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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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愁城记》在重庆上演（那时候，我远在香港），M兄看见了这出戏，觉得导演演员都十分成功而卖座相当凄惨的时候，在他给我的信中引了“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之句。他，似乎是在代我愤慨。其实，引用这两句诗，已经是一种出于友情的对作者的宽容与宠纵了。从这两句诗的字面，不已经确定了作者“能够”画牡丹这一前提了么？
但在我，坦白地说，愿不愿画之前，还随附着一个能不能画和能不能画好的问题。一个想要从事于绘画的人，我想，各种形象，各种色彩，都应当尝试一下的，尽管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色彩，怎样表达作意，都可以一任作者的主观和偏好，但是，在画布上有自信地调彩作画之前，能够使之像一朵花，像一瓣叶，像一个人的肢体，也自有它基本上的必要吧。年轻的画家们在画室里兀兀孜孜，画石膏，画裸体，画苹果，难道他们终极的目的是在成为一个石膏、裸体、苹果的画家吗？名画家们手本上的一勾一抹，一些造意的素描，也许依旧可以供后人的参考与随喜，但很明白，这些都只是一个画家非跨过不可的“作品以前”的东西而已。
在今天的中国从事于新的艺术，我老觉得是一件幸而不幸的事情。一方面说是寂寞，但另一方面却也在每个人前面展开着许多诱人取巧的捷径。多买胭脂，将色彩的堆积当作牡丹，这是捷径之一。一方面因为没有鸟而满足地将蝙蝠当作飞禽，他方面将分不出枝叶色彩与线条的凑合叫作“作品”而沾沾自喜，不也是习见的现象吗？——这种现象常使我憬然。自己，还正在一个在画室里用面包屑擦木炭纸的阶段呢，当然，有时候从画室里出来，看看世界，偶有所喜，偶有所感，不觉也在画本上勾描几笔，这一是为了练习，二是为了保存一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形象。这些“作品以前”的étude，充其量，也只能逗熟朋友们的一笑而已，不幸得很，这些étude不仅被当作“作品”，而且还被当作了商品！出身限制了主观，经历限制了生活，技术限制了形象，“凄惨”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吗？
几年来，由于朋友们和观众的宠纵，有所喜和有所感的，常常使我放胆涂抹，凭着一个知识人的良心，我相信所喜所感的还不会离开自己所该担负的责任太远。但，我诚实自供，我还没有把握将我所喜所感者如愿地传给我的读者与观众，天真的批评家们将我所勾抹的评为“素描”，评为“淡彩”，那我将惶恐地回答，因为我十余年来的摸索才找到了做人和治学的门径，因之那些étude并不是“作品”。
《法西斯细菌》上演中，D告诉我从偶然的机会，在旧货市场中买到了些油画颜料，他说：“在绝对没有油画材料和工具的时候，当然要用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各种工具的表现中，还是要画油画才好，这也不一定是学院派吧”，作为一个以绘画为终身事业的人，我想这要求是合理而自然的，谁能把一个不能master油画的人叫做画家？我在此更痛切地感到有从速毕业于素描阶段之必要了。人物不能凸出，性格不能鲜明，结构不够坚实，表现不够强烈，这都不是可以用什么“风格”之类的美名来辩解的。要画油画，我还得从基本学起。《法西斯细菌》中不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吗？“我的身体还不算坏”，“我还有一大段的时间”，我侥幸着还有一份不肯服输的健康和斗志。
从戏院回来，已经是上午两点半了，鸡在啼，山城的夜雾还是那样的浓重。拥挤在戏院门口的观众，反映在几千双眼睛里的他们的感情起伏，那样地为着一个“习作”而流汗的演员和工作者们的声音笑貌，和表现在舞台上的我所描画的那些浮光掠影般的人物的形象，混淆地扰动在我的心中。责任是如何的重大，而力量又是如何的渺小！
一九四二年十月原载《法西斯细菌》，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公式。符咒与“批评”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三
《老鼠。虱子和历史》，《胭脂。油画与习作》，——这两篇短文本来是写了作为拙作《法西斯细菌》单行本的“后记”用的。应需要，前者曾发表于桂林《大公报。文艺》，后者曾发表于《野草》，这都已经是去年秋间的事了。现在遭遇阻障，单行本出版无期，不能不变更性质，而成为“无书之跋”了，趁机会，我想添写几句，作为后记的后记。
这出戏上演前上演后，我有幸听到了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意见，除在此次成都公演中改正了一些缺点之外，我得再在这儿对朋友们表示友情的感谢。但，我更有荣幸，也一再的拜受了所谓“批评家”的“批评”，我懂得作为一个作者应有的仪礼，所以即使是不能拜嘉的“批评”，我也保持了沉默。可是，中国也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出于常情思忖之外，不仅一方的沉默可以产生奇怪的揣测，而且，被判为“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和“难免失败”也可能在流言中被认为定案。我从不讳言失败，这本戏的技术上的失败也早在意料之中，但，对于企图用教条和八股来代替批评的“某些不正确的见解”，尽管我手头还没有一部“名词大全”和“术语观止”，我还不想避忌论争。
说实话，我的理解程度（不，应该说是语文程度）实在读不懂黄芜茵先生的“批评”，环诵再三，我才好容易从一大堆术语中间找出了一些比较容易了解的责难。责难之一，说我没有“彻底击破”“一般寡头统治阶层所发明和倡导的”“科学至上主义的”“虚伪理论的背景”，说我“企图从另一路径来接近它”，我给主人公（科学至上主义者）“不断地布置下不幸的遭际”，而“最后使他转变”，于是而他（“批评家”）发问了：“重要的问题是作者所布置下的种种不幸的遭际是不是有着必然性和普遍性呢？”他（“批评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了，他说，中国科学至上主义者如俞实夫其人者所遭际的并不是“典型环境”，看，他说：“显而易见，假使这个科学至上主义者底工作地点不在东京、上海或香港，而是战争尚未直接（？——引用者，下同）波及的地方，随便说四川（？）或是美国，他就无法接受作者给他所布置下的许多遭遇。”又是一个“显而易见”，“即使在那同个都市里工作，也未必（！）一定（！）会碰到（！）那些变故，那么，时至今日，他不是仍然是屹立未动的科学至上主义者吗？”这高贵的“典型环境”论，真有点使我惘然。假如说，在法西斯主义开始荼毒直到“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大家都能承认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科学至上主义者”们并没有受过种族歧视，并没有受过工作干扰，并没有受过生活压迫，乃至并没有受过战争的“直接波及”，并没有受过我所“布置”的一切不幸遭际，那么我将坦白承认，我所布置的一切都只是“偶然事件”，否则，假如我们同时代人每个都曾受过这一切不幸，那么我就想诉诸于读者的判断，我和我的“批评者”之间总有一方的论断是抹杀事实的胡言。举一个例，假如说，四川——遭遇到那样残酷轰炸，遭遇到那样严重的战争威胁，遭遇到那样不可补救的文物的毁坏，书籍仪器的饥荒，生活条件的困顿，而依旧可以公言这是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地方，而科学家们依旧可以丝毫不受“环境”干扰地“屹立不动”，——假如有良知的知识人对于这一切可以承认，那么我只有低首认罪，俯首无言。再假如说，假如回 答是这位“批评家”的相反的一面，每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不管是“至上”论者或不“至上”论者）——不论在上海，在北平，在香港，在四川，乃至在天涯海角，即使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遭遇到乃至可能遭遇到这一切不幸，那么我坚持我的看法，“显而易见”，俞实夫所遭遇的正是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环境。
责难之二，又是一个奇妙的名词，说我犯的“理论错误”是已“被清算过的”“前线主义”。这“错误理论”被清算于何时？在什么地方由何人所清算，浅见的笔者还不知道。但假如说，让科学工作者走出所谓纯科学的象牙之塔，看一看现实的世界，更“本质地”（这是我们批评家爱用的一个术语）看一看使伤寒病菌不能单用科学家的研究来绝灭的原因，于是而得到结论，要科学家在战争的“实际工作中来研究”（俞实夫语）……这一切都是“前线主义”，都非“清算”不可，那么我今天依旧要站在千万人面前傲言，我所主张着的正是这样的“前线主义”。我们高贵的批评家是以美国作为一个“战争尚未直接波及”的例子的，那么，我也“随便”举几个美国的“实际的”例子吧。例一：五个月前，《法西斯细菌》重庆演出之后，我有幸遇见了万里扁舟、干犯险阻、回祖国来参加抗战医疗工作的Hangs Zinsser先生的私淑弟子刘秉扬博士，他告诉我，在美国不仅专攻细菌学的中国人如他自己，战争开始以来，Zinsser研究室的全体工作者，已经把他们的全心全力倾注于战争。美国参战以后，这些科学家们“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的波及”，但也都已经离开研究室，跑到盟国的“前线”去了。我不相信这些人都已经放弃了研究，我更不相信他们离开了研究室而美国的细菌学研究就会陷于停顿，我更不相信这些“前线主义”者都需要“清算”。其实，我不妨先推荐我们的“批评家”先读一读Zinsser先生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和更详细地记述了伤寒，特别是斑疹伤寒研究过程的他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在《大西洋杂志》上连载时题为：R。S——As I Remember Him）。实在说，斑疹伤寒的研究本来就是开始于“前线”的战场上的。例二：最近为了协助中国抗战医疗工作，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的代表福克脑先生到了重庆，从他谈话之间使我们听到了一段使人感奋的事实，美国医学界为着表示盟国之谊，恐怕苏联在那样剧烈的抗战中荒废了医学研究工作，曾经电请苏联派遣一些医师和医学研究员到美国去研究，一切费用全由美方负担。但出于意外，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否定的答复，苏联医学界回答他们说，衷心感谢盟邦的关切与友谊，但是苏联还在抗战之中，全国医学工作者都已经把全部精力集注到“前线”去了，所以在战争获得胜利之前，苏联甚至没有法子派出一个到外国去“研究”的人员。——这，又是如何彻底的“前线主义”者啊！其实，这样的例，是“随便”可以举得出的，威尔基新著《天下一家》中，西蒙诺夫回答威尔基说苏联不能派遣萧斯塔科维奇到美国去的话，不也表示了苏联艺术工作者正全是十足的“前线主义者”吗？假如说，这样的将全民技术人员的全能全力毫无保留地支付于求国家民族之生存的抗战是“前线主义”，是“理论错误的”“泥沼”，那么，我没有话说，我们大可不必再说抗战，更不必欲歌颂从辽远的加拿大到中国“前线”来的白求恩大夫们了。
后记的后记已经“尾大不掉”，应该是打住的了，可是，利用这一个机会，我还想表白一下我对于这“论争”无可言喻的寂寞和悲凉。我们要有“批评”，这呼声已经很久了，而接触到实际从一种教条到另一种教条，从一种专制到另一种专制，不仅万水千山，望不见彼岸，在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基础， 而惯于以文字为游戏和泄愤的所在，有时候我想这期待简直有类于沙上建塔般的事了。十几年来法西斯毒焰传遍了大半个世界，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我们的同胞骨肉遭受着屠戮和奴役，颠连无告的苦楚，反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了全世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可旁贷的天职，可是看，平时用尽了一切术语教条作种种进步状的“批评家”，此时此地，连祖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需要”也可轻轻的加以否认而傲然以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姿态而出现了。用高贵的“艺术”观点来看，那么我的习作本来就不值我们“批评家”的一盼，可是在今天，在这窒息时代，在我们高贵的“批评家”们对自己民族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及其拟似形态未曾遗以一矢的今天，我还自傲着曾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和恶势力斗争，我在这被人忽视的领域里最初提出了“科学与法西斯不两立”的口号，我也自傲着居然像小草一般的钻过重叠的石块，在若干观众前面暴露了法西斯强盗的残虐与暴戾。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人类敌人的法西斯主义投掷了最大限度的出自衷心的憎恨与愤怒，尽管我的拙作只博得了“批评家”的蔑视和冷笑，但我相信，在另一方面即使微弱到不足挂齿，我总还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了他们同时代人所遭际的悲苦与欢欣。今天是恶棍墨索里尼塌台的日子，听着号外的呼声，我将在这儿搁笔。我仿佛看到，人类的前面已经有曙光了，假如，用全世界人民生命和热血来换得的这一个胜利之中，我仿佛也曾参加了一滴眼泪，一份惊骇呼喊的真情，那我将感到满足。法西斯应该死灭，人应该清醒，老调子应该休息了吧。
一九四三年七月写于重庆
（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关于《法西斯细菌》
《法西斯细菌》这个剧本写在十二年之前的一九四二年，我只看过重庆的演出，桂林和上海的演出都没有看。因此对我自己来说，对这个剧本的印象也已经不鲜明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在要演这个戏，而且标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