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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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卷四复云：“白云禅师偈云：‘蝇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雪窦禅师作偈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椿旧处寻。’二偈虽禅语，颇合作诗之旨。”参观卷二：“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签，不善学者刻舟求剑”云云。与“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舍筏登岸”等宗门比案无以异，分明以禅说诗，何独于沧浪、渔洋有非难哉。子才不好释氏，或未读其书，苟曾一检《传灯》两录⑦，必多所印可。譬如陶篁村“磨砖作针”语即本《传灯录》卷五怀让禅师“磨砖岂得作镜，坐禅岂得成佛”之说⑧；白云之偈即本《传灯录》卷九神赞禅师一日见其师在窗下看经⑨，蜂子触窗纸求出，乃曰：“世界如此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得”；雪窦之偈即本《传灯录》卷十七道膺禅师曰⑩：“如好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子才不知禅，故不知禅即非禅，殊归一途，亦不自知其非禅而实契合于禅耳。余曩读《世说新语·文学》篇云⑾：“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塵易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又云：“殷荆州与远公论《易》，远公笑而不答”⑿；又云：‘支道林造《即色论》⒀，示王坦之⒁，坦之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⒂，谁能见赏。’”窃怪举塵无言，机锋应接，乃唐以后禅宗伎俩，是时达摩尚未东来⒃，何得有是。后见宋刘辰翁批本《世说》，评乐令举塵条云：“此时诸道人却未知此。此我辈禅也，在达摩前。”参观《文海披沙》卷一论“旨”字当作“指”，《郁冈斋笔塵》卷一驳禅机之说⒄。叹为妙解。未有禅宗，已有禅机，道人如支郎，即不能当下承当，而有待于拟议。《世说·言语》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⒅，“桓公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北窗炙荩肪硐略刂苷蛟脾祝骸霸魇疲骸狡障眩赡裣嘤牖梗淮酥杏姓嬉猓嬉阎已浴！贝锬ξ次骼矗髟缁犰痹圃啤Ｗ硬炮怠办诤未Α保纤还阋印＃�201—202页）
（《随园诗话》）卷十四云：“严冬友常诵厉太鸿《感旧》云⒇：‘朱栏今已朽，何况倚栏人’；可谓情深。余曰：此有所本也。欧阳詹《怀妓》云（21）：‘高城不可见，何况城中人’。”按詹此诗，题为《初发太原途中寄所思》，原句曰：‘驱马觉渐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明是绵绵思远道，恨空间之阻隔，与太鸿之抚今追往，怅时光之消逝，大不相侔。东坡《法惠寺横翠阁》云：“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苟曰太鸿《湖楼题壁》末二语“有所本”，当举坡诗也。（213—214页）
盖子才立说，每为取快一时，破心夺胆，矫枉过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谓安。譬如卷四谓（22）：“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贱薄。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绡贵薄。以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23）云云。《淮南子·齐俗训》早曰（24）：“玉璞不厌厚，角觨不厌薄”（25），子才口角玲珑，进而就“一物”发策。然诗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诗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如子才所举“名家”，飞卿自下义山一等；子才亦尝自言：“少陵长于言情，太白不能”；卷六。论望溪阮亭（26），谓“一代正宗，才力自薄”；卷二。论荆公又曰：“诗贵温柔。”卷六。可见贵厚贱薄，渠心亦正同斯理。即就所譬而言，安见诗之非狐貉耶。刀之有背有锋者，固胜于有锋而无背者也。贾谊《新书·连语》记陶朱公论璧“侧厚则价倍”（27），因曰：“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28）。夫薄而可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云云。诗乃立言不朽之一，正须贾生所谓“旷日持久”耳。（218—219页） ①《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五部大论之一，唐玄奘译，百卷。
②《五灯会元》：宋释普济撰，二十卷。
③《宗镜录》：佛书，吴越延寿禅师撰，百卷。
④元代诗人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此诗是指唐元稹（字微之）为杜甫（号少陵野老）撰《墓系铭序》中对杜的评论。
⑤《诗法》：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一篇，共分五篇，还有《诗辞》、《诗体》、《诗评》、《诗证》。
⑥张瘦铜：清文人张埙字商言，号瘦铜，有《竹叶厂文集》三十三卷。
⑦《传灯录》：亦名《景德传灯录》，宋释道原撰，三十卷。《建中靖国续灯录》，宋释惟白撰，三十卷，是续道原之作，所以称《传灯》两录。
⑧陶篁村：清陶元藻号。有《全浙诗话》五十四卷。怀让：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法嗣南岳禅师，本姓杜。居衡山般若寺。《传灯录》卷五：有沙门道一坐禅，“师问：‘大德坐禅图什么？’一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师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师曰：‘坐禅岂得作佛邪？’”
⑨神赞：怀让禅师第三世法嗣福川古灵禅师，居大中寺。《传灯录》卷九：“其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此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这是神赞受业后遇百丈和尚开悟后的话。
⑩道膺：青原五世，洪州云居禅师，本姓王。《传灯录》卷十七：“问：‘游子归家时如何？’师曰：‘且喜归来。’曰：‘将何奉献？’师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师谓众曰：‘如好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时，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又曰：‘会么僧？’曰：‘不会。’师曰：‘不见道，无纵迹。’”
⑾《世说新语》：南北朝宋刘义庆撰，三卷，三十六篇，《文学》是其中篇名。
⑿殷荆州：晋殷仲堪，尝督荆州军事。远公：沙门释惠远，本姓贾。
⒀《即色论》：晋释支遁（字道林）撰。
⒁王坦之：晋中郎将，字文度。
⒂文殊：天竺人，即文殊师利，佛菩萨名，侍佛左右，深通佛法。
⒃达摩：天竺人，即菩萨达摩，梁时入华，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为在华禅宗初祖。
⒄《文海披沙》：明谢肇淛撰，八卷。《郁冈斋笔塵》：明王肯堂撰，四卷。
⒅刘尹：晋刘惔，字真长，尝任丹阳尹。桓宣武：晋征西将军桓温，字元子，谥宣武侯。《礼记》：汉戴圣记，亦称《小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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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严冬友：清严长明字，又字道甫。厉太鸿：清厉鹗字，号樊榭。厉诗句似见于《湖楼题壁》诗。
（21）欧阳詹：唐代诗人，字行周。
（22）指《随园诗话》卷四。
（23）义山：李商隐字。飞卿：温庭筠字。均为晚唐诗人。
（24）《淮南子》：汉淮南王刘安撰，二十一卷，《齐俗训》是其中篇名。
（25）玉璞：未治之玉石。角觨：古时刀剑鞘上的角饰。
（26）望溪：方苞晚号望溪。阮亭：王士禛号。均为清代文学家。袁枚诗：“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
（27）《新书》：汉贾谊撰，十卷，五十五篇，《连语》是其中篇名。陶朱公：越国范蠡归隐后称陶朱公。
（28）咫：犹则。
这里四则是讲袁枚论诗特点，多是袁氏自己并不标榜，他人也少有论及的。
一、袁枚认为严羽借禅喻诗，“不必首首如是”，“宜作近体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韵”，若作古体长篇，则如“天魔献舞，花雨弥空”，大有使人眼花撩乱之叹，似乎用不到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的小神通，因此，袁氏主张“相题行事，能放能收”，似乎写长篇无须有悟。他反对王士禛以禅悟论诗，并以禅未入中国之前即有毛诗三百篇的事实驳难王士禛。钱先生指出袁枚对严羽以禅喻诗是“浅尝妄测”，因为无论天魔舞，还是花雨堕，都须悟后才能造得此境。严羽认为“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在“悟”这一点上，诗禅相通，诗人觅句，犹如释子参禅，故用作比喻，意在便于说明作诗须有“别才”，也就是诗亦非悟不能，悟后入门，无论写长篇或短章，都是根据诗的内容和诗人各自才情的不同而决定的。严羽才短，故偏重近体，如《沧浪诗话·诗法》谓“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难于五言律；五言绝难于七言绝”。其所谓难，是因篇幅愈短，愈无回旋余地，如五绝，除去首尾，仅有十字，确实不易把握。然严羽并非认为长篇无须悟入，也并非认为长篇无须神韵。至于禅未入中国之前即有三百篇之说，更暴露出袁枚确实未懂严羽以禅悟“喻”诗仅在于言其相同点，均须有悟而后入，并非是说禅等于诗，故这里指为强词夺理。
二、袁枚不好禅说，反对王士禛以禅悟论诗，然《随园诗话》引白云禅师与雪窦禅师之偈，明明是禅悟，而袁枚又认为“颇合作诗之旨”；《诗话》卷二所谓“后来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亦分明是以禅说诗；《诗话》卷四引陶元藻谓作诗须天分，犹磨铁可成针，磨砖不可成针，所以说是别才，不是由学习而成。他的磨铁磨砖之喻，即怀让禅师的禅语。袁枚声称自己反对以禅语比诗，而又恰恰陷入禅喻之中，为什么呢？钱先生指出袁枚既不知何者为禅，也不知禅即非禅，说法虽然不同，而道理只有一个，所以也不知非禅实际上正合乎禅，并举引《世说新语》中对此早有过的议论，说明未有禅宗之前，早已有禅机，比如陶潜《饮酒》之五的“山气日夕佳，飞乌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句，是写在菩萨达摩未入中国之前，诗中即已充满了禅理、禅趣，诗人以“鸟倦飞而知还”，自比倦于做官而归隐，即景有悟，与禅宗的即景物有所启悟是一致的。
三、袁枚在《诗话》卷四载欧阳修讥元稹自注《桐柏观碑》，并说诗有待于注便非佳诗，这与他主性灵说有关。严长明吟厉鹗《湖楼题壁》诗：“水落山寒处，盈盈记踏青。朱拦今已朽，何况倚栏人？”谓情深可矣，而袁氏寻出处，产生错误，钱先生已指出。据《唐诗纪事》卷三十五云：欧阳詹游太原时爱上一妓，分别后，赋诗以寄所思，诗中还有“万里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句，写他们千里相隔，一留太原不出门，一在返福建故乡的路上，显然是“恨空间的阻隔”，与厉鹗“朱栏已朽”，追忆往昔的“倚栏人”，完全不同。钱先生指出苏轼的“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正是厉诗之意所本，可见袁氏对厉诗的理解有误。
四、袁枚谈艺立说，往往图一时之快，未加周密考虑，因此常出现前后所说矛盾之处，时有可商。这里举引《诗话》卷四中的例子，袁氏从一般意义上的贵厚贱薄，讲到诗的厚薄，认为厚者未必贵，薄者未必贱，而宜厚宜薄，以妙为主，并举例说杜甫、李商隐似厚，李白、温庭筠似薄，“俱为名家”，似乎诗的厚薄不成其为评价原则，亦无贵贱之别、高下之分，其实不然。这里指出：以厚薄作为评价贵贱标准的，最早见于《淮南子》，玉璞厚者贵，角觨薄者佳，宜厚宜薄，因物而异。钱先生说：“诗之厚者未必妙于薄者，而诗之妙者，必厚于不妙者。”又以袁枚所举名家分析，指出袁枚论诗的厚薄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如《诗话》卷六云：“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所言似有李逊于杜、苏轼逊于欧阳修之意。同卷引王文治语：“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薄视诗文”，其“薄”有“轻”意。卷二云：“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此“薄”便有“下”的含义。卷六论王安石又云：“诗贵温柔”，显然此“贵”有“重”意。所以说袁枚也是贵厚贱薄，有高下之分的，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这里钱先生还举引贾谊《新书》记范蠡论璧的一段话十分精彩透辟，证明薄墙、薄缯、薄器、薄酒因其不能“旷日持久”，皆次于厚者，而诗乃是有声韵可吟咏的艺术作品，正需要“旷日持久”，才能流传百世。
（2）
（袁枚）《随园诗话》记汪东山事①，疑亦本之《国朝诗别裁》②，正如其论马相如诗也③。《别裁》卷一汪绎条注：“殿撰于胪唱日，马上得句‘归计’云云。癸未假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