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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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照我们看，载道在历史上有两种相反的意义：（一）为载道而反对文艺，（二）为文艺而主张载道。第一种是一般道学家科学家的主张，人所共知。不过这种意见，不必就是严格的文学批评，我们先要把它的坐标系（systemofreference）弄清。关于此点，我们从前在《论复古》一篇文字里详细辨过；譬如《镜花缘》里林之洋骂淑士与酒保通文，之乎者也，酸气冲人，我们似乎不可标出“掮客生意人文评”的题目，大书特书道：“生意人反对文言，主张白话，乃近来新文学运动的先声；尤以漂洋过海的生意人如林之洋为甚，可见受外国文化影响。”道学家反文艺的意见，有它片面的真理④，也不一定是文艺衰落时期的产物。第二种就是一部分古文家或者“倒学家”⑤的意见。这种意见并非古文家借道来作幌子，或者像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所谓“文人习气，挟持道以占地步”。少数古文家明白内容的肯定外表，正不亚于外表的肯定内容，思想的影响文笔正不亚于文笔的影响思想。要做不朽的好文章，也要有不灭的大道理；此种说法，我们认为也有真理，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末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末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所以，意义思想在文章里有极重要的地位。照此说来，“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并非为道，还是为文章；并非为内容，还是为内容的外表。又要说到相面了：要像个上等文明人，须先从学问心术上修养起，决非不学无术，穿了燕尾巴衣服，喝着鸡尾巴酒，便保得住狐狸尾巴不显出野蛮原形的。“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就等于风鉴家劝你修心补相。关于整个载道问题的涵义，我们将来还想详细讨论。
中国文评还有其他特点，本篇只讲人化。我们希望已经把此点论列清楚。
后记：去年十一月底，纽约大学现代文学教授John Bak less君来牛津看我，谈起要做一部文学批评史，来补充Saints－bury大作的缺漏，添上中国文评俄国文评两部分。关于中国文评方面，他要求我合作。因为种种关系，当时谨谢不敢。但是这个善意的提议使我整理我个人对于中国文评的思想，得到几个结论，先偷空写成此篇。承我兄弟锺英给了不少帮助，写寄所引中国书籍原文，免却我记忆的错漏；又承友人K．J．Spalding先生把所引西文例证审定一遍，免却穿凿，并此志谢。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①参观吴宓先生《空轩诗话》第一则。
②依照《醒睡录》中故事，改柴作豺，与豕相配。
③参观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36至39页，此地不复引证解释。
④参考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101页。
⑤这是程子批评韩愈的妙语。
说明：本文原有若干西文注释，是文章中西人意见的原文，因排版困难，故删去，特向钱先生致歉。
《谈艺录》读本五、文体论
（一）论诗乐离合
焦理堂《雕菰集》①卷十四《与欧阳制美论诗书》略谓：“不能已于言，而言之又不能尽，非弦诵不能通志达情。可见不能弦诵者，即非诗。周、秦、汉、魏以来，至于少陵、香山②，体格虽殊，不乖此恉。晚唐以后，始尽其词而情不足，于是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夺于河，而淮水汇为诸湖也”云云。按《通志》③卷四十九《乐府总序》谓：“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理可乎。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乐日微，章句虽存，声乐无用”；《正声序论》复申厥说。理堂宗旨实承渔仲，而议论殊悠谬。近有选词者数辈，尚力主弦乐之说，隐与渔仲、理堂见地相同。前邪后许④，未之思尔。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而由浑之划，初合终离。凡事率然，安容独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绝。艺之材职，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难广施。强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两伤，不克各尽其性，每致互掩所长。即使折衷共济，乃是别具新格，并非包综前美。匹似调黑白色则得灰色，以画寒炉死灰，惟此最宜；然谓灰兼黑白，粉墨可废，谁其信之。若少陵《咏韦偃画松》所谓“白摧朽骨，黑入太阴”，岂灰色所能揣侔，正须分求之于粉墨耳。诗乐分合，其理亦然。理堂遽谓不能弦诵即非诗，何其固也。程廷祚《青溪集》⑤卷二《诗论》第十五力驳郑渔仲说，以为“诗之切学者二，义理、声歌，而乐不与。徒以诗为乐之用，则诗与乐皆失其体。”虽程氏旨在申孔子“诗教”之说⑥，主以四始六义⑦，救三风十愆⑧，而其言殊可节取。曰义理，则意义是也；曰声歌，则诗自有其音节，不尽合拍入破⑨，所谓“何必丝与竹”者也，亦所谓“拗破女儿嗓”者也。参观《养一斋诗话》卷四诗乐表里条驳李西涯，又David Daiches：The Place of Meaning in Poetry一书⑩。理堂“诗亡”云云，又拾明人唾余。（26—27页） ①焦理堂《雕菰集》：清焦循字理堂，晚年筑楼曰雕菰楼，因名集。集二十四卷。
②少陵：唐诗人杜甫尝居杜陵，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香山：唐诗人白居易。
③《通志》：宋郑樵（字渔仲）撰，二百卷，总述历代史事，分纪传、年谱、略、列传四体。
④前邪后许：邪许见《淮南子·道应》，此谓前呼后应之举。
⑤程廷祚《青溪集》：清程廷祚，号青溪，集十二卷。
⑥孔子“诗教”：《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⑦四始六义：《毛诗序》以风、大雅、小雅、颂为四始，《史记·孔子世家》以风、大雅、小雅、颂中的第一篇为始。《诗大序》：“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后人释风、雅、颂为诗之体，赋、比、兴为诗之表现手法。程廷祚在此主要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
⑧三风十愆：三风指巫风、淫风、乱风，《尚书·伊训》指责沉于酣饮、歌舞、游畋、犯上的行为。同时指出十愆，与三风内容相同，曰：“舞、歌、货、色、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以上都为封建道德所不容。
⑨入破：指入乐，犹繁弦急响。
⑩《养一斋诗话》：六卷，附《李杜诗话》三卷，清潘德舆撰。诗乐表里条：“诗与乐相为表里，是一是二？李西涯以诗为六艺之乐，是专于声韵求诗，而使诗与乐混者也。夫诗为乐心，而诗实非乐，若于作诗时便求乐声，则以末汩本而心不一，必至字字句句，平仄清浊，而诗化为词矣。”西涯：明李东阳号。李主张诗乐合一，潘主张诗乐分为二。
钱先生在《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一节里说：“诗者，文之一体”，“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可见，诗与音乐的关系。诗的产生最初是由于音乐和舞蹈的需要，它本身没有独立的文学生命。《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就是说那时的诗大半是乐舞的辞曲填充物。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诗歌本身也在发展，宋郑樵《通志·乐略》云：“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理可乎？”又云：“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反映了诗歌本身的发展，始与弦歌有关，而后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所以清初文学家焦循在《雕菰集》里说的“不能弦歌者即非诗”的看法，是没有从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执着于郑樵说的“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以为不能弦诵者便不是诗。这种看法显然不对。
究竟什么是诗，是否只有能弦歌者才是诗，这一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一）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初合终离。这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生活发展给予的影响。比如《诗经》中的《颂》，时代最早，大都是当时的乐官为乐舞而写的歌辞，这样的诗与乐的关系自然极为密切，而时代较晚的《南风》，多是民间歌谣，当时的乐官采集之后，配以乐舞演唱，这些诗便与乐的关系较小。直至《诗·大序》的出现，明确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个“言”就是诗，既有志，又有情，完全摆脱了乐舞，而确立了诗的独立位置。为了说明诗乐分合的道理，这里用了一个有趣而恰切的比喻，就是将黑白两色调合而得灰色，可以用来画“寒炉死灰”，若因此便将黑白两色废弃，只留灰色，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了黑白两色之调合，便再也产生不了灰色。所以说，“文学弦歌，各擅其美”，不能欲“兼美”而“强欲并合”，只能随其自然的发展而发展。词、曲的道理亦然。（二）诗自有其音节。郑樵说：“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乐日微，章句虽存，声乐无用。”（《通志》）这段话也恰好反映了当时《诗经》没有独立的文学地位，而必须依附于乐舞的事实，但绝不能由此得出“不能弦诵者即非诗”的结论。清代文学家程廷祚进一步提出“义理、声歌，而乐不与”的主张，较有道理。诗就是义理与声歌，乐不必界入。义理就是意义，指诗的内容；声歌就是诗自身具有的音节，指诗的语言形式。诗有了这样两项基本要素，还要乐做什么呢？乐自然可以去完成属于它自身的艺术使命了。
《谈艺录》读本（二）文体递变
金刘祁《归潜志》①卷十三始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明曹安《谰言长语》②卷上亦曰：“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七子祖唐桃宋③，厥词尤放。如《李空同集》④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记》曰：“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何大复集》⑤卷三十八《杂言》曰：“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胡元瑞《诗薮》⑥内编卷一曰：“宋人词胜而诗亡矣，元人曲胜而词亦亡矣”；又曰：“西京下无文矣，东京后无诗矣”；又曰：“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27—28页）
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譬之六朝俪体大行⑦，取散体而代之⑧，至唐则古文复盛，大手笔多舍骈取散。然俪体曾未中绝，一线绵延，虽极衰于明，参观沈德符《野获编》钱枋分类本卷十《四六》条⑨。而忽盛于清；骈散并峙，各放光明，阳湖、扬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错综者⑩。几见彼作则此亡耶。复如明人八股⑾，句法本之骈文，作意胎于戏曲，岂得遂云制义作而四六院本乃失传耶⑿。诗词蜕化，何独不然。诗至于香山之铺张排比，词亦可谓尽矣，而理堂作许语，岂知音哉⒀。即以含蓄不尽论诗，理堂未睹宋之姜白石《诗说》耶⒁。亦未闻王渔洋、朱竹坨、全谢山之推白石诗为参活句，有唐音耶⒂。按谢山语见《鲒埼亭文集》外编卷二十六《春凫集序》⒃，许增《榆园丛刻·白石道人诗词》评论未收。《白石诗说》独以含蓄许黄涪翁⒄，以为“清庙之瑟，一唱三叹”，其故可深长思也。“诗亡”之叹，几无代无之。理堂盛推唐诗，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风》第一首即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⒅，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⒆”盖亦深慨风雅沦夷，不甘以诗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经，全篇本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立意⒇。岂识文章未坠，英绝领袖，初匪异人任乎。每见有人叹诗道之穷，伤己生之晚，以自解不能作诗之嘲。此譬之败军之将，必曰：“非战之罪”（21），归咎于天；然亦有曰“人定可以胜天”者矣（22）。亡国之君，必曰“文武之道，及身而尽”（23）；然亦有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者矣（24）。若而人者，果生唐代，信能掎裳联袘，传觞授简，敦槃之会（25），定霸文盟哉。恐只是少陵所谓“尔曹”，昌黎所谓“群儿”而已（26）。而当其致慨“诗亡”之时，并世或且有秉才雄骜者，勃尔复起，如锺记室所谓“踵武前王（27），文章中兴”者，未可知也。谈艺者每蹈理堂复辙，先事武断：口沫未干，笑齿已冷。愚比杞忧（28），事堪殷鉴（29）。理堂执着“诗余”二字，望文生义。不知“诗余”之名，可作两说：所余唯此，外别无诗，一说也；自有诗在，羡余为此，又一说也。诗文相乱云云，尤皮相之谈（30）。
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司空表圣集》（31）卷八《诗赋》曰：“知非诗诗，未为奇奇。”赵闲闲《滏水集》（32）卷十九《与李孟英书》曰：“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盖皆深有识于文章演变之原，而世人忽焉。今之师宿，解道黄公度（33），以为其诗能推陈出新；《人境庐诗草·自序》（34）不云乎：“用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宁非昌黎至巢经巢以文为诗之意耶（35）。推之西土，正尔同揆。理堂称少陵（35），岂知杜诗之词，已较六朝为尽，而多乱于文乎。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