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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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
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
界末日将在纪元一千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
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中国宗教衡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而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
的，同时因为刑罚不甚重而赏额不甚动人，信徒多半采取消极态度，只求避免责罚。中国人
积习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
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
大大地动了疑。
但是中国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难还是：它所描画的来生不是中国人所要的。较旧式的耶
教天堂，在里面无休无歇弹着金的竖琴，歌颂上天之德，那个我们且不去说它。较前进的理
想，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操场，让我们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后，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
显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
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性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基督教给我们
很少的安慰，所以本土的传说，对抗着新旧耶教的高压传教，还是站得住脚，虽然它没有反
攻，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没有宣传文学，优美和平的布景，连一本经书都没有——佛经极
少人懂，等于不存在。
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
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虔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
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是谎话，也无伤，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
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
督教的地狱里，举目无亲，那就要吃亏了。
但是无论怎样模棱两可。在宗教里有时候不能用外交辞令含糊过去，必须回答“是”或
“否”。
譬如有人失去了一切，惟有靠了内在的支持才能够振作起来，创造另一个前途。可是在
中国，这样的事很少见。虽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做了人上人再跌下来
，就再也不会爬起来。因为这缘故，中国报纸上的副刊差不多每隔两天总要转载一次爱迪生
或是富兰克林的教训：“失败为成功之母。”
中国人认输的时候，也许自信心还是有的，他要做的事情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天从
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
它自己无情的路，与基督教慈爱的上帝无关。在这里，平民的宗教也受了古人的天的影响，
有罪必罚，因为犯罪是阻碍了自然的推行，而孤独的一件善却不一定得到奖赏。
虽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沦为乞丐的时候，是很少翻身的机会的。在绝境中的中国
人，可有一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呢？宗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此外任何安慰也
不给么？
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孔教里，人性的范围很有限。人的资格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人与人
的关系，就连这些关系也被限制到五伦之内。太穷的人无法奉行孔教，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个
人总得有点钱或田地，可以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要求。
乞丐不能有家庭或是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除掉乞怜于人的这一种，而这又是有损于个人
道德的；于是乞丐被逐出宗教的保护之外。
穷人又与赤贫的不同。世界各国向来都以下层阶级为最虔诚，因为他们比较热心相信来
生的补报。而中国的下层阶级，因为住得挤，有更繁多的人的关系，限制，责任，更亲切地
体验到中国宗教背景中神鬼人拥挤的，刻刻被侦察的境况。
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
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
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
“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
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
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
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
“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塌。”
（一九四四年八月）
诗与胡说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
来，“吱呀，吱呀，吱”
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菜，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
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重事不能做，单
只写篇文章关于Ｃｅｚａｎｎｅ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
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
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份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
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
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
我想起路易士。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
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
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
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其
实我又不认识他，而且如果认识，想必也有理由敬重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模范文人，历
尽往古来今一切文人的苦难。
而且他已经过世了，我现在来说这样的话，太岂有此理。但是我不由得想起《明月天涯
》在新闻报上连载的时候，我非常讨厌里面的前进青年孙家光和他资助求学的小姑娘梅月珠
，每次他到她家去，她母亲总要大鱼大肉请他吃饭表示谢意，添菜的费用超过学费不知多少
倍。梅太太向孙家光叙述她先夫的操行与不幸的际遇，报上一天一段，足足叙述了两个礼拜
之久，然而我不得不读下去，纯粹因为它是一天一天分载的，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我
有个表姊，也是看新闻报的，我们一见面就骂《明月天涯》，一面叽咕一面往下看。
顾明道的小说本身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读者能够接受这样没颜落色的愚笨。像
《秋海棠》的成功，至少是有点道理的。
把路易士和他深恶痛疾的鸳蝴派相提并论，想必他是再生气的。我想说明的是，我不能
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也不能因为路易士从前作过好诗的缘故原谅他后
来的有些诗。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
，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
地抄在这里：——
“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
风来小小的院子里，
数完了天上的归鸦，
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
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
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
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
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
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譬如像：
黯色之家浴着春寒，
哎，纵有温情已迢迢了；
妻的眼睛是寂寞的。”
还有《窗下吟》里的：
青青的，
平如镜的恋，
却是那么辽远。
那辽远，
对于瓦雀与幼鸦们，
乃是一个荒诞”
这首诗较长，音调的变换极尽婷婷之致。《二月之窗》写的是比较朦胧微妙的感觉，倒
是现代人所特有的：——
载着悲切而悠长的鹰呼，
冉冉地，如一不可思议的帆。
而每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无声地，航过我的二月窗。”
在整本的书里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
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
，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可
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好诗也有。倪弘毅的《重逢》，我所看到的一部份真是好：——
三年前，
夏色瘫软
就在这死市
你困惫失眠夜
夜色磅礴
言语似夜行车
你说
未来的墓地有夜来香
我说种‘片刻之恋’吧
用字像“瘫软”，“片恋”，都是极其生硬，然而不过是为了经济字句，压得紧，更为
结实，决不是蓄意要它“语不惊人死不休”。我尤其喜欢那比方，“言语似夜行车”，断断
续续，
远而凄怆。再如后来的
疲于喧哗
看不到后面，
掩脸沉没
末一句完全是现代画幻丽的笔法，关于诗中人我虽然知道得不多，也觉得像极了她，那
样的宛转的绝望，在影子里徐徐下陷，伸着弧形的，无骨的白手臂。
诗的末一句似是纯粹的印象派，作者说恐怕人家不
懂：——
“你尽有苍绿。”
但是见到她也许就懂了，无量的“苍绿”中有安详的创楚。然而这是一时说不清的，她
不是树上拗下来，缺乏水份，褪了色的花，倒是古绸缎上的折枝花朵，断是断了的，可是非
常的美，非常的应该。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
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
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
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
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
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
写 什 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末只有阿
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
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
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
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
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
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
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
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
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
，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地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
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窠，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
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
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
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
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
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
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
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
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
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传奇》再版序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
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
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
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
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
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