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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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前事之师，而谢山之说又得旁证矣。宛陵《依韵和晏相公》所云：“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菱芡”，即是弹丸之说。严沧浪力排江西派，而其论“诗法”，一则曰“造语须圆”，再则曰“须参活句”，与“江西派图”作者吕东莱之说无以异。放翁《赠应秀才》诗亦谓：“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故知圆活也者，诗家靳向之公⒁，而非一家一派之私言也。（115—117页） ①《艇斋诗话》：宋曾季貍（号艇斋）撰，一卷。
②吕本中：宋诗人，学者称东莱先生。有《紫薇诗话》一卷，故人称紫薇。
③《后村大全集》：宋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撰，一百九十六卷。
④谢玄晖：南朝齐代诗人谢朓字。宣城人，故又称宣城。
⑤赵章泉：宋赵蕃字。撰有《淳熙稿》二十卷。
⑥阵振孙：宋代书录家。撰有《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
⑦欧阳永叔：宋代作家欧阳修字。圣俞：宋代诗人梅尧臣字。
⑧《邵氏闻见后录》：宋邵博撰，三十卷。其前录二十卷是其父邵伯温撰，后录是其续书。
⑨《石林燕语》十卷，《藏海诗话》一卷，均宋人诗话。
⑩《栾城遗言》：宋苏辙言，苏籀记，一卷。
⑾《匏庐诗话》：清沈涛撰，三卷。
⑿全谢山：清全祖望字。撰有《鲒埼亭集》三十八卷，外编五十卷。
⒀《渭南文集》：宋陆游撰，五十卷。
⒁茶山：宋诗人曾几，号茶山居士。靳向：指追求向往。
古今中外谈艺者论诗，均以“流转圆美”为佳，正像谢朓所说“好诗如弹丸”，这不单是声律上的最高境界，还包括情思的曲折，吐辞的婉转，风格的柔美。吕本中论诗“讲活法”，是指作诗既要按照诗体的规矩，又不受规矩的限制，能有出奇的变化，而又不违反规矩，他以为“如弹丸”正是真活法。刘克庄以谢朓的诗为例，认为他像雕玉工一样，经过穷工雕琢，而后达到“流转圆美”的境界，并非易事。陆游以为“弹丸之论方误人”实在是一种误会。这里指出：诗的圆活不是轻滑，而是赵蕃所说的“琢刻见玲珑”，是要经过一番锤炼的功夫方能达到。陆游作诗，正有轻滑之病，他好仿作别人的诗，而其中以仿古朴质实的梅尧臣诗为最多。陈振孙说，梅诗为当代人所喜欢的较少，唯独陆游喜欢仿作。这一则中举引了若干陆游显仿梅诗的例子，甚至有的诗句仅是稍加变换，如将梅诗“湿萤依草没”仿为“萤依湿草同为旅”等。陆游仿梅诗，确实觉得梅诗好，在《读宛陵先生诗》中称梅诗“源流正”、“气象尊”，“诗律擅雄浑”；《读宛陵诗》中将梅诗与李杜诗相比，称梅为“解牛手”，于诗“锻炼无余力，渊源有自来”；《书宛陵集后》更将梅集比作价值连城的赵璧、随珠，只要“粗窥梗概”，便“足慰平生”；他认为梅诗不是学而能，有人即便学，也无法超过他，因为梅诗对每个字的选用安排“如大禹铸鼎”稳重扎实，对每句诗的锤炼“如后夔作乐”巧于变化，对整篇诗的布局“如周公致太平”周密妥切，想学都学不到手。而陆游对杜诗的评价，多是一般性的泛泛称赞，没有具体评论，唯独对梅诗细细咀嚼，赞叹不已。欧阳修曾初喜梅诗之清丽与怪巧，陆游也附合此说。梅尧臣认为自己“苦词未圆熟”（《依韵和晏相公》），崇尚平淡的诗风，认为古今之诗作，平淡亦是难于达到的境界。陆游推崇梅诗，认为他的平淡之意正在于脱俗，不凑热闹，不杂羶荤，不尚雕琢，不造奇险，也正是邵博所谓“尧臣诗到人不爱处”。苏轼更以诗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所谓“众人不爱”，就是沈涛说的“俗人不爱”，陆游在诗中屡用此语，如“诗到无人爱处工”，好诗绝不迎合一般人的口味。钱先生在这一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可用宋玉《对楚王问》来说明，即“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曲调有高的，一般人听不懂，要有能欣赏高曲调的人才能听得懂。梅尧臣的诗追求平淡，不易为人们所欣赏，陆游的诗流易工秀，与梅诗的深心淡貌不同，但陆游却能赏识，这很难得。他要用梅诗的深心淡貌，补救他的不足，故竭力推重梅诗。韩愈也有类似的创作体验：每每自己满意的作品，人说不好；自己不满意且不敢出示于人的作品，反而人皆说好，总是小惭小好，大惭大好。对此，韩愈悟到了作文的道理，要“弃俗尚”，“从于寞寂之道”，切忌“争名于时”。此意真可谓寄托深妙的远见卓识。
法国诗人贝莱说他喜欢的都是惹人讨厌的那种东西，英国诗人查普曼也不以没有人喜欢他的诗而感到不满足。都是悟到了作文的道理，不去争名于一时。
总之，无论是梅尧臣追求的平淡，苏轼所谓“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还是韩愈总结的可贵经验，都未离“弹丸”之说。严羽论诗法强调“造语须圆”，“须参活句”，与他反对的江西诗派的吕本中“讲活法”是一致的。可见，艺术上的圆活是各种艺术流派所追求的至高境界。《谈艺录补遗》还讲到作诗有贵活句，贱死句的问题，读诗亦有活参死参之分，如对苏轼《惠崇春江晓景》：“春江水暖鸭先知”句的理解，清人毛奇龄在《西河诗话》中提出：“鹅也先知”，便是死在句下。作诗切题而无寄托是为“死句”，读诗过泥亦为死参，所以说读诗也有圆熟的问题，不能过于拘泥于字面的阐释。
《谈艺录》读本（一二）活路与死门
《沧浪诗话》曰：“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终非古人之诗。”陆仲昭《诗镜》曰①：“古人佳处，不在言语间。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佳而不佳。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王渔洋《居易录》论《唐贤三昧集》引洞山云②：“语中无语，名为活句”③，又达观云：“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并是死门④，故非活路。”（274—275页） ①陆仲昭：明陆时雍字，在辑《古诗镜》、《唐诗镜》的基础上，撰有《诗镜总论》一卷。
②《居易录》：清王士禛（号渔洋山人）撰，三十四卷。又辑有《唐贤三昧集》三卷。洞山：瑞州洞山悟本大师俞良价。
③禅宗有死句活句之说。意路不通无义味句，谓之活句；有义味通意路句，谓之死句。洞山又云：“语中有语，名为死句。”
④死门：绝路。
严羽《沧浪诗话》上的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他不满意宋人多发议论、爱用典故的通病，所以才说这番话。他是把“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作为诗之患提出来的，很有意义。他反对作诗过分追求造句新奇、议论说教、卖弄学问，这不但是对诗歌内容的要求，也包括对形式的要求。
明陆时雍提出好诗必忌“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也就是在气势、立意和声色上主张不要过分，适可而止。他另在《诗镜总论》里讥笑晋人的华言巧语，“专寻好意，不理声格”，可见，他比较注重诗的韵味和声调，不十分注重立意和情思要有多深。他所谓的诗之患也是从这个角度着眼，在材、情、言、景方面，主张不可太露、太滥、太尽、太乱，强调留有余地者为佳。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王士禛编选《唐贤三昧集》的原则是“神韵”和“妙悟”，特别重视神韵与声调的结合，不求立意和情思的深切，很着重全诗的韵味。他引悟本大师和达观的话，是用禅说诗，强调的是欲言又止的含蓄风格，如果是“语中有语”，便是死句，当是指诗要含蓄不露说的，言外之意要各人自己去体会。
《谈艺录》读本（一三）诗中理语
子才所称“诗中理语”，皆属人事中箴规。贺黄公《载酒园诗话》卷一以驳严沧浪“诗有别趣非关理”开宗明义①，曰：“然理原不足以碍诗之妙，如元次山《春陵行》、孟东野《游子行》、韩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悯农济》②，真是六经鼓吹。”是亦只以“理”作道德解会。黄白山《载酒园诗评》卷上驳之曰③：“沧浪理字原说得轻泛，只当作实事二字看，后人误将此字太煞认真，全失沧浪本意”；卷下论陆鲁望《自遣》七绝又曰④：“此沧浪所谓无理而有趣者，理字只如此看，非以鼓吹经史、裨补风化为理也。”其驳黄公解“理”字太隘，是也。然于“沧浪本意”未知得否。沧浪以“别才非书”、“别趣非理”双提并举，而下文申说“以文字为诗，才学为诗”，“多务使事，必有来历出处”，皆“书”边事，惟“以议论为诗”稍著“理”字边际。所数诗流之“江西宗派”⑤，亦只堪示以“书”为作诗之例。南宋诗人篇什往往“以诗为道学”，道学家则好以“语录讲义押韵”成诗（参观第87页补订二）；尧夫《击壤》⑥，蔚成风会。真西山《文章正宗》尤欲规范词章⑦，归诸义理。窃疑沧浪所谓“非理”之“理”，正指南宋道学之“性理”；曰“非书”，鍼砭“江西诗病”也，曰“非理”，针砭《濂洛风雅》也⑧，皆时弊也。于“理”语焉而不详明者，慑于显学之威也；苟冒大不韪而指斥之，将得罪名教，“招拳惹踢”（朱子《答陈肤仲》书中语）。方虚谷尊崇江西派诗⑨，亦必借道学自重；严沧浪厌薄道学家诗，却只道江西不是。二事彼此烘衬。余姑妄揣之，非敢如沧浪之“断千百年公案”也。（544—545页） ①贺黄公：清贺裳字。撰有《载酒园诗话》一卷及又编多卷。
②元次山：元结字。孟东野：孟郊字。韩退之：韩愈字。李公垂：李绅字。均为唐代文学家。
③黄白山：清黄山字。撰有《载酒园诗评》二卷。
④陆鲁望：唐代诗人陆龟蒙字。
⑤江西宗派：宋代诗歌流派。宋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谱》，将反对西昆体，主张“无一字无来历”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三人称作江西诗派。
⑥尧夫《击壤》：宋邵雍字尧夫，有《击壤集》二十卷，是道学家的诗。
⑦真西山：宋代作家真德秀。撰有《文章正宗》二十卷，续二十卷。
⑧《濂洛风雅》：有两种，一是宋金履祥辑，六卷，选收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等道学家的诗；一是清张伯行辑，九卷，也是选收宋道学家的诗。濂，濂溪，指周敦颐；洛，洛阳，指二程。作为道学家的代表。
⑨方虚谷：元代作家方回号。
这一则举引袁枚的看法已很明确，即“‘诗中理语’，皆属人事中箴规”，也就是袁枚认为“理”就是人事中的规诫。贺裳认为“理原不足以碍诗之妙”，并举元结、孟郊、韩愈、李绅属于教化类的诗，意在说明“理”不能废，也就是贺裳以“理”作道德解。黄山不同意袁枚和贺裳的看法，他认为严羽《沧浪诗话》所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不是很强调理，并举陆龟蒙的《自谴》七律三十首为例，这三十首诗各有各的意思，相互不连贯，亦不如题目所云非“自谴”不可，而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如“五年重别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更感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多情多感自难忘，只有风流共古长。座上不遗金带枕，陈王词赋为谁伤。”他认为这类诗是属于“无理而有趣者”，不一定非得“鼓吹经史”，以教化为理，这是对贺裳“六经鼓吹”对“理”解释过于狭隘的批驳，驳得有理，但不知是否合于严羽本意。
严羽的原话是：“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强调的是“别材”“别趣”，是诗的艺术，而不是不要“书”、不要“理”，是在说明诗不同于文。若联系到他申明这个主张的话看，便很清楚他是针对什么，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显然，他提出“别材”“别趣”是针对宋诗的这些缺陷而说的，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宋诗选注序》），所以严羽提出“非关书”、“非关理”，主张诗“吟咏情性”、“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必追究所作是否“务使事”，用字是否“有来历”，押韵是否“有出处”。而这些缺陷在江西诗派中便很典型。南宋诗人又以道学入诗，将诗变成了押韵的公文或“语录讲义”，真德秀更进一步提出词章的规范必有义理。所以，这里认为：严羽的所谓“理”，正是“指南宋道学的‘性理’”；所谓“书”，正是指江西诗病。这样分开来看是由钱先生提出来，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看法。
《谈艺录》读本（一四）评袁枚诗论
（1）
（袁枚）《随园诗话》卷八言：“沧浪借禅喻诗，不过诗中一格。宜作近体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韵。若作七古长篇、五言百韵，即以禅喻，自当天魔献舞，花雨弥空，造八万四千宝塔不为多，岂作小神通哉。”《补遗》卷三引梅冲《诗佛歌》仿此。《补遗》卷一言：“阮亭好以禅悟比诗，余驳之曰：毛诗三百篇，岂非绝调。不知尔时，禅在何处，佛在何方。”按前之说浅尝妄测，后之说强词夺理。天魔之舞、天花之坠，亦须悟后方证此境。已得根本清净静虑，为所依止，作意思惟；由定地所起作意，了知于意，了知于法，修轻举、柔软、空界等十二想，如是如是，修治其心，有时有分，发生修果五神通等。此圣神通也，非圣神通，犹如幻化，唯可观见，不堪实用。参观《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三①。《五灯会元》卷三庞居士偈曰②：“心通法亦通，十八断行踪。但自心无碍，何愁神不通。”盖静心照物，宿命记持，种种分别，皆随定力；悟心得道，既入佛位，万行庄严，如大摩尼珠具十种性，若纯取事相变幻，认为神通，有违真趣，能障般若。参观《宗镜录》卷十五③。以“天花天魔”取诗，则元相之称杜诗“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