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缢住钡氖铝恕�
在沪西白里南路，有鼎足而立的三个工厂，一个是中国人开的×新纱厂，一个是白俄开的×远板厂，另一个是日本人经营的丰田纺织会社。那儿不是租界，可是厂里有些什么事的时候，中国“当局”也许敢于处理×新，敢于干涉×远，而绝不敢碰一碰丰田。在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包身工制度已经渐渐的不“时行”了，可是，以吃人肉为常业的带工老板还集中在法律以外的东洋纱厂。在那“法律之外”的日商招牌之下，别说慢性的剥削，就是用凶器杀伤几个中国“奴隶”，有治安之责的人照例是不敢闻问的！我将这事实告诉了郑先生，他也只能报我以苦笑。
“在所谓‘友邦’的掩护之下，问题自然又作别论了，工厂检查制度，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吗，问题，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整个的不平等条约！”
这结论是对的。我将从郑先生这儿得到的“法律根据”和那痛心的“别论”写信去告诉了冯先生和杏弟，她们那弱小的、可是不知道艰险的努力在 死水一般的社会里能激起怎样的波纹，我还不曾知道。不过，我相信，这死水里面的生物还活着，她们应该动——而且是已经在动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上海屋檐下》自序
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而拿起笔来写一点“自序”之类的时候，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但是现在，我只是一种“感慨无量”的心情。
开始写这剧本，是在今年的初春，但是三月间生了一场大病，四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这时期，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微力的我，也被情势逼着，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写下了“第一幕”这三个字之后，几个月来，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三小时的时间，而流光如水，正月间和“业余实验剧团”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当陈鲤庭、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
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而自己，对几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情节戏”、“服装戏”，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服和反感，加上《赛金花》而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着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到现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说，也许这很对不住督促和期待着我的“业实”的朋友，我写作的时候，完全地不顾虑到这剧本的商业上的成功，不管好坏，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写作方法一步前进的一个基点；才能和环境限制我只写了这样一个剧本，但是我这一点希望到此刻还没有改过。
剧本在六月底脱稿，没有充分和朋友们讨论和修改的时间，匆促地就被“业实剧团”拿去付油印了。他们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员人选，赵丹先生的匡复，赵慧深先生的彩玉，陶金先生的志成，王为一先生的赵振宇，章曼苹先生的赵师母，叶露茜先生的施小宝，再把演出的责任托付了擅长这一类戏剧演出的史东山先生，这近乎完璧的人选鼓动我对于剧本上演的兴致。我们在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始排戏，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可是，在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我毫不留恋地把它忘掉，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剧团上演这个剧本。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早该被抗敌救亡的洪流冲洗净了。只要时间容许，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再写一些视野大一点的剧本。单行本预定八月中旬出版，可是今日看完校样，已经是十月过半了。在抗战开始之后，排好了铅字在架子上搁了六十多天，卢芳兄还是要将这剧本出版，那么就让这些发了霉的铅字印在纸上和读者相见吧。
谢谢热心地替我作了一个足以使剧本沾光的主题歌（《勇敢的小娃娃》）的施谊兄，和督促我写这个剧本的“业实”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十月
（原载《上海屋檐下》，戏剧时代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版。）
《上海屋檐下》后记
此剧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
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我很感谢陈鲤庭和赵慧深同志。没有他们的“出题作文”和“限期交卷”，这个剧本是不会写出来的。当时在上海的“业余实验剧团”要剧本，而且想要有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这时候正在“西安事变”之后，我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特别是当时的“业余实验剧团”拥有一批出色的演员，这些朋友们的优秀的演技深深地引诱了我。看看这张演员名单吧，我不禁跃跃欲试了。
赵丹（匡复）、赵慧深（彩玉）、陶金（林志成）、王为一（赵振宇）、章曼苹（赵妻）、叶露茜（施小宝）、施超（小天津）。
但是，这出戏当时没有能够在上海演出。
因为，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排，预定十五日上演。而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在上海打响了。
为此，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初版本中，我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
当时，我很想忘掉这个剧本，忘掉这个剧本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情调，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因此，这个戏以后的命运，我一直没有关心。我重新翻阅这个剧本是在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冬，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一个我的剧本选集，由于几位对这个戏有感情的朋友们的怂恿，我把这个剧本收进去了。后来，出版社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写儿女情的剧本在新时代没有教育意义，主张从选集中抽掉，我没有话说，就同意了。
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剧本又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其它两个剧院“发掘”出来，当我知道的时候，戏已经排了两幕。我想，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已经在白纸上用黑字写下来的作品，要藏拙、要抹掉，恐怕也是不可能了。而且，让新时代的青年人知道一点旧时代的辛酸和苦难，也不是有害无益的事吧，我点了头，这个戏在北京上演了。关于这个戏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作者对剧中人的看法，在演出前我曾和“青艺”的演员同志们谈过。谈话记录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份的《剧本》月刊上，在这里不赘述了。我要说明一点，第三幕结尾时小孩们唱的一个歌，是施谊同志作的词，“青艺”说明书上没有注出，我不敢掠美。新版本基本上没有改，我只删掉了几句话，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润色。
谢谢关心和辛苦地演出了这个习作的朋友，我第一次在北京看了这个戏的上演，无疑的，演出给这个习作增加了光彩。
一九五七年五月 （原载《上海屋檐下》，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五月版。）
关于《一年间》
为着替《救亡日报》筹募基金，在桂林上演拙作《一年间》，已经有了四个月的筹备了，承文化界先进的支持，和差不多可以说是全桂林艺术界的朋友们的不眠不休的努力，终于在今天和观众在舞台上相见。启幕之前，我感到了双重的惶悚和感谢，作为一个这剧本的作者，和作为一个《救亡日报》的编者。逾分地重视这一草率的作品使我惶悚，为着要上演这一作品而耗费了朋友们的不能计算的精力和时间，又使我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语汇才可以表示私衷的感谢。这感谢的今天，在我的生涯中将成为永远不会遗忘的一日。
《一年间》在重庆公演之后，最使我不安的是远近友人们对于剧作的逾分的誉扬，和过于宽容的指责。这剧本写作于去年九月，未曾付印，广州就沦陷了。嗣后奔波了差近一年，正像对一个产下了就给交旁人的孩子，直到重庆上演之前，我简直不曾有过再看它一遍的机会。上演之后，从友人们的来信和报章评论中，发见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也因为人事匆匆，到今天不曾有过仔细检讨一下的时间的余裕。那么就让我利用今天，作为一个陈述作者意见和自我批判的机会吧。
写作的动机去年八月，在“救报”周年纪念招待读者的茶会上，有一位年轻的读者站起来讲话，他说：“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应该贡献出剧本。”他用“吝啬”这两个字来责难了我一年来写作上的“怠慢”。这句话真有点使我憬然！《上海屋檐下》以来，不写创作一年半了。我自觉到“工作繁忙”这四个字并不是辩解的最好借口，我答应了他，我在最短时期之内一定写一些剧本。接着九月初，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决定了以双十节为中国第一次戏剧节。田寿昌兄从武汉打电报来，要我转达广州戏剧界的朋友，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公演。可是，当我把这意思告诉给戏剧界朋友们的时候，一个问题立刻提出来了：“你给我们写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
我答应了这个要求，因为我知道在我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只有若干冒险地将负不起的责任先加在自己身上，然后才能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逼榨出写作的时间。
“什么时间交卷？”我问。
“预算排三个礼拜，你在九月二十号以前交稿吧。”
我还记得和我约定时间的是艺协剧团的蔡碧青君。
算一算日子也正还有三个礼拜，我决定了分出每天上午的时间，第一个星期整理材料和结构，第二周的第一天开始执笔，写作的时间规定了两个星期的上午。这在我确是一次冒险，我从这天起谢绝了来客，把自己反锁在上九东路那间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洋铁店的三楼。九月十九日，在预算之前一天，我草率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在我贫弱的写作过程上这是一个时间最短的记录：《赛金花》两个半月，《自由魂》一个月零五天，《上海屋檐下》整整六个月，而《一年间》却只有十二个上午，从这一点，剧作的粗杂疏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了。今年初夏偶到了上海，许多久别了的朋友们都像遇见了自己亲人一般会到了。在一次茶话会散会之后，我和健吾、于伶两兄在傍晚的霞飞路上漫步，突然，健吾笑着说：“我提你一个漏洞，在《一年间》 里。”
我倾听着他。
“究竟你离开上海一年半了，第四幕，艾珍要分娩是在晚间十二点钟之后，那时候喻志华从外面回来，接着又匆匆地出去，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上海十二点钟以后是禁止通行的了。”
结构方面的粗忽尚且如此，性格的刻画和氛围的描写上更可以想象的了。
我这样看那些人写这剧本的时候，如上所说，正在徐州失守，敌人以全力进攻武汉，而突破了外国重镇田家镇的时候。在广州，六月轰炸之后，经过了一个暂时的安静。九月初又差不多每天都有警报和轰炸了。加上，国内若干抗战没有信心的人，还在鬼祟地准备投降，陆续地放出了各种各样的悲观和沮丧的空气。广州迩近香港，对于谣言的反应特别敏锐。所以在那时候，我想提高抗战必胜信心，抨击悲观主义，和从社会任何一角的现实事象，来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生长，应该是艺术工作者当前的主题。我从这观点出发架空地设了一个故事，我想忠实于现实主义，我不作奇巧和偶合的追求，加上，我自己故乡沦陷，妻儿寄寓上海，“身居南国，心向江南”（这是于伶兄说我的话），所以我就在比较熟悉的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环境里面，寄托了这个主题。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我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种样式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我写的地方是上海，是沦陷区，是一个古旧的家，所以我实在不敢违心地把瑞秋、艾珍之类的人物写成铮铮的斗士。即使是刘爱庐吧，他可以博得观众的同情，但他也不是一个英雄，我写他，只想表现地主里面的一个保有正义感的封建儒生的一面，使他站在抗战这一面，使他同情下一代的，也不是由于阶级而是由于民族的感情（我此次在香港替大地影片公司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地交响曲》，又重复地写了这样一个脚色，但是只因为他所处的地方是游击区，社会动荡的震幅很大，所以他的生活和意识的变革也和刘爱庐的有了很大的差分）。我很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