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 作者: 王光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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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于1946年发动了反共内战，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1947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订了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50年，刘少奇又主持起草了土地改革法，并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1948年，刘少奇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同年，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并在12月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1949年3月，刘少奇在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作了讲话。3月25日，刘少奇随同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北平。随后曾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视察，并研究如何做好城市工作。5月，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并分别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5月31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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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1月27日。（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特别法庭代表人民的意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作出了严正的判决。这件事，在我国历史上将大书特书，它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审判过程中，我曾参加第一审判庭旁听。当我看到江青一伙反革命罪犯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庆幸的是，这些祸国殃民的元凶也有今天！难过的是，死难的人们已无法复生。1967年夏天，当人民处于逆境时，刘少奇同志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胜利。
旁听时，我一直是强咽着眼泪在悲愤中受教育的。原来，当真正的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操劳的时候，阴谋诡计已在暗中策划和酝酿。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使用极其残忍的法西斯手段，构陷人罪。一个个熟悉的和不相识的受害者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一句句正义凛然的斥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呻吟，在我耳边回荡。多少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在作血泪的控诉；多少被欺骗、被耽误的无辜者，在愤怒地呼喊。冤狱遍及全国，党的威信下降，社会风气败坏，经济濒于崩溃。林彪、江青一伙是千古罪人，就是死10次，也不足以平民愤。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情，而是亿万人民的心情。我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仇不只是家仇，而是国仇民仇，不共戴天。
今天，特别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执行。我衷心拥护这个判决，赞成不立即把他们处死。因为江青之流的死活，已经无关大局，不影响我们的事业。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再给他们点时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对人民是有利的。马克思说：惩罚也是教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轻开杀戒的。这种作法同林彪、江青一伙乱捕无辜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安定团结。事实证明，我们党的确是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好党，经得起各种考验。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势下，问题成堆，还潜伏着危险。有人还妄想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我们绝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危害。小平同志曾说，绝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们要提高警惕。同时，也要冷静分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不善于区别，我们就会上当。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给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在党和国家为刘少奇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在少奇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也就是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不能重演了！
我们这些大难未死的人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永远同人民一起，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这样，才不愧对死去的先烈，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算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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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纪念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真难以相信，庆龄同志竟然永远离开我们了。就在两个星期前，我还在她的身边，同她谈心，看着她那双永远晶莹明亮的眼睛，交流内心深处的澎湃激情……她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
庆龄同志与少奇同志的革命情谊很深，与我和孩子们也很亲密。庆龄同志文静温和而又坚强有力；她慈祥宽厚而又不失原则；她才识过人而又谦虚谨慎。她犹如无瑕的荷花，出泥不染，任风雨吹洒，仍傲然玉立。她永远是我的楷模，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身处逆境，我都从她身上吸取了无穷的力量。
我第一次见到庆龄同志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那一天。她已年近60，历经沧桑，但看上去仿佛只有30多岁。她衣着整洁、举止端庄、步履轻盈、精神焕发。我从小就崇敬仰慕她，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只是握了握手，彼此笑笑。看着天安门广场上欢腾的热烈场面，在她那双我后来很熟悉的秀目中，闪烁着欣喜激动的泪花。
从那以后，少奇同志经常主动去看望她，她也偶尔到中南海来访。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书信往来很多。少奇同志和庆龄同志不仅广泛地讨论各种问题，还互相提出意见，在政治上彼此关心。
1951年冬，少奇同志到南方。我们在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第二天，庆龄同志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很热情，并亲自为我们煮了咖啡。她开口就表示感谢少奇同志去中山陵。我惊奇地问：“我们刚刚去过，您怎么就知道了？”她笑了笑回答：“中山先生的老警卫员告诉我的。”少奇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庆龄同志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当时我注意到，她讲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神情、语调都明显地流露出对我们党无限的钦佩和信任！随后她约我们同往虹桥俱乐部散步。我们在大草坪上边走边谈，间或在长椅上坐坐，有说有笑，十分亲切，如同一家。
1952年底，庆龄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在莫斯科短住。她很想见见斯大林同志。正巧少奇同志也在莫斯科，向斯大林特别介绍了庆龄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建议斯大林同志会见她。斯大林同志欣然允诺。
少奇同志专门去看望庆龄同志，我们一起看电影，打台球，愉快地共度了一个下午。少奇同志告诉她，斯大林准备很快会见她。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
可能就在第二天，斯大林热情地会见了她。
北京解放后组织中苏友协筹备会，主任是庆龄同志。原准备由她担任会长。但后来党中央考虑两党两国关系复杂，怕她难处，所以在友协正式成立时，由刘少奇同志任会长，庆龄同志为第一副会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党的政治分歧逐渐明朗化，少奇同志才向她作了说明。她很谅解，并感谢党对她的体贴。庆龄同志从来就是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职务地位、名利待遇。
庆龄同志从20年代起就支持共产党，解放后她一切按党的决定办，尽心尽力。她曾经说过：“国民党早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共产党能团结全国人民把中国搞好。社会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发展。”因此，她一直热爱我们党，并在后来要求加入共产党人的行列。
1957年4月到上海时，我又陪同少奇同志去看望她。少奇同志与她谈起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庆龄同志立即点头表示非常赞同这一见解。少奇同志又说：“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庆龄同志兴奋地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她稍停片刻，很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少奇同志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又是在上海，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去看望庆龄同志。少奇同志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庆龄同志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我注意到她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当时我和她一样，深感遗憾，我甚至还觉得有一丝歉意。今天想来，党中央的考虑是正确的。但当时的情景和她的泪花一直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
确实，我们党把她作为党内负责同志看待，一切大事都告诉她，并听取她的意见；她也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少奇同志曾对我说过：“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庆龄同志一向敬佩毛主席。在她北京和上海住所的客厅里，一直悬挂她亲自选择的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像片。毛泽东同志的像片都是生活照，显得十分亲切。她对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和几位大姐都非常尊重，他们也敬重和关心庆龄同志。少奇同志处处注意庆龄同志的生活习惯，每次去她那里都事先用电话联系，征得她的同意。请她参加活动或会议，也一定先嘱咐秘书和有关同志询问她的健康状况与本人意愿。大家都见到过，在公开场合，少奇、恩来同志经常让她先行，并搀扶她起坐行走。
1963年，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4国。行前，我写信向庆龄同志请教应注意些什么事。正巧她身体不适，却立即自拟一张单子，满满地写了许多注意事项，还派秘书向我详细解释。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想到了。她知道少奇同志有过肩关节周围炎，肠胃也不好，因此特别嘱咐我，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时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现在想起这一切，我心里还充满感谢之情。
庆龄同志生活朴素，她的住所的客厅不大，干净、简朴、高雅，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这一切，与女主人的气质十分相称。卧室也很简单，只有几件老式半旧家具和一架钢琴。日常衣着虽然很整洁，却并不轻易做新衣服，旗袍、上衣瘦了，在夹缝里接一条，再穿。可是，每次会客，她都很注意服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因她在北京的原住宅交通不太方便，也不大安静，1960年，组织上给她调换了一所住所。房子刚粉刷过，有些潮湿，引起她的关节不适。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本有决定无论哪一级干部都不许盖住房，但考虑到庆龄同志的特殊情况，决定按她的需要另建一处新居。并派人带了设计方案专程去上海征求她的意见。少奇同志叫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请她向有关同志尽量谈出她的需求。庆龄同志很快回信谢绝道：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她一向严于律己，直到她去世的那天，还住在这座房子里。
庆龄同志待人诚挚、体贴，她曾经告诉我，她年轻时最喜欢读文艺作品，也酷爱音乐。她几次说要教我如何煮好咖啡，还轻声地告诉我，她煮的咖啡香极了。因那几年我常在农村工作，没能学成。遗憾的自然不是学煮咖啡，而是使我失去了更多向她学习的机会。
50年代初期，少奇同志曾对我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并又加上了一句：“她非常爱孩子。”从此，我们的孩子经常给她写信，还把图画、手工寄给她看。她在北京期间还约我带孩子去看望她。她总是把孩子拉到身边，亲切慈爱地问这问那，又亲又抱。孩子们也无拘无束，给她表演节目，请她看作业、成绩单，甚至学舌。有时孩子学着大人谈话中的英文词，那笨笨的发音，逗得她高兴地笑出声来，满屋子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每到圣诞节、新年前夕，孩子们就自动给她制作贺年片、画画、写幼稚信，她十分喜欢。来信说：“你们送我的东西，因为是你们自己制作的，都那么有意义，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极了。”大些的孩子经常向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甚至把日记寄给她。她每次复信都很认真，充满感情，鼓励孩子们上进，还赠送每个孩子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6岁的平平写信给她，报告了放假期间到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的感受。庆龄同志第二天就给平平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赞扬平平做得好，并在信尾亲笔签了“宋妈妈”3个字。在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了40年的老保姆告诉我，直到前些天她在重病中还念叨平平。
每年，庆龄同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