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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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是每月１６０元，两菜一汤，食堂做什么吃什么，基本以吃素为主，肉是很少很少的。由于他爱人也在温州，职工食堂里不让他爱人吃，所以自己开伙。他与妻子每月要吃掉３００多元，加上少许零用，他一个月只能节省出４００元。
杨熙模告诉我，他贵州的家中有７个人，只有２．８亩地，平均每人只有４分地，一年收３０００斤谷子，剩下还有些许山地，可以种包谷和小麦。１００斤谷子只能打５０多斤粮食，每人也只有２００多斤粮，连吃都不够，哪里还会有余钱剩米，所以只得出来打工。
从２００３年９月来到温州，到现在（我们采访他是２００４年４月份）已经半年多了。开始有两个月试工期，每月只有６００元，刚够吃饭，现在能好一些，但半年之中也只能给贵州家中寄去过３００元钱。
在采访中，我问他道：“你现在算是正式工了，有没有和老板签订过劳动合同？”
“签了，签了，有合同。”
“拿来给我们看看行不？”我的助手李家运说道。
他走进屋里，翻了翻，然后拿出两页打印好的纸给了我们。
我们一看，这哪里是什么劳动合同，只不过是老板发给他们的工厂劳动的规定。那上面写的是：工人上班时不许抽烟，谁抽烟罚款５０元；不许打架，谁打架罚款３００元……
所有的条文都是对工人的惩罚，却没有对老板的约束。我说道：“这算什么劳动合同？这只不过是工厂的管理规定嘛！你是不是拿错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其他了。”
这以后，他避开这个话题，谈起其他的事情来了。这使我大惑不解，他作为一个初中生，难道看不出这并不是一份合同？是内有隐情，故作糊涂，还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合同”？
他接着说道，他的弟弟杨熙略，去年３、４月份在无纺布厂工作时，左手被链条缠住了，外皮都脱落了，伤得很重，当时到医院去治了治，休息了半个来月，厂里给报销了些钱，大约有几十块，其他一点补助都没有，那半个月也没有工资……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这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去要求补偿，却没有说出口，想到这个老实农民自己的表现，我相信他弟弟即使知道有这样一条路子，也不敢去向老板讨钱的。
在一位贵州籍保安杨永宪充当向导的情况下，我们走进了另一幢民工宿舍。
这是比一般贫民窟还要脏、乱、差的地方，门外地上到处是垃圾和污水，走上二楼，楼道十分窄小昏暗，如果两个人走对面，就只得相互侧一下才能通过了。这里住着一家皮鞋厂里的许多民工，不足８平方米的住室里，一般都住着两户人家，所以屋子里东西满满的，气味也大好闻。
民工宿舍的走廊毫无例外的，这里的女工或是她们的丈夫（男工）都不闲着，手中拿着一张皮鞋的面子，用皮线在那里穿来穿去，这实际上是在休息的时候还干活，因为她们都得拿计件工资。
我在这里采访了这样两位女工。
一个叫王民翠，另一个叫詹云英，这詹云英是王民翠的小姑子。
两个女人都在木材公司鞋革材料厂当裁纸板工，两人的手都曾负过伤。
王民翠：“我是１９９１年到这里来打工的，１３年了。开始过来时每月只有２００～３００元钱，一天６块。如果过年回家，就扣１００元（回家１２天，二十六走，初八回来）。那是１９９５年农历１２月１７号，连做了十五六个小时，头晕晕乎乎的，到了１２点半，一不小心，上面的刀落下来，把右手切去了４根指头。那天是实在干得太多了，早上６点起床，干到了晚上１２点，脑子不清爽了。你想想，做了多少小时？到温州康复医院诊治，挂了个急诊，住了１０天院就出来了。”
“厂里给付医疗费了吗？”
“付了，３０００块钱，住了１０天的院。”
“其他还有什么，有没有医疗事故的赔偿费？”
“没得，他们要给我５００块钱，叫我别在厂里干了，打发我回家去，我没要那个钱。”
“你不干怎么办？”
“想用５００块钱打发我，没门。我赖在这里呗，窝着，９５年起到９６年，半年没得事做。后来，他们没办法，就让我看澡堂、扫地、收澡票，现在一个月拿４３３块。”
说话之际，王民翠的丈夫和他的妹妹也都围上来了。由于王民翠说的是浙江青田王民翠与詹云英——嫂子与小姑的手都被砸断过话，讲１０句我只能听懂两三句，所以她的丈夫在旁边热心地补充着，可是他丈夫的话同样难懂。
我继续问道：“受了这样重的伤，你难道没想着问厂里讨要补偿？找过劳动部门没有？”
他们摇了摇头。
“跟厂里说了没有？”
“说了，说了。”
“说什么话了，要求了什么？”
“让厂里给我找个工作，不要辞退我。想花５００块就打发我，那是不行的！”
我听明白了，却无可奈何，他们向厂里哀求，只是叫厂里不要开除她们，而不是说手断了，需要什么样的补偿。
这时，我看到了那位詹云英，她的手同样是残疾的，便问她的手是怎么了？
詹云英说：“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８（农历）发生的事，晚上做工没休息，白天又干，到中午１２点，卷到机器里了，当时机器停了，但手心手背的肉都掉了，手上只剩下骨头，被送进了向阳五一医院，住了两个月的院，医疗费是厂里付了，但他们不要我了，给了１０００块钱，让我回家。我只好回家了。２００１年，又回来工作了。”
“怎么，厂里发善心了？”
“哪里，正好那个时候厂里招了２０多个残疾人，都不是原来厂里的，有的看门，有的做其他事。说是免税，福利也报下来了，说全部是残疾人做，其实只有２０来个，就把我也叫来了。要不是这样，他们还不会要我。”
“你现在能拿多少钱？”
“５００块，是计件工资。”
“你手这个样子，干活岂不是有影响？”
“所以我比别人拿得少，但是有活干总比没活干强点。”
王民翠４５岁，詹云英３９岁，这两个女人始终没有提到如何为自己维权的话题，她们的“一门心思”就是，只要厂里不开除她们，能有一碗饭吃，尽管手已残疾，也心满意足了。不过，从她们（包括她们的丈夫）那个老实的劲头，连说话都很难说完整，我就能想象到，如果她们走到老板的面前，恐怕就更颤颤惊惊的了，是否能说出自己的本意来都很是怀疑。更不用说向老板讨要公道了。
这两个女人呀，是不是闰土的后代？
● 他们为什么如此麻木
在云南昆明市的郊区，有一个护福村，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８００多人，外地到这里来打工、住宿的却有６０００多人，是本地人的８倍，而且还有许多的外地人在继续涌入。同样的情况，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住人口只有５６万，而外来人口却超过了100万。护福村最近出了名，这出名并不是这里有什么显赫的事迹，而是这里成了丢失民工子女的“专业村”。２００１年，这里丢失儿童２３名，２００２年丢失３０名，２００３年则丢失了６７名，２００４年，从春节后开始截止到４月３日，共丢失儿童２１名。
正因为这一点的“出名”，中央电视台曾专门作过专访。《经济半小时》记者孙青、徐胜对２００多个民工子女的丢失作了详细的报道：
昆明对失踪儿童没有统计数字
打拐力度加大解救比例仍很低
究竟整个昆明有多少儿童失踪。采访中，昆明当地的公安机关没有给出一个云南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屡次发生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被拐儿童数量4年达到200名。昆明市公安局在3个月时间里，共派出警力1000多人次，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这些孩子大多是在昆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承认形势确实严峻，也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专项打拐行动。２００３年昆明市“１０８”专项打拐斗争中，当时昆明的警方到福建晋江，和当地警方联手，辗转10多个县市，展开了一次抓捕解救行动。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晋江市公安局民警化装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一个不足１０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地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坐在床边的一个老妇人，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察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这个自称干这行10余年的老妇人给两个孩子分别开价１．７万元和２万元。
独自玩耍的民工子弟第二天中午，在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了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了４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们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民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房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３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童床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他们被公安局顺利解救。犯罪嫌疑人交代，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这些违法勾当。犯罪嫌疑人说一个孩子卖１．１万元。
随后，公安民警又乘机追击，继续进行解救行动。解救的一个４岁男孩叫圆圆。解救他的时候，他正和收买他的那家人在一起。圆圆一年前被这家晋江人以１６１００元买下来的，解救时已和这家人有了感情。在晋江市罗山镇解救出来的男孩子叫乐乐，当时还只有５个月大，虽然还没有被人贩子卖出去，但是已经明码标价——１．７万元。还有一个叫亮亮的男孩是在三明市湖美镇解救出来的。他最后的成交价是２．３万元。这个不幸的男孩虽然只有３岁，但被转手倒卖多达１１次。在这次行动中，昆明、晋江两地警方共解救出１８名受害儿童，抓获犯罪嫌疑人３６名。在3个月的会战结束后，昆明市公安局摧毁了４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４７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６３名失踪儿童。
孩子上不起幼儿园学前班
生活环境恶劣人贩子猖獗
昆明那些丢失孩子的家长，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到了公安机关。昆明警方也多次约见他们，安抚他们焦灼的情绪。可是，面对众多家长求助的目光，警方有时也觉得无可奈何。
就拿官渡公安局来说，他们一年用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费是４０万元，现在每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经费占到了１７万元。但拐卖儿童的案子还是在增加。他们认为，打击拐卖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字就能解决，这里面牵扯到城市在户外打扑克的民工们化的进程、“城中村”管理、民工权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警方在采访中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些孩子特殊的生活环境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家长告诉记者，上学前班一个学期要四五百元，其他的幼儿园一个月要１００多元，他们根本出不起。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都收入不高，而且来源不稳定，全家的收入通常在１０００元左右，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只够温饱，一台不大的电视机就是他们全家最值钱的财产。经济不宽余，他们也很难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当地并没有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而考虑配套相应的公共设施，也没有适应这些孩子的学校，因此，家长基本上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摊点旁边就是孩子成长的地方。拐小孩在这里很容易得手的，有的抱着小孩说，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一颗大白兔奶糖或者一瓶酸奶，小孩子就乖乖跟他走了。
家长疏忽犯罪分子得手
孩子丢失悲剧尚未结束
除了一些现实的客观问题造成了儿童的大量丢失，家长的疏忽则给了犯罪分子予下手的机会。记者在官渡区的几个村子里看到：孩子们都自顾自地在巷子里玩，周围的人都忙着做各自的事情，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
一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根本看不出谁是她的家长。记者询问周围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她的父母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记者不禁有些担心，于是带着她去找孩子的妈妈。当记者确认眼前一位打麻将的女人就是孩子的妈妈时，就更加为小女孩的安全担心。但是，忙着打麻将的妈妈似乎不以为然：“她不会乱跑的，一般都在那条巷子里玩。”
这户人家正是丢失孩子王兴普的邻居，但王兴普一家人的悲剧似乎并没有对她产生影响。
记者还在路边看到一个孩子正在酣然入睡，地点是在王兴普另一家邻居门口的三轮车上，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一下。
就在记者采访王宗灿夫妇的时候，另一家孩子的走失再一次让记者感到犯罪分子的猖獗。孩子就是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１１点左右在村子的一个墙角丢失的，这里离王宗灿家不到２００米。当时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妈妈上楼照看另外３个孩子，１１点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相距不到２０米远的小伙子像往常一样在打台球，一些孩子的妈妈在打扑克，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失踪了一个孩子。就在记者离开村子的时候，路上还有许多孩子在独自玩耍，周围没有家长。
看来犯罪分子在这里非常容易得手，而孩子丢失的悲剧也尚未结束。
来自于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因为连丢失了两个孩子，心痛之下引起了警觉，搞了一份丢失孩子的名单，向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出一个统计，人们才知道这里丢失孩子问题的严重。
公安局人员少加上经费的紧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