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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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西式跳舞实在很有限，永远是一排人联臂立正，向右看齐，屈起一膝，一踢一踢；呛地
一声锣响，把头换一个方向，重新来过；进去换一套衣服，又重新来过。西式节目常常表演
，听说是因为中国观众特别爱看的缘故。我只喜欢她们跳自己的舞，有一场全体登台，穿着
明丽的和服，排起队来，手搭在前面人的背上，趔趄着脚，碎步行走，一律把头左右摇晃，
活络的颈子仿佛是装上去的，整个地像小玩具，“绢制的人儿”。把女人比作玩具，是侮辱
性的，可是她们这里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好玩的东西，一颗头可以这样摇那样摇——像小孩玩
弄自己的脚趾头，非常高兴而且诧异。日本之于日本人，如同玩具盒的纸托子，挖空了地位
，把小壶小兵嵌进去，该是小壶的是小壶，该是小兵的是小兵。从个人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
种环境，我是不赞成的，但是事实上，把大多数人放进去都很合适，因为人到底很少例外，
许多被认为例外或是自命为例外的，其实都在例内。社会生活的风格化，与机械化不同，来
得自然，总有好处。由此我又想到日本风景画里点缀的人物，那决不是中国画里飘飘欲仙的
渔翁或是拄杖老人，而是极家常的；过桥的妇女很可能是去接学堂里的小孩。画上的颜色也
是平实深长的，蓝塘绿柳树，淡墨的天，风调雨顺的好年成，可是正因为天下太平，个个安
分守己，女人出嫁，伺候丈夫孩子，梳一样的头，说一样的客气话，这里面有一种压抑，一
种轻轻的哀怨，成为日本艺术的特色。
东宝歌舞团还有一支舞给我极深的印象，《狮与蝶》。舞台上的狮子由人扮，当然不会
太写实。中国的舞狮子与一般石狮子的塑像，都不像狮子而像叭儿狗，眼睛滚圆突出。我总
疑心中国人见到的狮子都是进贡的，匆匆一瞥，没看仔细，而且中国人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
创造怪兽，如同麒麟之类——其实人要创造，多造点房子瓷器衣料也罢了，造兽是不在行的
。日本舞里扮狮子的也好好地站着像个人，不过戴了面具，大白脸上涂了下垂的彩色条纹，
脸的四周生着朱红的鬃毛，脑后拖着蓬松的大红尾巴，激动的时候甩来甩去。《狮与蝶》开
始的时候，深山里一群蝴蝶在跳舞，两头狮子在正中端坐，锣鼓声一变，狮子甩动鬃尾立起
来了，的确有狮子的感觉，蝴蝶纷纷惊散；像是在梦幻的边缘上看到异象，使人感到华美的
，玩具似的恐怖。
这种恐怖是很深很深的小孩子的恐怖。还是日本人顶懂得小孩子，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
是小孩。他们最伟大的时候是对小孩说话的时候。中国人对小孩的态度很少得当的。外国人
老法一点的是客气而疏远，父母子女仿佛是事务上的结合，以冷淡的礼貌教会了小孩子说：
“我可以再吃一片吗？我可以带小熊睡觉吗？”新法的父母未结婚先就攻读儿童心理学，研
究得越多越发慌，大都偏于放纵，“亲爱的，请不要毁坏爸爸的书，”那样恳求着；吻他早
安，吻他晚安，上学吻他，下课吻他。儿歌里说，“小女孩子是什么做成的？糖与香料，与
一切好东西。”可是儿童世界并不完全是甜甜蜜蜜，光明玲珑，“小朋友，大家搀着手”那
种空气。美国有一个革命性的美术学校，鼓励儿童自由作画，特殊的作品中有一张人像，画
着个烂牙齿戴眼镜的坏小孩，还有一张画着红紫的落日的湖边，两个团头团脑的阴黑的鬼；
还有一张，全是重重叠叠的小手印子，那真是可怕的。
日本电影《狸宫歌声》里面有个女仙，白木莲老树的精灵，穿着白的长衣，分披着头发
，苍白的，太端正的蛋形小脸，极高极细的单调的小嗓子，有大段说白，那声音尽管娇细，
听了叫人背脊上一阵阵发冷。然而确实是仙不是鬼，也不是女明星，与《白雪公主》卡通片
里葡萄干广告式的仙女也大不相同。神怪片《狸宫歌声》与狄斯耐的卡通同是幻丽的童话，
狄斯耐的《白雪公主》与《木偶奇遇记》是大人在那里卑躬曲节讨小孩的喜欢，在“狸宫歌
声”里我找不出这样的痕迹。
有一阵子我常看日本电影，最满意的两张是《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与《舞城
秘史》（原名《阿波之踊》）。
有个日本人藐视地笑起来说前者是给小孩子看的，后者是给没受过教育的小姐们看的，
可是我并不觉得惭愧。《舞城秘史》的好，与它的传奇性的爱仇交织的故事绝不相干。固然
故事的本身也有它动人之点：父亲被迫将已经定了亲的女儿送给有势力的人作妾，辞别祖先
，父亲直挺挺跪着，含着眼泪，颤声诉说他的不得已，女儿跪在后面，只是俯伏不动，在那
寒冷的白格扇的小小的厅堂里，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家族之情。未婚夫回来报仇，老仆人引她
去和他见一面，半路上她忽然停住了，低着头，背过身去。仆人为难地唤着“小姐
小姐”她只是低徊着。仆人说：“在那边等着呢。”催了又催，她才委委曲曲
前去。未婚夫在沙滩上等候，历尽千辛万苦冒险相会，两人竟没有面对面说一句知心话；他
自管向那边走去，感慨地说：“真想不到还有今天这一面”她默默地在后面跟随，在海
边银灰色的天气里。他突然旋过身来，她却又掉过身去往回走，垂着头徐徐在前走，他便在
后面远远跟着。最近中国话剧的爱情场面里可以看到类似的缠绵的步子，一个走，一个跟，
尽在不言中。或是烈士烈女，大义凛然地往前踏一步，胆小如鼠的坏蛋便吓得往后退一步；
目中无人地继续往前走，他便连连后退，很有跳舞的意味了。
《舞城秘史》以跳舞的节日为中心，全城男女老少都在耀眼的灰白的太阳下舒手探脚百
般踢跳，唱着：“今天是跳舞的日子！谁不跳舞的是呆子！”许是光线太强的缘故，画面很
淡，迷茫地看见花衣服格子布衣服里冒出来的狂欢的肢体脖项，女人油头上的梳子，老人颠
动着花白的髻，都是淡淡的，无所谓地方色彩，只是人在人丛里，英雄抓住了他的仇人
，一把捉住衣领，细数罪状，说了许多“怎么也落在我手里”之类的话，用日文来说，分外
地长。跳舞的人们不肯做他的活动背景，他们不像好莱坞歌舞片里如林的玉腿那么服从指挥
——潮水一般地涌上来，淹没了英雄与他的恩仇。画面上只看见跳舞，跳舞，耀眼的太阳下
耀眼的灰白的旋转。再拍到英雄，英雄还在那里和他的仇人说话，不知怎么一来仇人已经倒
在地下，被杀死了。拿这个来做传奇剧的收梢，真太没劲了，简直滑稽——都是因为跳舞。
谈 音 乐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即使是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譬如说颜色：夏天房里下着帘
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摺得很齐整，翠蓝夏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
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悄没声
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一会。
还有一次，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
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
画，有一种新的立体。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然而真的走进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
能的事，高兴而又害怕，触了电似地微微发麻，马上就得出来。
总之，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
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气味也是这样的。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
，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
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那清刚明亮
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地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
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
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
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
“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
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
意。气味总是暂时，偶尔的；长久嗅着，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味。而
颜色，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颜色和气味的愉快性也许和这有关系。不像音
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
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
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
人间。
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我
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悲旦”，“风骚泼旦”，“言论老生”。（
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言论老生”。）
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我也讨厌，零零落落
，历碌不安，很难打成一片，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画一个美人，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
，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往往没有情调可言。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
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
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
糊的恐怖。
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
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
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
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
，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
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
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
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
有花开着。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一面大
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
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
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
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
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我非常感动地说：“真羡慕
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
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
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
我被带到音乐会里，预先我母亲再三告诫：“绝对不可以出声说话，不要让人家骂中国
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终沉默着，坐在位子上动也不动，也没有睡着。休息十分钟的时候
，母亲和姑姑窃窃议论一个红头发的女人：“红头发真是使人为难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
了，一切的红色黄色都犯了冲，只有绿。红头发穿绿，那的确”在那灯光黄暗的广厅里
，我找来找去看不见那红头发的女人，后来在汽车上一路想着，头发难道真有大红的么？很
为困惑。
以后我从来没有自动地去听过音乐会，就连在夏夜的公园里，远远坐着不买票，享受着
露天音乐厅的交响乐，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我，容易激动的
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我的头吻我。我客气地微笑着，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
一会才用手绢子去擦擦。到她家去总是我那老女佣领着我，我还不会说英文，不知怎样地和
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有一个星期尾她到高桥游泳了回来，骄傲快乐地
把衣领解开给我们看，粉红的背上晒塌了皮，虽然已经隔了一天，还有兴兴轰轰的汗味太阳
味。客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出进都是她丈夫极有礼
貌地替我们开门。我很矜持地，从来不向他看，因此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