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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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闹市找旅社，事有凑巧，当我走进中央大饭店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卜少夫。卜是反共专家，原来在重庆办一份叫《新闻天地》的杂志，但三十年代初他在中华艺大读过书，所以见了我还叫我“老师”。这一下我觉得有办法了，我说，刚下飞机，找不到旅馆，你给我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复员的人太多，找房间不容易，然后很慷慨地说：“如不嫌弃，就在我房间里挤一下吧。”原来他月初就到南京，租了一间双人房，还空着一个床位。于是我就实行“国共合作”，在他房间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三轮车赶到火车站，不明市价，抓了一把伪币给车夫，可能是给多了一些，这位三轮车夫十分巴结，给我叫来了“红帽子”（从前火车站的搬行李的工作都戴红帽子），给我提行李，还特别关照，“这位先生是重庆来的。”到售票处，已经挤满了人，这位“红帽子”对我作了一个眼色，要我跟他走，就顺利地通过检票处，一直送上了头等车，我正要付钱，他就给我找来了车上的服务员，并代我说：“这位先生是重庆飞来的，你给车上补票吧。”我掏出伪币来，“红帽子”却笑着说：“先生，给我一张老法币吧。”我满足了他。我不知道到上海要多少钱，就把伪币全拿出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到上海北站”，指着伪币让他取，他数了一下，说还不够，于是我又只能拿出五块老法币来，他高兴地给我补了票，还给我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许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优待或者特权，也可以说是不正之风吧，可是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受尽了敌伪压榨的人，对从大后方来的人表示一点好意，给一点方便，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沦陷区人民的一点爱国的心意吧。
火车开得很慢，到上海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到爱文义路至德里我岳父家里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地点好像在愚园路，我已经记不起了。奇怪的是不待我说约定的口号，开门接我的竟是我的老熟人沈德无。二十年代末我就在蔡叔厚家里认识了她，她的爱人江闻道也是我的朋友。我交了介绍信，她说这儿是联络站，介绍信立刻可以转去，但是老刘（刘长胜）这几天不在上海，你休息几天再说吧。我告诉了她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很急，“报纸早出一天好一天”，所以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希望尽快见到梅益或者徐迈进。
当天晚上就接到了梅益的电话，约我明天上午到朱葆三路二十五号二楼十一号见面。
朱葆三路二十五号是一幢中等水平的办公楼，我上二楼就看见一块“新 华日报筹备处”的招牌，推门进去，徐迈进和梅益已在等我。他们租了两大间办公室，很宽大，够得上二十来个人办公，但是只有一个书架、两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所以显得空空荡荡。坐下来我讲了一些前天在南京的“中秋奇遇”之后，梅益就说，他们已经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他们全力帮助我早日出版，所以问我哪些事要他们帮忙，如要不要租办公楼，要几个记者、编辑等等。我想了一下说：办一张四开小报，你们已经租了这两大间房子，只要给我一张写字台，在这里挤一挤就可以了，但是恩来同志再三叮嘱，一方面要迈进和我通力合作，但《救亡日报》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不要和党报合在一起，所以还得帮我租一间小小的编辑室，最好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至于记者和编辑，我看只要介绍一位能跑能写的记者，和一个传递信件和管杂务的工友就够了，反正这张报有一个靠当地文化界支持的传统，所以只要老梅开一张可以给我们义务撰稿人的名单就可以了。我在重庆就知道姜椿芳他们办了一个时代出版社和一张《时代日报》，所以我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找老姜那里的人帮忙。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租编辑室的事和找记者、工役由梅益负责，迈进则帮助我代管一下总务工作。最后我说，这张报不管办得如何，无论如何要尽快出版，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一星期内办妥。
我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拜访了留在孤岛奋斗的先辈、旧友，（郑振铎、夏丐尊、傅彬然……），和梅益开给我的名单上的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周予同），转达了郭沫若社长对他们的问候，和希望他们对即将出版的《建国日报》的支持。这之间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去访问卧病中的夏丐尊先生的时候，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这件事对我个人说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一九四六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几本书的版税。其次是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在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
《救亡日报》复刊的事进行得顺利，梅益帮我在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找了一间厢房作为“编辑部”，并介绍顾家熙同志作为报社唯一的记者。一切筹备就绪之后，我就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过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给国民党市党部发出了一封《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申请登记的公函，这张小报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正式复刊。
《建国日报》除报名外，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在第一版上，我写了一篇《复刊词》，开头就说：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侵淞沪，我军奉命撤守，在那个最暗淡的日子，本报发表了社长郭沫若先生悲壮的社论：“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忍泪暂时和上海的读者告别。……但是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间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说“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在当时，我们的确是除了奴隶的锁铐之外，再没有可以失掉的东西了。这锁铐在我们民族身上已经戴了近一个世纪，使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日本军阀想要灭亡中国，征服世界，在“八一三”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是这个戴了锁铐的东亚病夫，是决不会成为他们征服世界这雄图的障碍的，可是，出于日本军阀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终于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了。日本军阀希望我们不抵抗，我们抵抗了；希望我们不团结，我们团结了；希望我们不进步，我们进步了。从一年打到八年，从上海打到黔桂边境，不屈服，不沮丧，以血肉之躯来抵抗飞机大炮，用无比的坚韧来度过了长期的苦难，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试炼，而现在，戴在我们民族身上近一百年的锁铐终于打碎了。在抗战中，作为新闻记者，我们以文章报国之心，我们呼吁团结，呼吁进步，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把抗战进行到底；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一如既往，永久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这一小小的刊物，能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贡献，还是期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示。
一张四开报纸的版面，是很难安排的。我们仍旧辟了一版名叫“春风”的副刊，创刊号上我也写了一篇题为《杂谈副刊》的发刊词。此外，考虑到沦陷了八年的上海人民不太了解所谓“大后方”的起初情况，而国民党的党报又不断地制造谣言，美化他们的“领袖”和吹嘘那批常败将军的“战果”，我们也就针锋相对地用“记者”署名，每天发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大后方的多种奇闻怪事。
十月十二日，恰好有一位外国的进步记者飞重庆，我就把十份《建国日报》托他带给了龚澎。
报纸虽小，五脏六腑俱全，所以一出版，就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记得出到第五六期，就销到五六千份，这在报摊完全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上海，总算是不容易了。还有一件事，我们捅了一下当时以太上皇自居的美军的马蜂窝，这就是从中央社发的二十几个字的短消息中，我们看到了美军打死了一个三轮车夫臧大咬子的消息。我们唯一的外勤记者顾家熙根据线索，访问了死者的家属，写了一篇专访，并鼓励他们提出抗议，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抗议美军“残杀臧大咬子”的风波，使国民党陷于十分被动。由于这张小报“敢讲话”，所以我写过一则只有五十来个字的补白：（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
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我把这五十来个字画了一个小花边，本来是一种讲怪话出口气的意思，可是想不到这两句话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我也觉得很高兴。
但是好景不长，这张报出了十二天，到十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市党部就下令查封。我立即赶到市党部去抗议，一个姓陈的党棍（是不是陈训悆，我记不清楚了）大摇大摆地接见了我，凶狠狠地说：“这张报没有登记。”我拿出重庆报上登过的国民党中宣部的规定，“凡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过的 报刊可先出版后登记”给他看，并说：“我们在十月七日就用挂号信向你处登记。”他居然脸也不红，说了一句：“禁止发行，这是政府的命令。”背转身就走。我说：“政府违法，我要抗议！”他躲得快，装做没有听见。
十二天，这大概可以说是最短命的报纸了。我分别向恩来同志和郭老作了报告，希望就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抗议是不会得到结果的。因为，《建国日报》复刊那一天——十月十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但不久就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郭老被特务打伤。同时，蒋介石也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攻东北解放区。所以，十月二十五日我和刘长胜、梅益等商谈《建国日报》被封的善后问题时，我们考虑的已经不是争取《建国日报》复刊，而是防止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迫害和袭击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一天，我接到了王若飞托人带来的一封信，内容是说，他和董老看到了《建国日报》的创刊号，非常高兴，并说董老和郭老看了我写的那篇“复刊词”，都认为写得很好，措辞也很得体，一方面对我们“孤军作战”表示赞许，同时也讲到尽管缔结了“双十协定”，但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形势继续恶化，要我们保持警惕。
《建国日报》出了十二天，有人说我“唱独脚戏”，也有人说所有文章我一个人写的，是“单口相声”，而事实并非如此。社论、副刊上的文章，及“乱离人语”，的确是我写的，但当时还没有公开出面的恽逸群同志也写过几篇文章，而“本报专访”，如关于“臧大咬子事件”的报道，和许多本埠新闻，则都是顾家熙写的。
《建国日报》被封，《新华日报》不能复刊，偌大的上海和华东一带，没有一个宣传阵地，长江局九月十四日电报中提到的范长江、阿英、钱俊瑞又没有能赶到上海，我们该怎么办？当时上海只有一份柯灵主编，马叙伦、郑振铎、唐彛Ｗ宓摹吨鼙ā罚砉闫降纫苍谡饪锷闲次恼拢野莘寐砝系氖焙颍惨倚锤濉５竦车摹吨醒肴毡ā返刃矶嗳毡ǘ荚谏虾８纯耍凇肮碌骸鄙系⒕昧说娜擞只蚨嗷蛏俚囟阅俏弧傲ノ獭被褂幸坏慊孟耄辉诖蟊ㄉ洗蚩笨谑遣恍械摹Ｎ叶悦芬娼ㄒ椴⒘⒖痰玫缴虾５匙橹耐猓颐且部梢栽擞萌嗣裣Ｍ推健⒚裰鞯脑竿凸竦车笔被共桓夜蚰谡胶头此辗垂舱庖蝗醯悖沤嵋慌摹⑷韧推椒炊阅谡降纳喜阒耸亢脱д撸胨且愿鋈嗣逍次恼拢ü髦智来蚪渡瓯ā贰ⅰ妒笔滦卤ā罚酥痢吨醒肴毡ā防锶ィ鸩降匦纬梢恢帧胺茨谡健薄ⅰ耙裰鳌钡挠呗邸Ｎ颐欠滞纷叻昧寺硇鹇住⒅Ｕ耦臁⑿砉闫健⒒孪纭⒏道住⒗罱∥帷胨亲从泄氐鼻笆本值淖郏缓笸ü礞髁迹ㄌ颇桑⒖铝榈鹊墓叵担颜庑┪恼略诠竦嘲斓暮兔癜斓拇蟊ㄉ戏⒈怼Ｓ捎诘笔闭υ谝桓觥疤柑复虼颉薄⒒颉懊魈赴荡颉钡奶囟ㄊ逼冢拦不箍诳谏浴昂褪吕小弊跃樱晕颐亲橹哪切┲髡藕推浇ü闹耸康奈恼拢吨醒肴毡ā芬驳橇瞬恢挂黄Ｗ约好挥行蟮兀宰橹幕踅缰耸孔捶炊阅谡健⒁蠛推浇ㄉ璧奈恼拢谏虾８鞔蟊ㄉ弦浴白邸被颉氨颈ㄌ馗濉钡姆绞铰叫⒈恚斐梢恢制挠猩频挠呗郏颐钦庵肿鞣ㄔ艿焦跞舴赏咀吹某そ值谋硌铩＞菸一匾洌钡揭痪潘牧瓿酰捎谡秸┢诮攵钡乃站鹦逗驮俗吡巳瘴彼舻乃泄こ璞负突鳎竦吃谌婺Ｉ科鹆艘怀》此赵硕氖焙颍吨醒肴毡ā贰ⅰ妒笔滦卤ā凡挪辉俚窃匚颐亲橹拿裰魅耸康母寮�
从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六年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双 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调动大军向华东、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内战在各地蔓延，为了镇压民众反内战运动，十二月初在昆明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