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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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狼狈不堪的日子过去了。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我忽然想起了白发苍苍的爸爸妈妈，想起千里迢迢来信鼓励我好好做人的老师，想起我春去秋来不曾见面的初恋情人——我决定洗手不干了；于是，我收拾行李，再次来到广东，重新寻找我的人生价值。
到了东莞之后，翻出牛仔包里那本皱皱巴巴的高中毕业证，一个人坐车去虎门××人才市场。
我绕过拥挤的人群，看见两个美工忙得不亦乐乎，脸上大汗淋漓，手上龙飞凤舞。为了打发时间，我就凑上去看，随口问道：“喂，兄弟，你们这里要人不？”其中一个抬起头看了看我问：“会写毛笔字吗？”我心中一喜，这正是我的特长，以前在县里还拿过奖呢。我直截了当地答道：“当然。”“那太好了，”那个小伙子给了我纸和笔：“墨汁和颜色在这里，你先写张广告试试看。”
原来，他们这里刚好招美工，差不多５分钟左右，那个小伙子拿着我写的广告找他们老板娘看了看，说ＯＫ，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
我第二天上班时，很是为５００元的底薪，奖金１００到３００不等的工资高兴了一阵子。后来才知道高兴得太早了。老板娘给了张字条给我，上面写的是每天的工作任务：星期一至星期五，信息类广告每天６０张，４个２m×４m的宣传栏每天要更换内容；星期六和星期天，信息类广告每天４０张，现场招聘广告有多少做多少。４个宣传栏照例不变。意思也就是说，每天下来要写超过８０张广告，而且按照要求：每张工种信息不低于６条，每条信息不低于１０个字。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另外两个美工来自湖南，为工作量太大发牢骚说：“这活路不是人干的。”
第二个月发工资，扣去办暂住证费用和５０元罚款，我领了３４５元，老板娘说我的字写得没有他们两个湖南的好，而且有一次看见我把“人才市场”的“人”字写出了头，像个“×”字，所以奖金扣发。我笑笑说：“老板娘，我以后会改的。”老板娘抱着双手说：“你知道了最好，不然我随时要你滚蛋。”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墨水打翻在地上，把晾在一旁的广告弄脏了，刚好被老板娘撞上了，她非要我把那些广告弄干净。我说那我重新写一遍吧，她说不行，还随手拿了我脱在旁边的衣服（天热）去擦。我没敢吱声，眼睛一下子绿了瞪着她。结果，她当然没有擦干净那些广告，而我那件衣服却成了抹布了。事情的结局，罚我的款：１００元。
这事情说小不小，但在我心里却产生了一种抵抗情绪。明里暗里，我们（包括两个湖南美工）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招工住处泄露给那些前来求职的打工一族，他们就时常塞来一包香烟，或一瓶可乐什么的。而这其中十之八九都是家庭贫穷、文化低下的年轻人，往往是受了“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流行语的影响，背起一个牛仔包就上了火车的。一般说来，我们所掌握的住处都是比较可靠的，其中包括招工的时间、公司的名称、工种类别、电话号码和乘车线路等，如果方便，我们也会给水火之中的老乡或朋友，写个详细的地址和电话，让他们能够更快地去接洽和进厂，然后自己也替他们高兴。接下来的两个月，听说公司营业额比以前少了２万多。
“写字匠”这份工作，我一共干了９个月。
时间是公平的，带着报复心理的我，以自己从事的工作之便，并不矛盾地帮助了数以百计的求职朋友（其间我４次被罚款，多次被老板娘骂尽了祖宗十八代），使原来并不光彩照人的我，还原了过往岁月里丧失殆尽的最初的良心。所以，在我最终被炒了鱿鱼的时候，我心里多少有点感激。打心眼儿里，我想对那个老板娘说：真的谢谢你！
● 内心的苦闷向谁诉
既然他们是诗人，那就听一听他们用心灵唱出来的歌声吧！
黎启天的诗——《大哥炒了老板的鱿鱼》
大哥最近很忙
摩托车后扬起灰尘
正午我在交通灯下遇见他
漆黑的身影爬过斑马线
“数月前就炒了老板鱿鱼”
他很快就把尴尬从脸上摘掉
“千万，别——”
他让目光逃向远处
他的语言在红灯下止步
“让妈知道了，不好！”
“……其实，这比上班还辛苦”
一支烟灭了红灯还亮着
但他必须坚持，每日
准时早出晚归
方舟的诗——《疯子》
我跺了一脚就地震了／然后很多伤者／以沉默对我发泄怨恨
我不是有意的我说／我愿意加入援救队／为自己的那一脚赎罪
别理他这个人是疯子／——警察说／这以后我当真疯了
疯了的我在街头／为死伤者唱歌／歌声引来围观的人群
他们有的叫好／有的扔石头／有的面无表情
原来他们也疯了／所以选举我／成为演员
咀嚼这些诗句，是否能品味出内心深处那淡淡的一点苦涩与哀愁？
在这些诗人中，我看出似乎黎启天与方舟的“能量”较大，黎启天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质的“南粤诗会”，方舟呢，也帮助不少人排难解纷，是个热心肠的“鲁仲连”式的人物。
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
方舟告诉我说：“那大约是１９９６年，接到举报，我作为记者，陪同劳动局去检查那个台湾人开的塑胶厂，这是一家有着３００多工人的厂子。工人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为什么？１５分钟的吃饭时间，排长队，那个买饭菜的窗口很小，只能伸进一只碗。车间里气味很不好。群众不敢同我们谈话，有的趁老板和管理人员不在，悄悄给我们递纸条。不少女工手臂都烂了，宿舍里到处都是蚊子。老是加班加点，工人们经常昏倒。她们无法出去看病，因为若要看病必须三个人同行，而且必须有老板签字的假条，老板有时根本就不批，把假条压上一个月两个月，不是把病人的病压好了，就是压得没法治了。你说夏衍写的‘包身工’，我看那就是包身工。
“我们这次去检查，惊动很大，刚回到家，电话追来了，是村里的书记、主任，他要我不要写报道，不要登报，登出去影响不好，会影响投资环境，把境外老板吓跑。他还说要请我吃顿饭。这顿饭我没有去吃，但报道也没有发出来。我也有顾虑，因为充其量我也是一个打工仔。
“家乡有许多人找我，是慕名而来，有的人我帮他们找到了工作，有的没有，没有找到的人就像是我得罪他们了。”他天马行空的话语随想随说，“我有一个老表，他到东莞来找我，要找份工作，他是我表妹的老公。但我那阵心情不好，把话说得过于直了。我说外面的世界不适合你，你还是回家去干的好。这对他刺激极大，他这个人内向，自尊心又强，又是下了极大的勇气才找我。因此，回家不久就疯掉了，有时候往床上一躺，什么事都不闻不问，有时候疯起来拿起菜刀来乱砍。他有三个小孩，都得张开嘴巴吃饭，还得念书，我十分内疚，只得不时寄点钱去给那几个孩子。
“没有活路了，我表妹自己出来找工作。她能干什么？没有文化，已经３０多岁了，我只好帮她找了一个清洁工，她连表都不会填，是我帮她填写的。
“除了吃饭，工资每月４００元。她干活特别勤快，那个厂的女老板也喜欢她，就说，办公室里的废纸卖了钱也归她吧。哪知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她买了一辆三轮车卖废品，每天也有２０～３０元的进账，那门口的保安就刁难她，问她要烟抽，要小费。我那表妹却是个死倔脾气，就是不给。结果保安不让她出车，她竟以辞职相抗议——我不干还不行吗？倒是那位女老板挺欣赏她，又来叫她上班。结果不久还是丢了工作。
“每次她到我家里来，都是不敢说话不敢坐的那种，特别谦卑，帮着干家务活，却绝不坐下来一同上桌吃饭。这次丢了工作，连我也不找了，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鸽子笼’，吃了三个月的方便面，也不来找我帮助。”
我听懂了方舟话里的本意，也听出了他话的弦外之音。
他们这些人大都有着宏大的抱负，远大的追求，但是他们的实际能力太弱了，竟连一个穷苦的人（包括他们的亲戚）的招工问题都帮助不了。这是内心的苦闷之一；
他们有充沛的美好的感情，有诗人的气质，大都想“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那样快意恩仇，却遭遇到并不如人意的环境，左冲右突，连自己都拯救不了，更不用说去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民工鸣不平。这是他们的苦闷之二；
而他们自己的境遇呢？在东莞找到了一份工作，论工资有的人也有二三千元，高的甚至七八千元，这是他们满足的一面（比一个政府部长的正当收入还高），但所干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一张镇报或一张厂报，要是放到穷困的山乡里，不过是在办一份村里的墙报——怎能和《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相比？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呐喊，能在社会上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他们不满足的一面，也是内心的苦闷之三；
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丰富的内心世界，然而碰到的一些领导人却是最现实的文化较低的本土人士，他们并不理解他们，与他们也没有共同的语言，只把他们当成一个会写会画的打工仔看待。两者之间无法融合沟通，他们放射的思想常常受到莫名其妙的阻扼，很有些像“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状态。这是他们的苦闷之四。
也许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他们的这些苦闷，或是把他们的文化素养“全部消磁”，变成一个文化程度极低、想法简单的打工者；再就是让他们成为大权在握（或大舆论在握）的领导人，可以兼济天下、普渡众生。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注定他们要长期苦闷下去。
在我们见面座谈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方舟很抱歉地向刘大程解释，请求他的原谅。原来，方舟与一个派出所所长讲好，让刘大程到那里去当个书吏，写写画画的，工资比原来的那个单位要高。所长也答应了，因此刘大程便辞掉原来的工作，结果，所长把这个位置又给了另外的一个人，大大地涮了方舟与刘大程一把。无话可说的刘大程带着一脸愁苦、满腹无奈，提前与我告别，离开了餐桌。
● 逼上梁山的“律师”们
到深圳劳动局的劳务仲裁部门了解情况，近中午时分，碰到了五六个年轻人在那里议论和争执。上前询问，他们却不是真正的民工，而是民工的“代言人”。
他们十分警惕地问我们的来历，当我们说自己是记者，并且是从北京来的时候，许多人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有的要我们主持正义，有的要我们为他们鸣不平，而另一些人则对我们保持着一分冷漠和不信任。
只有两个人留下了名片。其中一个叫谢六生的，执著得很，不但留了名片，还到我们所住的招待所来，给我们送来了12本关于他帮助民工打官司的材料。
原来，他们都是这样的一群。他们出身于民工，同时看到了民工的不公正对待，要为他们打抱不平，于是就充当了律师的角色。可是，他们却没有律师资格证，据他们说，如果一家律师事务所要接一个民工的案件，起码要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的费用，而他们呢，只需要２００～３００元就承办了。
按照常理或国外、国内的律法，一个被告人，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具有公民权的人为他辩护，即使这个人并不是一名律师。但在具体的执行中，他们都感到没有被公平对待，是低人一等的人。甚至还以为他们为民工打官司是为了骗民工的钱（的确，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而对他们心生警惕——这就是他们的尴尬。
最常见的问题是，劳动部门时而承认他们有辩护权，又时而否定，这要看他们为谁辩护了。据他们说，如果他们帮厂方辩护，劳动部门就认可，帮民工辩护，有时就不被认可；与劳动部门的倾向一致时就承认，相左时就不予承认。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被认可的一个群体。
谢六生所以进入帮民工打官司这样一个群体中，有着自己的一段生动故事，这主要是他一开始就同时打出了三场轰动效应的官司。
谢六生是江西宁都县人氏，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８日，他从深圳人才大市场到罗湖区黄贝岭新湖村亨德信电子来料加工厂应聘仓管员，通过面试、笔试，３月３日正式上班。同年的６月１８日上午，有一件想不到的小事情发生了。车间广播“丁先生接香港长途”。丁就是仓库主管丁天豪，香港人。谢六生听到广播后，抄近路去叫丁听电话，恰好碰上了主持厂务工作的董事助理王添萍。王生气地问：“你干吗走这里？回去！”谢解释是叫丁听电话，王很不高兴地默许了。但下班时谢发现没有了工卡，一问才知道被王添萍搜走了。下午两点钟，主管丁天豪带了没有工卡的谢六生上班，被人事科的张伦菊拦住。这时，王添萍走过来扯下了谢六生胸前的厂牌，并通知保安不准谢进厂。紧接着，张伦菊通知谢回宿室搬走行李；会计让谢领走工资。谢花３７５元办理的暂住证被扣，经丁天豪向王添萍求情才要回来。临走前，只给了他前３个月的工资，谢要求６月份的津贴一起领，厂方说６月份没有津贴。谢据理力争，厂方告之“大家都是这样扣的”。
谢六生认为，自己早在３月中旬即与厂方签订了劳务合同，约定试用期为３个月，即１９９７年３月３日至６月２日。但厂方于６月１８日突然单方违约开除其出厂，已严重违反劳务合同和劳动法，应负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