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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部分

张爱玲文集第5卷-第54部分

小说: 张爱玲文集第5卷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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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
。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
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
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
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
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
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
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
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
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
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
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
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
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
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
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
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
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
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
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
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
。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
的声音。
  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
,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
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
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
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
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
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
  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
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
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
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
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
人,埋葬在沙龙里。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
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
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
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
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单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沏
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即使如此,也嫌太奢侈,太浪费了。但若取悦大众(或只
是取悦自己来满足技巧欲,——因为作者可能谦抑说:我不过写着玩儿的。)到写日报连载
小说(Feuilleton)和所谓Fiction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
有些不堪设想。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
藻,多一些实质,作品只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
。(我知道作者发表的决非她的处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废弃的习作,有三四十部小说从
未问世的记录。)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卅三年四月七日)
遥寄张爱玲
柯 灵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
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
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
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
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李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
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
心儿”分送朋友。一九八○年春,感谢香港昭明出版社,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
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
,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
  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
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
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
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
王勃叫屈。僭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诮。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
,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
。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
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
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
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
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变
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
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
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
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
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是中央书店,在福州
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
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
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现在《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不至扰
乱东家的安静。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
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
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
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
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
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
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
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沧陷
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
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
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
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
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
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
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
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
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
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
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
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
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
,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
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
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
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
,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
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
,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
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
叫做《自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张爱玲才对
《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
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
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
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
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
一九七八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
,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
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
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
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
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
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那时
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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