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蔡剖沽粞Сぐ玻С苫毓螅腥宋仕源筇朴惺裁纯捶ǎ克卮鹚担骸疤瞥褚恢焕匣ⅲ宦墼跹驳亩鳎寄馨阉浪椋滔氯ィ簟！闭馐且磺Ф嗄昵叭毡救硕灾泄目捶ā？墒俏蚁耄搅硕兰停谜饩浠袄醋魑泄硕匀毡镜目捶ǎ残硎歉〉绷恕Ｗ魑桓銮嗄晔逼谠谌毡狙昂蜕罟吹娜耍揖醯萌毡久褡逵幸桓龊芟灾奶氐悖褪撬遣唤龈椅找磺型夤南冉目蒲幕芄话阉浪椤⑼滔潞拖一故视Ρ久褡宓男枰阉诨庸ぃ涑晌忻褡逄厣木窈臀镏什聘弧Ｔ诠糯毡敬又泄丝鬃拥娜寮已担滞ü泄擞《鹊姆鸾涛幕缓蟀蚜秸呷诨峁嵬ǎ纬闪艘恢秩毡咎赜械娜松苎АＫ枷胍馐渡先绱耍幕⒁帐酢⒓际跎弦膊环φ庋睦樱榉ā⑽濉⒉璧滥酥列矶嗝窦湎八祝际谴又泄饺毡镜模О倌甑娜芑崃叮庸ぃ搅讼执家丫泄恕Ｔ诳蒲Ъ际醴矫妫庋募际蹙透嗔恕Ｆ岛偷缱庸ひ档鹊龋际谴游鞣揭模衷冢毡镜姆崽铩⑷詹丫仙夏酥脸嗣拦母Ｌ亍⒖死姿估蘸臀鞯碌谋汲邸Ｈ毡镜牡缡踊⒙枷窕家丫剂炝耸澜缡谐 Ｏ衷冢拦切拟玮纾钆氯毡净崆老壬龅谖宕缱蛹扑慊咴谒那懊妗Ｈ毡久褡宥允澜缟系囊磺邢冉挛镉幸恢志说奈蘸拖芰Γ庖丫蔷偈拦系氖铝恕�
中国和日本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互助合作。这决不是一方面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和地理条件制约的必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合作则互利，对立则两伤。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仅亲身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伤痛，也多少知道一点战争中和战后一段时间日本人民承受过的灾难。因此，珍重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两国人民更友好、更合作的时代，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庄严使命。
提到文化交流和民族传统的关系，很自然地想起了许多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逐岛战争的时候，我们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议论得最多的问题是日本会不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提的条件？当时，我们这些人认为日本是不会接受的，一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二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能真的会迫使他们“一亿玉碎”。可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太片面了。一九四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一年，对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去思考；直到一九四七年，我在新加坡看一本美国人类学家路斯。本尼狄克（Ruth Benediet）的《菊与剑》，才使我感觉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动向（即使像日本这样一个和我们有上千年的交往的近邻），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素之外，还得从人类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才能得 出比较正确的答案。本尼狄克写的这本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应美国国务院的嘱托，为了研究美国的对日政策而执笔的一份供咨询的报告。她没有到过日本，不懂日语，她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被美国扣留的日侨和“二世”，和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和文艺作品，所以这本书的注释中有一些不合实际的地方。但是她从人类学，也就是从“日本文化的某些类型”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在战争胜利后也不能用对待纳粹德国的办法来对待日本，而必须考虑日本民族的特殊性格和感情上的承受能力。她的意见对罗斯福的决策起了一定作用。战后事态的发展，也和她的预测和建议一致。本尼狄克认为，尽管一个民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习俗和邻居民族相同，但总会有一点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尽管很小，但它对这个民族的本身的独特的发展方向，会起重要的作用。她从文化、民俗的视角来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人生哲学。她认为从人类学来分析，一个人在文化习俗上不可能是一张白纸，人一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国情”。美国人由于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亏，于是才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对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终战时期采用了既对美国有利（减轻了几十万美军的伤亡），又制定了可能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政策。从这一角度来思考，我们对近邻日本的研究实在是太落后了。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成了任人摆布的“东亚病夫”。可以说，那时候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存亡。可是，除了清末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不久前才出全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外，我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实在太少，更不用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日本了。两个田中（决定侵华战争的田中义一和中日恢复邦交的田中角荣）之间的半个多世纪，中日两国人民由于互不理解而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互不理解的情况还依然存在。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日本人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难解的“谜”。战后四十年，尽管中日友好已成为很难逆转的大势，但日本人眼中的这个谜是否已经解开了呢？对这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了呢？我接触过不少日本的有识之士，但近年来从日本报刊上看到，似乎也还有一些人对这四十年前那一场浩劫，还有一点“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心理。反过来看，我们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国运的大起大落，对日本人的既谦恭又自大，既性急又从容，一方面可以争分夺秒地拚命工作，一方面又舍得花时间慢吞吞地玩茶道、下围棋的这种矛盾心态，是否有了认真的探索了呢？我看也差得很远。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现在的日本当然也已经不是大隈重信时代的日本了。高科技迅猛发展，地球变小了，中日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仅关系到亚洲，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危。现在，是应该静下来认认真真地加深理解的时候了。我想引用黄遵宪的几句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
譬若辅车依，譬如犄角立。
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
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
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
一九八七年元月（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致读者
——日译本《夏衍自传》序二
拙作《懒寻旧梦录》的自序和前三章，承阿部幸夫先生译出，已于今春由东方书店出版。现在，这本书的第六章《记者生涯》的日语版又将和日本读者见面了，阿部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
《懒寻旧梦录》是我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九八二年动笔的时候，原来的计划是回忆和反思我一生的经历——从一九○○年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书共十章，但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年就搁笔了。这是我的前半生，写了三十多万字，篇幅已经不小，可以告一段落。这之后的后三章——《十年作吏》、《艰难的岁月》和《尾声》，尽管早已有了一个提纲，但大部分资料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汇集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停了两年一直没有动笔。
现在译出的第六章，主要写的是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记者生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协助郭沫若办《救亡日报》起，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华商报》止，前后当了十二年的记者和编辑。那是战争时期，生活艰苦，但斗志旺盛。上海沦陷，《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复刊，一九三八年冬广州沦陷，再一次搬到桂林。一九四一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又和邹韬奋、范长江一起，到香港办了《华商报》。这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四月回到重庆，当了《新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奉命回上海办《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不久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参加了《南侨日报》和《华商报》的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回到上海为止。
这十二年的历程很不平常，我亲身经历过上海、广州、香港三大城市的沦陷，而且又都是在日军占领之后，在混乱中离开的。抗战八年，在前线，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在大后方，我们靠的也只能是“小米加秃笔”了。天天写，写得又多又杂，主要是政论和杂文——当然，由于三十年代和文艺界有了因缘，所以作为我的“副业”，也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记得写《记者生涯》是一九八一年应广州《羊城晚报》之约而执笔的，当时用的题目是《白头记者话当年》。也由于此，这一章中我写到的主要是新闻方面的事，连我和文艺界的交往，以及我自己写作的剧本也都一笔带过，没有细说。
由于这一章中叙述的是我的“记者生涯”，所以这十二年中，我和日本人的交往，也几乎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八年春，我曾受郭沫若的委托，派林林到香港去把鹿地亘夫妇接到广州，然后安排他们到汉口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九三九年，鹿地亘在桂林组成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我还翻译过他写的剧本《三兄弟》，在《救亡日报》连载。我接触过许多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勇敢的反战分子，也见到过一个非常顽固的，效忠天皇的一等兵，这个人是鹿儿岛人，他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他每天清晨总要向东遥拜，有一次他还偷了一把菜刀，打算切腹自杀。鹿地亘气得没有办法，要我去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回上海途经南京。在机场上，再一次看到了日本兵，回忆录中记下了一笔：五时到南京，机场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的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当年空军那种威势了。
回到上海，我两次到北四川路去探望内山完造。八年不见，这位“邬其山”先生消瘦得多了，但表情上还很镇静，握着我的手好容易才说了一句话：“这八年，够辛苦了吧。”当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还没有集中收容，但是此时此地，在当年日本人称霸的虹口，连中国的小孩子也会向日本人投石子，吐口沫了。当然，这只是孩子们的恶作剧，总的来说，中国人——包括官方，对日俘和日侨还是颇讲恕道的。当时遣返前的日本人在北四川路一带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出卖他们的家具、衣物、书籍和杂品，他们的处境无疑是惨淡的，但中国人并没有对他们施加侮辱、欺凌或虐待。汤恩伯还办了一份给日俘和日侨看的日文《改选日报》。由于主持这张报纸的编辑中有中共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以，我也替它写过文章，题目记不起了，讲的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就是侵华战争的罪责主要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当权派，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后来有人说，我的《法西斯细菌》曾译成日文在《改选日报》上连载过，但事隔四十多年，已经无法查对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一九三八年在广州，我曾翻译过石川达三氏的《未死的兵》，由南方出版社刊行，鹿地亘写了序言。我在一九四○年在桂林出版的第四版这本书的《后记》中说：翻译这本书是在前年广州大轰炸的时候。这是一本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描写中日战争现实的日本士兵心理的作品，所以在日本和国外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中国，据说也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译本。在广州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就销完了初版；再版在十月初出书，印了二千册，由于广州战事紧急，印好了已无法发行。直到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还有两千多册整整齐齐地留在长寿东路的《救亡日报》的宿舍，在当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后来想想，日本人进占之后也许会拿去作为“战利品”吧，作为我们留下来的赠品，让他们看看，对于反省这次战争的性质，也许还有点用处。
五十年代中，石川达三氏访问中国，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皱着眉头说：“就是你们翻译了这本书，害我坐了班房。”其实，这是他的误会，因为《未死的兵》在广州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这时候他已经“预审终结了”，有鹿地亘同年五月间写的序言可证：“作家石川达三最近预审终结，大概已经送进监牢去了。”
香港沦陷之后，一个姓蔡的台湾人偷偷地提醒我，千万别让日本兵知道你能讲日本话，否则会被抓去当翻译的。所以几次日本兵来抄家，连我的手表、自来水笔和穿在身上的西装上衣也被抢走，我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后来坐小船偷渡伶仃洋的时候，被日本海军巡逻舰拦住，为了保护两位同难的女性（一位是王莹，另一位是黎蒙的夫人尹珍），我才硬着头皮讲了几句日本话，总算是侥幸过去了。这件事我在《走险记》中写到过，不再说了。我青年时代在日本呆过七年，三十年代在上海，除了内山兄弟、鹿地亘夫妇之外，还有许多日本朋友，如尾崎秀实，山上正义等等。对这些事，可写的事太多了，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是按我的年龄和精力，这当然是不可能了。
中国人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如梦。烟是容易消散的，而梦，则难免会牵肠挂肚。我的一生中有过好梦，也有过噩梦。即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