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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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报道哈佛的方式以及人们说起哈佛的方式，让它看起来大而壮观，用大写字母，配上光芒和星星。我在日记里写“哈佛”时不用大写，我把它缩写成“哈”——这样它看上去就像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这样它就不会让我敬畏或者对我产生威力。
即便如此，晚上躺在床上，半睡半醒时我会产生我是个微小的生物、身处一个工厂一般的世界里（那便是哈佛园）的想法和感情。我很微小，我睡在火柴盒似的床上，跟其他睡在火柴盒床上的小人一起堆叠在一幢房子里，每天起来去搅拌一页又一页上面有成排发射出的文字的纸。我梦见那些纸是通过窗户印刷出来的，通过哈佛园里的每一扇窗户印刷出来，越来越多的纸，越来越多的字，可以让人仔细审阅的细小的字，某一天，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字中的一些会意味着很重要的事情，而这就是这座工厂在运转的理由。
直到我真正结识大家，尤其是认识了玛吉后，哈佛才开始显得更可掌控，更自在，更真实。
夜里，我们躺在上下铺床上，我跟玛吉谈起我感到多么残缺多么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做任何我过去做的事情，那些让我成为我的事情。我认为我不会继续摔跤了，因为男子摔跤队是大学代表队——纵队I——而我不认识大学里的任何一名女摔跤运动员。我不再拉小提琴，因为所有的交响乐队都充满竞争，都只收那些曾经接受过多年私人训练的小提琴手。我是个滑板手，可哈佛广场上的人行道都是石子路，太颠，到处是路边艺术家，无法在上面滑行。
我们在床上睡觉时，我跟玛吉谈起我妈妈。“玛吉，无论什么时候跟妈妈在一起，我都变得愤怒而可怕，我不清楚那是为什么。”那让我想哭。“她为我做的比任何人都多，她放弃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我幸福。”但是她的存在让我感到焦虑和失望。我的愤怒没有表现在我朋友们面前。可是妈妈却反映出了我所担忧的一切。
“我想把她从我身边推开，推得越远越好。我很害怕，要是我对她好，要是我接受她那个样子，我就会变成跟她一样，我就不会拥有要在这里成功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那样让人害怕。”在内心深处，我感觉我就是我妈妈。她在我的血液里，她就是所有哈佛关心的或者理解的对立面。我感觉，为了在哈佛取得成功，我应该要去跟我的同学以及哈佛的环境相认同。
玛吉拼命撑着不睡听我说话。她事先向我打了招呼，万一她用呼噜声而不是话语来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在乎她是否开始打呼，因为她的呼声很柔很轻很悠长。我每晚已经习惯在这些呼噜声中入睡了。
“我的另一部分则要把妈妈拉紧。我变得那样愤怒，要保护她。他们永远不会明白——永远不会知道或者在意她内心所有的真实和美丽。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待她如同一片尘土，我对她生气。我试着要把她的形状扭曲成变了形的撕裂开的什么，然后让她变成跟哈佛这里的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东西一样……”
有时候，当我阐述问题或者故事时，那些问题或故事会断开来，然后又重新纠结在一起。它们似乎会长腿长尾巴，甚至还有手指在迷乱中抓它们的头。随着我的陈述，我的疑问从小小的胚胎长大成完整的想法和问题，自己变得羽丰肉满。我看着它们，不知所踪，它们变得具体化、可触摸到，就像奇怪的生命体在我大脑里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会不停地说，说出我的思想，直到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跟玛吉的打呼声说话。
我安静下来，但是此刻我所有的问题跟人一样巨大，有多个分支，它们压向我，把我纠缠进它们混乱的复杂之中。
拱形天花板上雕刻着真理格言，枝形吊灯跟巨大的麋鹿角一起悬挂在那儿。很壮观的情景，然而那天花板似乎离四十英尺下面在餐桌旁用餐的哈佛新生很远。这里是新生联合楼，就在哈佛园旁边，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在这里享用一日三餐。
联合楼跟哈佛校园里的大多数建筑一样雄伟、简朴。墙壁上贴着装饰华丽的深色木板，上面挂着巨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都是尊贵的殖民时期男性，他们身着燕尾服，不苟言笑。那些在谈笑着的十八岁学子似乎跟这个氛围格格不入。按照有关哈佛的知识，一年级学生最困难的挑战是把一块白脱粘上联合楼的天花板。这很不容易，然而天花板上早已粘上了许多片白脱了。抬头往上，你可以看见它们，一块块小小的黄黄的，沾在有乌木黑点的木头上。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从弹皮弓到把调羹当作弹射器用。多数努力付诸乌有，因而要是突然看见一块黄色的白脱斑点掉在你的食物上或者在你头发里摸到，那是毫不让人吃惊的。
联合楼里供应的食品非常丰富：一个满满的色拉吧，素食或者肉食的主菜，不同的甜品，包括每天的冰淇淋，花生酱果冻三明治的配料，以及你想要喝的任何饮料，从咖啡到苏打汽水，或者任何种类的果汁。我们甚至任何一餐都可以吃麦片——那里至少有二十种不同的麦片。
几乎每个人都抱怨食物不好，也许仅仅是为了有点什么东西可谈论，或者也许因为他们厌烦了每天相同的食物选择，或者那儿的饭菜没有他们妈妈做得好。但对我来说，这么丰盛的食品令我惊讶不已。别人抱怨时，我会回想起我朋友戴夫那年早些时候对我说的话。戴夫是我在昆西高中时的一个滑板朋友。他穿着像袋子一样的衣服，把他因吃素而骨瘦如柴的身体藏了起来。他穿肥大的裤子，裤管那儿张开着，使他看上去像个三角形。他留着脏兮兮的绿色莫霍克印第安人头，穿着鼻环，戴着用胶布粘起来的宽边眼镜。他不是那种我高中的老师希望我交朋友的人，但他是值得我一点信赖的人。
我们刚刚从他家滑了三英里路到我家，我提出请他吃点什么，告诉他我们只有百吉饼可吃，而且只有花生酱蘸。“听起来不错。”他边说道，边意味深长地一口咬了下去。
他品尝着满口的花生酱，边想着什么。他说：“你去上了哈佛后不会忘了我吧？”
“我当然不会，戴夫。”我微笑着说道，有点好笑，因为他是那样的诚恳。而且我确实没有忘记他。
他朝我摇摇头，针对哈佛学生，说道：“他们像是花花公子，‘我的第二辆劳斯莱斯坏了，真不爽。’那怎么能跟这样的话比呢：‘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我家里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别的东西吃了。’”我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来自情况相似的家，那种我觉得最舒适的家。在那样的家里，没有一样家具是般配的，窗帘跟沙发碰撞着，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有点脏和破，但很舒适。那种昏暗拥挤的地方，天花板不高，窗户也不大。那种厨房里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什么吃的都没有的地方。那种我总是感到像家的地方。
我坐在联合楼里，听着别人对食物的抱怨，我的脑子里会闪出这些思绪。
一天在联合楼里，我坐在那儿，身边围着朋友们，玛吉从口袋里拿出一罐蜂蜜来。“尝一点，”她对我说，“这是很特别的蜂蜜。我老爸寄来的。”标签上说这是蓝莓蜂蜜。它来自那些只从蓝莓花上采蜜的蜜蜂。特别的蜜蜂，选择花采蜜，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田野三叶草。很纯很甜可能很贵的蜂蜜。我从没听说这种蜂蜜。“它吃起来真的更好吗？”我好奇地问。我朋友解释说有一个农场，农场里有蓝莓林子。我开了一个关于精英蜂蜜的玩笑，可是只得到了朋友的白眼。我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但我稍微带有一点而已。
沉默被对即将来临的行为生理学问题、噩梦般的化学7课实验报告、英语10a课不断堆积起来的阅读材料的抱怨转移开了。
我是吃花生酱和蜂蜜三明治长大的。花生酱和蜂蜜是免费供应的。它们来自食物银行，上面的白色标签上用普通黑体字印着：“美国政府剩余物资”。那些浑浊的蜂蜜装在十磅容量的塑料瓶子里。没有人能够很快把这一瓶吃完。蜂蜜变干，变成一层层发硬的糖粒，在瓶底形成一层棕色硬块。五年级时，我住在蓝岭公寓——“村子”——卡西和詹妮的妈妈给街区的所有孩子做三明治吃。她把神奇牌面包排成一排，给一半面包片抹上花生酱，另一半淋上蜂蜜。她把三明治合在一起，然后递给我们，我们拿着跑开去。我们边玩边吃，我们粘着蜂蜜的手指混杂着脏污变成了黑色。
孩提时我并没有真正知道我很穷。我以为所有的孩子都吃装在贴着白色政府标签的塑料瓶子里的蜂蜜。
如果说我不知道有那些吃蓝莓蜂蜜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世界的话，那么我肯定他们不会知道有我这样的孩子以及我的花生酱蜂蜜三明治（而且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每晚在收容所用付费电话给妈妈打电话以确定她没事）。
蓝莓蜂蜜似乎是个开端。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差异甚至影响了我在哈佛的朋友间细小的无足轻重的交流。直截了当地谈论阶层差别是很困难的。随意地说点什么——也许只是提到同母异父姐姐或者某件曾经发生在收容所的事——都会引发出无数关于“那是什么样的”之类的问题，那些我不会跟家里的朋友谈论的事情。我渴望着跟他们没有区别，但我不想跟这些学生一样。我羡慕他们跟他们一类的人一起时的自在，而我则想念我家里的朋友们。
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总会出现谈论阶层或者谈论我们不同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我们这样话题的机会。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主题，并且要听起来显得没有痛苦和愤怒。我害怕把自己的一部分向别人袒露出来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怜悯。
玛吉知道她的特权。她清楚她可以指望她父亲每月给她的津贴。对我而言，甚至连父亲这个词都是痛苦的。我的父亲有钱，但他没有脸。我从没有见过他。我不曾见过他的照片。我从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或看到过他的笔迹。（而且我也从没有见到过他的钱。）
玛吉父亲每个月寄来的支票保证了她在读大学期间用不着打工。她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读书，打橄榄球。我的津贴要从每天清扫两小时的宿舍卫生间、每周清扫五天中来。我去干活时，看见玛吉在桌前学习或者去游泳池或者橄榄球场，有几个下午我非常嫉妒她的自由。
然而，在我用力刮下淋浴间瓷砖上最后一层棕色的污垢时，我的思绪可以自由驰骋。
不过玛吉不是个精英主义者，也不势利，也不是守财奴。她经常在谈到钱这个话题时感到不自在。她担心自己花钱的地方。她跟我谈到她觉得有负罪感，因为她会一个周末去滑雪花掉四十五块钱，而我却不能。有时她见到一名无家可归者讨点零钱，她会畏缩，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对她讲，她生来就有钱是她无法改变的，就如同我无法改变我生来就贫穷一样。我告诉她享受自己的机会。在开始意识到阶层差异后，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一个比那些无法享受阶层地位的妇女的声音更容易为社会听到的声音——去帮助启发人们对阶层差异的认识。
像那些只采蓝莓花蜜的蜜蜂一样，许多哈佛学生只品尝过一种花。我在哈佛是要带着他们朝那些他们从未造访过的果园舞动——那些果园里普通的三叶草在蓝莓旁边一起生长。
我上大学的第一年，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得打比尔神甫收容所的收费电话，而且只能在晚上7：00到10：00之间打。电话经常占线，我要打好几次才能接通。我会问：“伊丽莎白·萨默在吗？”一个说话声听起来有些像发疯或喝醉样子的男人便去叫她。我希望她在（不然我就会担心）。收费电话就在收容所休息室，在电视机和沙发边上，因此总是有很多嘈杂的背景声音。通常妈妈跟收容所里的人们在看篮球赛。她很密切地关心着那些运动员和得分情况。收费电话使用限时十分钟，因为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故而我们说话从来都很短。
我跟她通上话后，我很喜欢听她讲在收容所的朋友们的事情，讲乔安妮、詹姆斯和雷，讲跟他们出去喝上杯啤酒，或者和他们一起看体育比赛、吃甜麦圈等。我一直希望她能更多外出或者结交更多朋友。她更喜欢把时间花在做园艺、看书以及做她认为是关心我的事上。但她也不在意呆在家里，甚至独自一人。她总是喜欢自己陪伴自己，并且会一直这样下去。没有人能够用她理解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她。
她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就担心她是否呆在了朋友家。一天上午（我前一晚上打电话没有找到妈妈），我从柔软的床上坐起来，太阳从深色厚木框窗栏的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电话铃响了，我睡意全消，接了电话。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说，她有点累，因为她在邓肯甜麦圈店呆了一整夜没睡。她笑着这样说道，好像那是司空见惯的。由于收容所满了，她就去了那里。我突然之间对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邓肯甜麦圈店产生了好感。有多少回那儿的清咖啡和橙色的塑料火车座使妈妈免于挨冻呢？
“父母的周末”是一个让父母们来探望他们刚离开家的孩子，同时看看他们的大学生活情况、他们的朋友、寝室和日常活动的机会。这个活动是在十一月初，这样互相思念的父母们和学生们就用不着等到感恩节才能团圆。
“父母的周末”那个星期五，我早上9：00在火车站接妈妈。她带着很多很重的包，因为比尔神甫收容所白天不让她把东西放在那儿。她曾经花了十九块钱买了辆带轮子的推车——可是用了一个星期轮子就掉下来了，所以她只好回去把包背在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