬天，他还可以坐雪橇，那是最好玩的。要是有热度，他就被送上床，不允许到外面去。有好多回，他哥哥病得很严重，不能出去，他就只能一个人在外面玩。
有些男孩跟我父亲一样得了肺结核。其他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男孩，得的是骨结核。这些男孩中有的只能躺在床上，用父亲的话来描述，一根绳子和一头用沙袋系住当重物的滑轮把腿朝外拉直，这样腿可以生长。现在爸爸思忖着那样是否确实起作用。有的男孩得了脊椎结核，无法动弹。他们没法多走路，走路也要撑着拐杖和垫高的鞋子。他们躺在担架上，担架的中间弯曲着，可让他们的脊椎伸展。
有时候父亲和他哥哥到儿童楼连着的成年人疗养院去看望他们的父亲。有一次去看望时，他们的父亲坐在轮椅里，藏在门后的角落里。他们径直走过他却没看到他。他用滑稽的声音说道：“你们两个家伙去哪里？”他们吃惊地回过身看去，他微笑着，把兄弟俩拉到了膝头。父亲记得他父亲不停地咳嗽，经常把痰吐进随身带的零钱皮夹里。医生取下了他的几根肋骨，这样他呼吸可以更容易些。
他七岁那年的一天，我爸爸问护士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父亲。护士对他说：“啊，宝贝，他再也没病了。”爸爸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父亲生着病，可从没想到他会死去。“年纪那样小，你是不会往那里想的。”他对我说道，“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接受了他生病然后离开了的事实，他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了。”当时没有用来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一直要到两年后，即1944年，人们才开始用链霉素。“当时举行葬礼了吗？”我问爸爸，他回答说：“嗯，我不知道。我妈妈告诉我他是被火化的——那个年代这是很少见的。没有多少人是被火化的。我想没有举行葬礼。”我爸爸对他的亲生父亲只有很少一点记忆。
父亲在疗养院过得非常开心。那是他的家。他年纪还很小，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他记得有时候突然停电，他会感到害怕。
我祖母在祖父去世一年半后又结了婚。祖母的新丈夫约翰·摩根是这家的朋友，经常开车送她去探望第一任丈夫以及我父亲和他哥哥。他很善良、慷慨，待人无微不至。此后不久，他收养了这两个孩子，把他们视为己出。
疗养院的其他一些男孩子对家为何物比我父亲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进疗养院时还很小，记不得在家里呆过，他的父母住得太远，他无法去看他们。“我们说起要回家，”我爸爸对我说，“那像个梦——一个天堂——可我们仍然谈论家。”
1946年8月，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一年了。我父亲身体康复，在过了九年以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人们在谈论允许他回家已经有差不多一年了。在他确实要走的那天，他产生了一种可能要出点什么事的感觉，他不是真的被允许离开的感觉。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他的养父开车来接他，可他妈妈没来，因为她已经到了怀孕后期了。他跟大家道别，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说：“你真幸运！”他们开车回约八十英里外位于宾夕法尼亚布拉得福德的家。不过，那个时候，这段路开车要开几乎三小时，因为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曲曲弯弯的小路。他到了家，但起初他觉得那家不是真的。他回到了家。可什么是家？他快乐地等候着。
开着那辆小丰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