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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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四十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一九七六年一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不过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一九七六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我二十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里所说的对立物,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 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三十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一九七七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一九三五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左翼十年”,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邨、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一九八○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十九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一九○○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子,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要比转辗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这本书是从一九八二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彛⒍【疤啤⒎叫小⒊>怠⒗钭釉啤⒒苹崃值韧景锪宋液艽蟮拿Γ隽瞬簧俚牧Γ幸恍┪易约阂丫遣磺宄氖拢钩心谏郊渭⒉啃曳蛄轿蝗毡九笥迅姨峁┝讼咚骱妥柿希谡饫镂蚁蛩潜硎局孕牡母行弧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三六年九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穆木天自己也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诗的旅途》中写过。因此,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对含冤去世的故人是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也正是写完了“左翼十年”这一章的时候,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我非常欢喜,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
一九八四年冬(原载《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
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
——日译本《夏衍自传》序一
《懒寻旧梦录》的部分章节经阿部幸夫先生翻译,即将由东方书店出版。去秋译者来京,要我写一篇序言,向日本读者讲几句话。青年时期我在日本呆过七年,垂暮之年又担当过中日友好协会的工作,要讲的话很多,但往事如烟,真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我出生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今年八十七岁。这一段时期对中国、对日本,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五洲震荡,四海翻腾的时代。我出世的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小学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毕业前一年,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二十岁那一年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到日本求学。如所周知,这时候我的祖国已经衰亡到了快被列强瓜分的境地,军阀混战,农村破产,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一代人在小学既读“诗云”、“子曰”,也学过地理、历史;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懂得了一点国家和世界时事,少年人心中就产生了一种解不开的疑问:教科书上说希腊、印度、埃及都是文明古国,现在都衰落和亡国了,中国还没有亡,但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随时有被瓜分的危险;而同在亚洲,为什么印度会亡国,中国一再受到侵略,而国土小得多的日本,却蒸蒸日上,可以战胜俄国、中国,而成为称雄世界的强国?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成功,为什么三十年之后,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只维持了一百天就失败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带着一肚子不能回答的问题,冒冒失失地到了日本。
本世纪初,每年都有七八千乃至一万人去日留学,要考取官费是困难的。可是我拚命一搏,居然不到一年就考进了素以严格著称的明治专门学校(现九洲工业大学)。起初是认认真真地读书。可是年复一年地过去,我的工业救国的梦想开始动摇了。二十年代,中国还没有起码的现代化工业,像上海这样一个工业城市,几乎所有的工厂设备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我在“明专”学的是电机工程。那时中国不仅不能制造发电机、变压器,连最普通的机器配件也都被外国厂商所垄断,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成套设备要靠进口,连安装、维修都掌握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手里。在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在工科大学毕了业,当上了工程师,究竟能对自己的祖国作出什么贡献呢?中国现代有两位伟大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他们本来也都是在日本学医的。但是,他们后来终于感觉到治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先要治中国人民的贫穷、愚昧和甘为奴隶的“国民性”。我不自觉地也走上了和他们相似的道路,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当然,我的弃工从文,可能和“明专”的校训“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有点关系,我开始察觉到没有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的国家,单凭技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是不可能的。我的思想开阔了,我终于下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二十年代中叶的日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了日本进步学生的“读书会”,结识了秋田雨雀、藤森成吉和大山郁夫先生,更重要的是我感受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顽强拚搏的“顽张”(Ganbaru)精神。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有悠久的友好联系,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阿倍仲麻吕、小野妹子和空海法师,日本人民也不会忘记鉴真法师、朱舜水和黄遵宪。在古代,日本多次派遣过遣隋使、遣唐使,从中国引进了文化、艺术和工艺。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亚洲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日本 明治维新之后,废弃了锁国政策,大力吸收西方文化,锐意改革,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则在鸦片战争之后外敌入侵,内政腐败,成为一个被叫做东亚病夫的半殖民地。从这时起,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人志士为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东渡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彭湃,终身为中日友好事业而献身的廖承志,中国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驰誉世界的大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都是本世纪初和二十年代日本留学生。
两年前,我看了一部为纪念空海法师圆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而摄制的日本电影《空海》。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当空海随遣唐使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