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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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些日常写下来的东西里，也偶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我们的敌人受到一点伤害，因此曾经有两次也曾想把它搜集起来出版的愿望，一次是一九四○年在桂林，《救亡日报》出版部的朋友曾替我排印过两本政论集子：《转形期》和《从春到秋》，但校完打好纸版，却因审查不通过而流产，香港有朋友愿意帮我印行，可是把纸版寄出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现在，自然连内容是些什么也不很记得起了。另一次是在重庆，也是由于一个出版社的要求，自己编了一本杂文集子，因为我在《一个旅人的独白》里曾经自喻为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当时我的报纸已经被封，我没有耕播的地方而又不甘怠惰，于是我想起了一幅北欧画家的油画：一个穷人在都市里的屋顶上浇灌盆花的情景，所以我将它取名为《屋上盆栽集》。不能在大地上耕种而只能在屋顶上栽一两棵草花，这是我在重庆四年间的心境，可是，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竟连这一点可怜的“自慰”也不肯容许，最初是不准通过，后来经过出版者的交涉，请客，讲情，发下来的用“红铅笔”砍伐过的本子不仅已被删去了三分之一，而还禁止我用“屋上盆栽”这个名字，看内容，像被重庆耗子啃过的破絮，不论怎样委屈也已经补缀不起来了，我一气，索性不出了。
我回叙这些，只想使不曾到过蒋管区的人们知道，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们这批人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惨胜后回上海，我又整整不停笔的写了一年，当然依旧一点也不留下些什么。真的一点不留下吗？那也未必。举例说，我在《救亡日报》后身的《建国日报》上写过一个标题《两种》的小方框：其一，“战后的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天上飞下来的，一种地下钻出来的”，其二，“上海人要房子只须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而这个小方框，很快就传遍了上海，不是到今天也还有人提起它么？只要不单单为了稿费而写， 只要写下来的多多少少能代表一点人民的意见，我相信即使不是长篇大论，即使是两语三言，同样的还是会给反动统治者以一点伤害——最少也会给他们以一点不痛快吧，我凭着这一点自信，就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就要凭着这傻劲一直写，写，还要写下去的。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新加坡，下半年在香港，这一年，写的并不比去年多，但写下来而手边可以搜集得起来的，就是这集子里的几篇而已，承朋友们替我剪辑起来，又幸亏香港还有可以让我印出来的方便，就这样让它印出来了。
人活着就应该劳动，人劳动就不该单为自己。使我觉得惶恐的，只是一直思想搞不通，包袱除不掉，以致尽管想做得多一点，做得好一点，而做出来的却只是如此微弱无力而已。
一九四七年除夕
（原载《劫余随笔》，香港海洋书屋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版。）
《蜗楼随笔》后记
这里搜集的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所写的文章，大半都是应杂志报纸编者的要求而写，这一年可以说是一个最重大的年头，但这一年我主要的时间几乎完全消费于琐碎的“事务工作”。过去若干年来勉强做到每天有一两小时读书和思索的时间，这一年连这习惯也打破了，几次想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让我能切实地读一点书，反省一下过去，缺点和弱点，但这希望都没有实现，生活像“车轮上的洋老鼠”，整天的跑着。结果呢，依旧在原来的位置，表面上的动，成了实质上的停滞。
因此，在这里的几篇文章都是勉强由编者先生们逼出来的，过后看看觉得很没有意思。一则由于答应了给人间书屋一部稿子无法交卷，二则由于洪遒、华嘉二兄已经把这几篇稿子剪辑起来，所以只能让这毫无分量的集子出版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原载《蜗楼随笔》，一九四九年五月香港人间书屋出版。）
《考验》后记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已经整整九年没有写剧本了。尽管这些年来一天也不曾偷闲，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可是每次参加戏剧界集会，或者听到戏剧界朋友抱怨没有“新戏”可演的时候，总有一种内疚和自责的心情。不想写么？不，我还常常有创作的冲动；没有时间写么？也不，过去我写的那些剧本，没有一个不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下来的。那么，真的如某些先生们所说，我的创造欲求被“理论的刀子”和“棍子”“吓哑”了么？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九年来自己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提高，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懂得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站在什么立场和为什么人写”的问题，才能写出对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益的作品的原故。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我的剧作选中，我写过一篇代序，里面说：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
这几句话是我自己长期摸索之后所得到的体会，这几句话，也说明了我自己对于过去那些作品的看法。
解放之后，我一直在党委和行政机关工作，我有了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开始明确和逐步解决了多年以来早该解决而迄未解决的问题。总路线学习和工作实践再一次唤起了我创作的冲动，我在一九五三年初夏写下了这个剧本的初稿。翌年三月，学习了“四中全会”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剧本的主题，作了一次修改，作为一个“未定稿”打印出来，征询了少数同志的意见，这样，再经过一次改作，就由几位同志热心的怂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明知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或者应该说是有许多缺点的作品，可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发表了它。我清醒地认识到，同志们怂恿我发表是为了对一个九年不写剧本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而对我自己来说，则只是想借此来表示我的一个执拗的信念：这就是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适应当前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以为，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起一点点——即使是十分微弱的积极作用，那么，尽管不能“达到高度的艺术”，尽管可能被嘲骂为“政治语言”和“公式概念”，也就“非所计”了。
值得感谢的是发表之后我就陆续收到了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有鼓励，有批评，有很详细的分析，也有替我设想得非常周到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感到幸福，因为，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从来不曾得到过的、真正来自群众的激励和批评。根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讨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实践和上面所说的读者们的意见，我又对方克和丁纬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作了若干的修改，但是，限于认识和生活，限于时间和能力，这只是极其浮浅的修补，而不可能作较大和较深的重塑了。
感谢所有关心这个剧本的朋友们的指教和帮助，单行本出版之后，还希望能得到更多、更严正的批评。
一九五五年一月 （原载《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
《杂文与政论》后记
抗日战争时期，我写过五六本杂文集子，在桂林和重庆编集的，几乎全被禁止出版，连原稿也丢失了，在香港出过两本，现在也已经很难看到了。杂文与政论，我的确写了不少，但是自己很不珍惜，上面所说的那些集子，也都是报社和出版社的同志代我编集的，现在，连集子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
解放以来，这一类文章写得少了，但也没有完全搁笔。去冬，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一个集子，凑集起来，也只是薄薄的一本。我自问并不懒散，也还经常有“不能已于言”的冲动，写得少，朋友们替我解释，说是忙的缘故，其实，这一类文章不是长篇大论，过去也都是在业余时间写的，写少了，不外是旁人不来逼，和自己不通自己的缘故。
现在搜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事实上都是逼出来的。报社和刊物出了题目叫我写，限期截稿，逼着写了，有时候内心激动，觉得非写不可，也就写出来了。由于这样，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急就章”。文章的好坏、工绌，表现着作者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在此，可以自慰的是这些文章没有伪饰，出自真情。
写于一九五九年一月（载《杂文与政论》，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
《夏衍选集》代序
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写了十一个多幕剧。在这里选了的五个，是上演次数较多，而比较为观众所喜爱的。
写这些剧本的时期正在抗日战争前后，所以十一个剧本中，除出两个历史剧和一个外国名著的改编之外，内容全和抗日战争有关，剧中人物，则由于自己生活圈子的狭窄，写的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
一九四一年我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春寒》，出版之后有位读者给我写信，提出了为什么我的作品着重地写知识分子而没有写劳动群众的批评。这封信还谈到许多我们时代的小说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当时我写了下面这样一封复信。
你读了许多新文艺作品而疑问到为什么具备了进步世界观的新文艺作者也会那样深挚地对旧社会的事物和典型性格“钟情”？这理由，在理论上是不难回答的。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说过：“受两种历史力量——小市民阶层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吸引以后，人们显然犹豫着：情感的因素倾向于过去，理智的因素倾向于未来。他们大声地嚷了许久，然而我不感觉到他们会安心地相信：一条非常固定的道路已经断然地、坚决地被选定了，虽然这条道路是历史充分地指示出来的。”
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普遍地发生这种情绪的与理智的根源的分裂？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里面一针见血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继承的遗产太痛苦了。人民对于新文化的要求毕竟还不如对新政治、新经济那样热心。他们对旧文化也没有对旧政治、旧经济那样的仇恨。相反地，还留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我们的经验也还不足。因此，这不但是一场艰难的，而简直说得上是一场微妙的战争。”
由于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于背负着“太痛苦了”的“遗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尽管在理智上接受了新世界观，可是他们的“灵魂深处”，却依然还保存着一个难攻不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因此，对于一个向旧政治、旧经济进攻的政治斗争，他们可以带着满怀的仇恨去作不屈的斗争，可是一接触到文化和艺术的问题，——当斗争的对象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的时候，那么不仅他们的斗志会缓和下来，而且甚至会对理智上早已否定了的事象和人物开始同情和眷恋。你说我“鞭挞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常常带着眼泪”，我除出同意你的说法之外，觉得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的缘故，由于在今后的残酷斗争中，他们可以也必须和革命主力长期合作的缘故，所以，假如我们能够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对他们鞭挞的时候还“带着眼泪”，和他们斗争的时候不忘记团结，也许还是必要而应该的；在这种场合，真真的错误所在我以为只在于当作者批评和鞭挞这些旧事象、旧人物和旧性格的时候，由于作者不能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由于这些作者本身对一切旧时代的残余还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就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怜惜乃至欣赏了这些弱点！我们只要反省一下就可以察觉：当我们的笔尖接触到小有产者纤细、优美、温情、洗练、诡谲、高傲，乃至避忌实际斗争的所谓“洁癖”、“孤独”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仅一点也不带着憎恶和反感，而且还毫不掩饰地抱着同情、赞叹和欣赏的态度么？对于这一点，在上面引用的那篇高尔基的论文中，也说得非常明白：“青年作家们还没有足够的强大力量来鼓舞读者憎恨过去。因此，他们不但不使读者离开过去，而且——在我看来——不断地使读者留恋过去，在读者的记忆中巩固、确定 和保存过去。
“要很好地说明和了解过去那些恶毒的、磨难人的卑鄙龌龊的事情，就必须发展自己从现在的成就的高处、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处注视过去的才能。这种高度的观点一定会、而且将会激发起那种骄傲的、喜悦的热情，这种热情会使我国文学具有新的风格，会帮助它创立新的形式，创立我们所必须的新思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不用说，只有靠社会主义经验的事实才能够创立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更加明白透彻，更加具体：“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