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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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
《欧阳予倩全集》序
今年五月，是欧阳予倩同志百岁冥诞，为了纪念这位戏剧界的元老和中国话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央戏剧学院编纂的《欧阳予倩全集》六卷，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值得庆幸的事情。
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按年龄，欧阳今年一百岁，洪深九十五岁，田汉九十岁。欧阳予倩出生那一年光绪帝载湉亲政，张之洞奏请筹建京汉铁路，广东建设了第一个兵工厂，洋务运动开始。洪深出世那一年，发生了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覆灭，翌年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求和，缔结了辱国的马关条约。田汉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的时刻。欧阳和洪深出生于官宦之家，而田汉则是农家子弟，门第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的童年都处在国破家亡、民生涂炭的时代，都亲身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图存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欧阳予倩于一九○四年赴日本留学，下一年就碰上了日本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目睹了陈天华投海自杀的悲剧。一九○七年他参加了曾孝谷等发起的春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但这出戏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写的是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则最早是一九一五年洪深写的《卖梨人》，一九一六年写的《贫民惨剧》，和差不多同时欧阳予倩写的《运动力》，这些剧本都演出在五四运动之前，要比胡适的《终身大事》早四五年。那时候，按田汉的说法，他们都还是“使酒纵马，豪气凌云，疾恶如仇，高喊‘炸弹、炸弹’的艺术青年”。可是中国话剧一开始就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就关怀到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
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段苦闷、彷徨、探索和挫折的过程。但是历史安排得很巧，一九二二年，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这三位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在上海汇合了。忧国忧民、反对不合理的旧社会，要为平民鸣不平，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不怕艰险，愿为戏剧事业而奋斗终身，他们之间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就不那么平坦了，他们都有过不同的幻想和尝试，也有过不同的成功和挫折，他们从一九二二年缔交之后，一直合作得很好，很久，真可以说是生死患难之交；然而在话剧运动和创作实践中，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分歧和争论。从一九三○年田汉、洪深加入了“左联”和“剧联”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予倩和田、洪之间就不止一次发生过面红耳赤的争论，正如田汉所说：“予倩和我与洪深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回溯一下予倩和我的关系，完全不合作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到过英、法，两入苏联，而且参加了第一届苏联戏剧节，他很容易用欧洲和平时期的技术水平来要求我们的抗战演剧和革命戏剧，他常常批评我们的话剧演员不会说话。这话说中了要害，为了提高我们话剧的艺术水平，完全应该加强演员们在语言方面的基本训练，但是他却把技术问题绝对化了。……当时，我们许多戏剧工作者都因为要革命、要抗战而搞上戏剧的，换句话说，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是戏剧学校出身的，过度强调正规训练，就不能不引起矛盾。”从这种分歧出发，就形成了一场当时出现在重庆和桂林的所谓“磨光派”和“突击派”的论争。予倩强调艺术，强调基本功；田汉则强调任务，强调为革命和抗战而突击；洪深呢，我看是介于两 者之间。他是美国戏剧教育家贝克的入门弟子，他有一套完整的戏剧理论，他一方面坚持写剧本要有章法，排戏要有程序，但由于他是一个被称为戏剧界的“黑旋风”的社会活动家，所以他有时搞“突击”，比田汉还要勇敢。他可以三天五天赶写一个剧本，可以临时上台串演一个角色。抗战前夕他写的《咸鱼主义》，是我逼着他在一个晚上赶出来的；一九四二年他写的《黄白丹青》，是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给他写了一个故事梗概，然后大笔一挥，不到三天就写出来的。在思想上，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大路，但在艺术实践上，赶任务和求质量——也就是搞突击和重磨光又使他们不断地发生争论和分歧。现在看来，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说到底，这也就是二十年代以来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任何一个艺术家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有一点偏倚看来是难于避免的。对此，田汉后来在替予倩的文集作序的时候说得很坦率：“我们从来不是轻视技巧的，但我们更多地看重政治任务所在，我们不惜日以继夜地把戏剧突击出来，因此我们被称为‘突击派’，而予倩的艺术馆代表着所谓‘磨光派’。谁不愿把自己的艺术磨得更光呢？但我们不主张为磨光而磨光。我们是主张在突击中磨光的。……我们和予倩虽则在当时桂林一家三教咖啡厅楼上为艺术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们的观点显然慢慢地接近了，我们的矛盾很自然地解决了。”欧阳谨严，田汉豪放，洪深则是“雅俗共赏”、“清浊难分”。这样三位各具个性和特点的戏剧家“既合作又不合作”了几十年，这就是一部中国话剧的创业史。
戏剧在中国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而话剧（易卜生模式）则从春柳社算起，也还只有八十年的历史。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样式而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化——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中与西、创新与传统、艺术与政治任务之间的撞击和斗争。文学方面有新诗与旧体诗的斗争，美术界有洋画与国画之争，音乐界有西乐与国乐——乃至洋嗓子与土嗓子之争。这种中与西、新与旧的斗争，甚至或明或暗地持续到建国四十年后的今天。和其他艺术相比，中国传统戏剧（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的潜力最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最深，可以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回顾一下话剧从引进到现在这八十年的历史，传统戏剧和话剧界之间，却很少有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话剧运动的这三位奠基人——欧阳、洪深、田汉都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戏剧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解。予倩不仅学过而且演过京剧，二十年代就和梅兰芳齐名，有“南欧北梅”之誉；田汉在幼年就对湘剧和京剧有兴趣，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办艺术大学和南国社时，就结识了周信芳、高百岁，一九二七年办“鱼龙会”，就约周信芳、高百岁和唐槐秋等联合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洪深曾和我说过，他从小就爱看京戏，在参加了南国社之后，就和周信芳有了深厚的友谊。戏剧界可能还记得，解放初期，他在怀仁堂和梅兰芳、周信芳同台客串过一台京戏。由于此，整个话剧界不论从南到北，从欧阳、田汉、洪深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吴祖光，直到现在，话剧界没有人反对过传统，没有出现过民族虚无主义，话剧工作者是一直和京剧、地方戏工作者相互借鉴、团结合作的。不反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泥古，他们都为革新京剧和地方戏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必多说了。
予倩同志治学谨严，同时又谦虚好学，我感动地读过一篇他晚年的自述：“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过去曾和田汉、洪深同志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这是在运动中常有的事。在那个环境中就是闯，乱闯，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在广东一段，从我的作品可以看出来，那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向往民主。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
欧阳予倩同志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是名副其实的戏剧大师，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毕生从事戏剧教育，早年在南通办过伶工学校，在广东办过戏剧研究所，在桂林办过广西艺术馆，解放以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他重视戏剧的基础教育，重视台词训练，曾亲自制定形体教材，亲自任台词教研组组长，亲自为学生示范排演，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戏剧人才。他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革命事业，对戏剧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给后一辈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我热诚向读者推荐这一部文集，这是中国话剧创业史的真实纪录，纪录了先驱者们的宽博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原载《欧阳予倩全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九月出版。）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序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标准，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像我们这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由于此，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像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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