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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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公安局不管是有些冤枉了它们，但是在管理上难度极大，这既是文化部门的事，也是工商部门的事，还是公安部门的事，三管三不管，似管又非管，最后是任其坐大。这些寄生者的滋生，既是这些寄生者生存的需要，也是民工性发泄的需要——正是需要才“呼唤”了这种出卖肉体的行业的迅猛发展。
　　是坚决加以制止，还是开放式管理，始终是拿在政府与公安机关人员手中的“烫山芋”。


●　　另类按摩女
　　发廊中的按摩女其实不会按摩，她们装模作样地按摩并不懂得什么手法，也很敷衍潦草，但仍有不少“顾客”还要去这些地方光顾一番，其秘密就是一个性的需要。
　　不过，也有那么一种另类，介于“按摩”与卖淫之间，她们是罪还是非罪，只有法律专家才能界定。
　　在温州，我们采访了这样两个按摩女郎。
　　一、按摩女林小姐，２３岁，从农村来的，初中生。她到温州来打工还不到两年。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哥哥都已经结婚生子，弟弟也可以自给自足了。但哥哥与弟弟都没有能力赡养父母，要靠她寄钱回家去。
　　她已经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比她大两岁，在意大利开了一家服装店，不过也只是刚刚起步，是勉强能在意大利呆得下去的小买卖。她已经同这位男友有过体肤之亲，在采访她之前，男友刚离开温州。
　　她还有一个情人，大约３０多岁。这个情人有妻子、儿女，一两星期他们见面一次，她和他一同上床。她的男友不知道她有情人，她情人的妻子也不知道丈夫有外遇。她的这个情人并非大款，是在按摩过程中相识的，不过也能给小林一些生活补贴，够小林在温州零花的了。
　　“你的男朋友会娶你吗？你们两个是否有了约定？”
　　“没有，反正看他的良心吧！”
　　除了与这两位男性上过床之外，她再也没有与其他客人上过床。
　　她所在按摩店有６个室，每个室３个床位，共有１２位按摩小姐，她是其中一位。温州的按摩费比北京、上海等地都便宜，看来似乎是更面向民工这样的普通阶层——按摩一次３０元，泰式按摩一次５０元，“推油”一次５０元。
　　她希望每天的客人能多一点，让她能挣到更多的钱。她说：“昨天一天挣了１００元，有位客人做泰式按摩，还给了我小费。前天生意不好，大前天也只有两个客人。”
　　“你们挣到钱怎么处理，都给老板呢还是平分？”
　　“六四分，老板拿六，我们拿四。”
　　“什么叫‘推油’？”
　　“就是把油擦在‘命根子’上呀，推上几下，男人那玩意儿就射出来了。”
　　“泰式按摩和中式按摩有什么区别？”
　　“不用问呀，你做做就知道了？”
　　二、某发廊女李小姐，２８岁许，已有丈夫和儿子，丈夫开出租车，儿子已经８岁。
　　下面是记者与她的对话：
　　“您是哪里人？”
　　“永嘉县，家在农村。”
　　“父母年纪大了吧？”
　　“５０多岁。”
　　“还有兄弟姐妹吗？”
　　她伸出了一只手，“兄妹５人，３个弟弟，１个妹妹。”
　　“都过得好吧？”
　　“大弟已到意大利开餐馆，生意不错，他还在温州买了一套房子。”
　　“你现在是温州户口还是农村的？”
　　“温州户口，在温州买了一套房，不过是八九年前买的，那时便宜，十几万就买下来了，地段好，现在得几十万了。”
　　“你老公干什么？”
　　“开出租车，我过去也开出租车，两年前改的生意。开车太累，吃不消。”
　　“发廊的活是不是比开车轻松多了？”
　　“轻松是轻松点，也不好干，现在竞争激烈，挣不到钱。”
　　我知道温州发廊做按摩是每半个小时１０元钱，“打飞”才２０元钱，非常便宜。如果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妹，那么还得给老板一半，像李小姐这样租房开发廊，每月租金得付７００元。
　　“你们按摩怎么只按那个地方？”
　　“那怎么啦？客人来了不就是想在那个地方按摩几下吗？”
　　“除了按摩那个地方，还做什么？”
　　“‘打飞’呀，‘推油’呀。”
　“就是把那种东西弄出来？”
　　“弄出来不就舒服了吗？开始我也不习惯。有位客人说，你光按摩，不打飞、推油，如果老是坚持那样，就没有回头客了，老顾客也全跑了。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下决心做那种事，第一次做后挺恶心的，回到家吃不下饭，晚上也没睡好觉，现在习惯了。”
　　“你丈夫知道吗？”
　　“他光知道我开店，不知道干那种事，要是告诉他，还不把我打个半死？”
　　“你丈夫还打你吗？”
　　“打，怎么不打。”
　　“你现在客人多吗？”
　　“现在有一批熟客了，经常来做。一般每天能挣几十元，最好的时候一天１００元，还雇了一个女孩子，这几天她回家去了。”
　　“要是客人给你多点钱，要你‘打炮’怎么办？”
　　“那不行，那多脏呀，还会得病。现在这样还可以，这叫卖艺不卖身，大家都干净。”
　　“客人不老实，要想做呢？”
　　“也有那么一些客人，动手动脚，挺讨厌的，那只好让他们摸一摸啦，但不做那样的事。他们也不敢胡来，你没看就那么一间房子，玻璃都不让贴纸——”
　　“谁不让贴？”
　　“派出所的人呗。你糊死了，他们来检查就给撕掉。”
　　“那就是监督你们呗，不让你们做坏事。要是遇上公安局来查，你们怕不怕？”
　　“不怕，一是那里面有熟人；二是他们一来，把客人裤子一拉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派出所怎么抓？”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年轻人还是老头？外地做工的还是温州市人？”
　　“年轻人多，也有老年人，年轻人中一半是温州人，还有一半是打工的。有次来了个５０岁左右的外地人，我在他裤子外面摸了几下，他就泄了，弄得裤子上都是，他怪不好意思的，红着脸把钱一给就走了。”
　　“咦，你这里有三张按摩椅，要是来3个男人，能同时做？”
　　“那有什么，同时做不影响，反正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看别人还不如看自己。”
　　“要是同时来４个人呢？”
　　“那边不是还有一个坐椅嘛，坐椅上也能做，也可以介绍给旁边的店。”
　　“外地来打工的民工在温州做活不容易，一个月才挣六七百元，去掉吃饭，就剩下４００元钱，你‘打飞’一次要打掉他们二三十元，要是他每个星期都来，１００块给了你，是不是太贵了些？”
　　“那有什么呀，他们愿意呗，帮他们解决困难呗，他们要干那种事，就只能少抽几包烟了。”
　　在与李小姐的谈话中，她还说了一些有趣的事。她告诉记者，像她这样做，是不会富的，她老公拿２０００多元，她最多也只能挣到２０００多元，加起来４０００多元，不到５０００元，在温州也只能过个温饱生活，她愿意穿好的，爱买服装，花销大。但是在温州，有的是有钱的女人，她们大都是丈夫开厂，或者自己开厂，或者做房产生意，一年好几百万，谁能花得掉。她们的丈夫有了钱就在外面寻欢作乐，她们也正年轻气盛，或是已经和丈夫离了婚，或是两人分开过互不干扰。当我问道“这些女人一般有多大年纪？”“在３０到４０岁之间。”“她们是不是找男妓？”“也不算是男妓，叫小白脸吧，一般是从东北来的年轻小伙子，年龄大约在２６～２８岁左右，关键就是要性功能强，她们把小伙子包起来，替她们开车、当保镖，实际上让他们吃软饭，陪她们泡卡拉ＯＫ厅、搓麻将、吃宴会，变着法儿享受呗，有了钱怎么享受都行，反正这年代挺自由的。”
　　嫖娼犹如吸烟，对人有百害，所以人类一直把它看作是丑事、坏事，想要大力禁绝而后快。但是吸烟也有它的好处。我国的一位大科学家曾经说过：美国科学家发现，凡是吸烟的人很少得老年痴呆症。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主张戒烟，这项研究得不到政府和财团的赞助，缺少经费支持而很难继续下去。同样，发廊、妓女的大量出现，引发了性混乱、性病和家庭危机，却也有一利。大量的独身民工（包括城市的社会青年）由于有了性服务而减少了若干犯罪——如强奸、奸杀，对社会起了一点“安抚剂”的作用。
　　请读者原谅，这只是笔者的看法，相信社会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可能得不到研究经费的支持。


●　　到处乱飞的“野鸡”们
　　色情发廊，起码还有那么一个小小出租屋作为定点之处。比这还要不如的是，竟还有连“点”都没有的“飞妓”们，则更是沿海城市的“特别风景”。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沿海城市的边边上，都有那么一些不高不低的小山丘，例如珠海的风波山、温州的华盖山等等。
　　我的助手李家运在《珠海特区报》一位资深的老主任潘海的陪同下，夜晚深入到半暗半明的野山上，采访了一位山中卖淫的女青年。下面是他写下的故事：
　　坐在我对面的杨芳（化名），是我和珠海特区报社机动部主任潘海花了200元钱从珠海市香山公园（又名风波山）的山上用车接下来的，让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杨芳今天在风波山上的卖淫目的却是那样简单，就是在打工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挣点零花钱。
　　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大雍县农村的杨芳，现年２８岁，初中文化。打工于珠海某鞋厂。杨芳家有一对年迈的父母，三个哥哥结婚后都分家单过了，目前他们带着妻子、小孩均在广州某砖厂打工。杨芳１９９９年就来到珠海。前两年，鞋厂效益好时还能拿到每月６００元，她就给父母寄回２００元，再积攒点准备自己结婚好用。可是在２００３年６月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的出现改变了她的命运。经同厂姐妹介绍，她与一个刚转到鞋厂来打工的重庆男孩认识了。交往不久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双方商定于２００３年春节回湖南杨芳家结婚。杨芳也在电话里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自己的父母，还让在广州打工的哥哥们专程来珠海相妹夫。可是，就在２００３年的１２月，正当杨芳准备和未婚夫购票回家的前一个星期，未婚夫却突然从工厂里失踪了，最要命的是杨芳这些年辛辛苦苦省下来的５０００元也被重庆的打工仔骗走。由于鞋厂效益不好，突然宣布半休半工，虽然上班的杨芳也只能在厂里领到２００多元的工资，她还得继续给家里珠海风波山上的卖淫女子寄钱，以免父母担心，身无分文的她就连吃饭都解决不了。让杨芳感到奇怪的是，同宿舍的姐妹却照样吃好的穿好的，好像日子过得比过去还滋润。后来，她从一个要好的姐妹那里，知道没上班的姐妹们早就在外面干兼职去了。有的在外面给人守店铺，有的去歌舞厅坐台，还有的人则出卖色相招徕“客人”。她躺在床上想了好几天，毫无特长的她决定靠卖淫来挣钱。杨芳早就听说香山公园的山上有人卖淫，于是，有一天晚上她鼓足勇气上了香山。
　　据杨芳说，在香山公园里专门从事卖淫的，除了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外还有一些结了婚的中年妇女，这些人都是因为来珠海后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走上卖淫道路的。她们卖淫的对象几乎都是在珠海打工的不同年龄段的低收入打工者，每次的要价也在３０至５０元之间。生意好的话，一天能接客３～５人，生意不好就整日无人问津。在山上，还不是很安全的，有时得提防便衣警察上山来抓捕。为了避免被抓到，一见有可疑人员上山，就会有放哨人员通知大家逃跑。杨芳不是每天都到公园里来，她一般只是在周末的时候才去。目前，她已经和另外两个姐妹在珠海拱北租下了一间房子用来卖淫。
　　对杨芳的采访我们是在一家北方酒店里边吃饭边进行的，当饭快吃好时，我想要的东西已经在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中得到了。当我把我真实的意图告诉杨芳时，她眼眶里即刻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她用满是委屈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后就抓上自己的小包，双手掩面跑出酒店。我只好和潘主任驾车追上去并答应不把她的事曝光，然后把她往香山公园送，我们的小车刚到公园门前还没有停稳，杨芳就飞快推开车门冲下车去，等我们到车外时，她已经像一只兔子一样消失在香山的黑暗里了。
　　在温州的一个晚上，我们走上华盖山，这次采访却没有那样顺利。
　　（为了含糊身份，采访者就暂以“记者”相称）
　　昏暗的山路上，记者看见有三个女子在那里拉客，便迎上前去。其中一个壮实的姑娘立即便问道：“要按摩吗？”
　　“多少钱？”
　　“３０块。”
　　“太贵了吧？能否便宜点？”
　　“你说多少？”
　　“２０块。”
　　“行，走吧！”
　　“山上怎么能按摩？是不是要到发廊去？”
　　“等会儿就知道了，走吧——”她伸出手来拉住了记者的手。
　　没走几步，便又站住说道：“先交钱。”
　　为了探个究竟，只得把钱交给了她。
　　到了一棵树处，这个姑娘便将记者往树上一推，伸手就要解记者的裤子。一见不好，记者马上阻止说：“唉，不做那事好不好，我只想跟你谈谈。”
　　这姑娘像看天书似地看上一眼，警惕地问：“你是什么人，警察吗？”
　　“不是，我是记者，”情急之下只得实告：“想约你到下面茶馆喝喝茶，聊一聊。”
　　“那你快走吧，别妨碍我做生意。”
　　这姑娘已经起步离开了。
　　记者喊道：“那你不办事，钱难道不退吗？”不是为了那区区２０元钱，而是试着看看她的态度和反应。
　　“哼，还要钱？你耽误俺做生意了，没要你赔呢。”她跑得更快，一会儿就没有影子了。
　　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没有谈成，“代价”却先付出去了。
　　不过，记者已经估计出，她的文化程度、素质还不如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