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改革变迁:世道-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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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蹄子分八瓣，尾巴长在腚后头。
五魁手，你喝酒，十缺一来你喝酒；三星照来你喝酒！
石大夯嘴里喊的是“三星照”，手指头却伸出四个，明显漏拳了。苏振奇抓着他的手说：“连输带漏，三杯加三杯！”
石大夯摇摇头端起酒杯表示认输。正忙见他身子有些摇晃，怕他醉了，忙出来解围：“三杯，只三杯，漏拳没先说下，不算。”
“三杯就三杯。”苏振奇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石大夯把三杯酒倒在一个大碗里，一仰脖儿见底，然后抹抹嘴巴，不服气地说：“老苏，你甭得意，明天咱俩接着喝。”
“今天你输了。”
正忙说：“上饭。”
小俊给他们包的饺子，正忙这么一喊，急忙端上来。
吃完饭，苏振奇回公社去了。石大夯往炕上一仄歪，便鼾声如雷了……
石大夯一觉醒来，已经日上三竿了。小俊心疼地说：“不说自己多大数岁了，跟人家苏书记摽着喝，醉得跟死猪似的，衣裳都没脱。”
“没醉。”
“真是醉死不认那壶酒钱。”小俊嗔怪道。
大夯足足睡了一夜，脑袋清醒了许多。他琢磨着昨天苏书记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仔细想想，又舍不得。东堤大队有十八台大中小型拖拉机，电机、柴油机、水泵等有六十多台件，二十多辆马车，六十多头牲口，百十间房屋，还有三个厂子。集体公积金由原来的十几万元增加到一百四十八万元。群众梦寐以求的水利化、机械化已基本实现。集体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家底，一分可就完了。社员还能依靠集体吗？社员们有了困难找谁？他越想越觉着不能分。
苏振奇给大夯打电话，催问大包干的事。大夯搪塞说：“还没想好。”苏振奇说：“你别自己揽着这事呀，组织干部社员开展一次大讨论，听听群众的意见嘛！”
石大夯接受了苏振奇的意见，组织干部群众讨论。讨论来讨论去，社员的意见还是两种：分和不分。主张分的，多是劳力多、有本事、对干部有意见的；反对分的，多是没劳力或劳力少的，多数没什么本事。干部们也是这两种意见。主张分的，觉着这是党的政策，随大流，不挨揍；有的是赌气，别以为不分对干部有什么好处，何必背这个黑锅！反对分的，是怕集体经济伤元气。
两种意见势均力敌，石大夯也拿不定主意。韩天寿领着几个社员来了，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一见石大夯就直眉瞪眼地问：“周围村都分了，你为什么还把着不分？这是你家的地呀！”话说得那么刺耳难听。
韩老虎的话更具有挑衅性：“石大夯，你不分是还没捞够吧！”
韩六子也来跟着起哄，质问大夯：“中央文件叫分，县委和公社要求快分，社员们希望分，你为什么摁着不分？”
石大夯心里明白。韩天寿和韩老虎跟他唱对台戏，有情可原。他俩受了处分下了台，怀恨在心，不会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干，总要节外生枝闹出点事来。韩六子主张分，因为他早就对合作化不满意。大夯不紧不慢地说：“咱们已经讨论三天了，今天晚上来一次全体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行不行？”
一句话堵住了几个人的嘴，忽啦走了。在路上，韩天寿还和韩六子嘀咕：“难道他对不分有把握？”
石大夯说到做到，晚上就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他说：“我们讨论了三天了，今天咱民主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我的意见还是不要赶风头……”
韩天寿不满地站出来说：“既然让大家投票，你还发表什么意见？大伙儿的嘴你想堵也堵不住。”
韩天寿这么一嚷，就有人跟着起哄：“别叨叨了，快投票吧。”
石大夯原来想，让大伙儿自由结组，再讨论讨论。这么一嚷，就再也讨论不下去了，只好立即投票。
投票，在农村不那么规距。村里有自己的办法：先给社员们分豆，每户一个人，分一颗豆。然后在前面桌子上摆上两个碗，一个写着“分”，一个写着“不分”。你主张怎么办，就把豆放在那个碗里。这方法简便，不会写字的也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最后，数数两个碗的豆，结果就出来了。
投完票，就开始数豆。数豆的，就相当于唱票的和监票的，是由三个队推选的，不偏不向，一个队一个。投票的结果，大出石大夯所料，两个碗里的豆相差无几，主张分的多十一个。但两个碗的豆都没超过半数，看来有不少弃权的。因为事先说好，必须超过半数，所以分与不分也就定不下来。大夯想，让人们在下边再酝酿酝酿，再投一次票。
第二天上午，鲁子凡来了。他一见大夯就责备说：“老伙计，还犹豫什么呀！往前就要种麦子了，这事可不能再拖了！”
大夯说：“我比你还着急哩。昨天晚上让社员们才投完票，结果意见不一致。”他把昨天投票的情况对老鲁作了汇报。老鲁说：“这事不是明摆着吗，还投什么票呀，快分，快分！早分早主动，晚分晚主动，不分可就被动了！”
大夯怎么也没想到，老鲁对这事这么积极。他不满地说：“下车伊始，就发表意见。老鲁，这可不是你的作风。”
“老伙计，有意见可以保留，赶快分了吧，现在上级催得紧着呢。分不分成了思想解放不解放、拥护不拥护改革的试金石，难道你不拥护改革？”
“还是稳当点些好。”
老鲁好像没工夫跟他闲磕牙，便说：“我看你思想僵化得厉害，你跟我去看个大队，思想就解放了。”说着，就把他拽上了车。
鲁子凡把他拉到了全县分得最早的一个三类队。这个村是名副其实的“吃粮靠救济，花钱靠贷款，一切靠国家”的“三靠队”。去年春天，他们听说南方有的地方把地分了，几个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聚一块儿一叽咕，就偷偷摸摸地把地分了。为此，鲁子凡挨了地委的批评，他放下电话就来到这个村，狠狠批评了这个大队支书一顿，让他们把地还伙起来。社员们就是不听，结果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大丰收。这个三类队一下子成了改革的典型，来参观的络绎不绝。
在车上，老鲁给大夯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个大队的故事。大夯越听越觉着这个村跟东堤下村情况不一样，也就没在意。到了那个大队，鲁子凡去找支书，大夯却趁机溜到了地里。他见这个村深翻土地的不少，便问：“这是干什么？”人家说：“明年春天种地膜西瓜，这玩艺儿可发财哩。”他就仔细打听起来，地要翻多么深，地膜西瓜什么时候种，种什么品种好，怎么个种法……他越听越上瘾。
鲁子凡把那支部书记找来了，却不见了石大夯的影子。问村里人们，因不认识，都说不知道，一直等到吃晌午饭还不见他的影子。老鲁一气之下，把他扔下就回来了。第二天，鲁子凡带着公社书记苏振奇去找石大夯，一见面就狠狠地批了他一顿。石大夯说：“鲁书记，谢谢你的好意。说心里话，我不同意搞大包干。”
苏振奇听说大夯捉弄了县委书记，狠狠地批评他：“你也太傲气了，连鲁书记的话都不听。全县就剩下你这一个大队没包了。限你三天把地分了，不然就……”
“苏书记，你别‘不然’了，干脆把我免了算啦！”
鲁子凡和苏振奇都没想到大夯会来这一手。他俩只是想帮他解放思想，跟上改革的形势，并没想撤他的职。他这么一说，倒把他俩说愣了。老鲁语重心长地说：“大夯同志，你怎么这样固执呢。不要认为分了就是单干，这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之所以受人们欢迎，是因为它适合我国农村的情况……”
石大夯打断鲁子凡的话说：“老鲁，这地是在我手里合成块连成片的。支书我可以不当，分地绝不同意，但我决不当绊脚石！”他扔下这么几句，倔呛呛地走了。
鲁子凡和苏振奇商量了半天，觉得大夯的思想一时很难转过弯子。老鲁主张再给他做做工作，苏振奇却等不得了：“他不是说不当绊脚石吗？干脆免了他算了。”
老鲁说：“抽空我再给他做做工作……”他的话音还没落，石大夯拿来了一张辞职书，说：“我老了，早该让位了。”说完，把那张辞职书扔下，扭头就走。老鲁紧喊慢喊也没把他叫回来。石大夯辞职不干了，公社党委必须对东堤下大队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让谁当支书呢？李碾子是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吃苦实干，按说应该让他接班。可他是将才，不是帅才。再说，他岁数大了，最近身体很不好，坚持工作都困难。副书记韩正忙高中毕业，年轻好学，肯动脑子，在县造纸厂又干了两年多，见多识广，思想解放，积极拥护大包干。从哪个方面比，也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条件，就是嫩了点，担心“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再说，他是韩天寿的儿子，让他当一把手，群众特此通知想？石晚来是支委，小伙子作风正派，也有头脑。让他接爹的班，就会落个顶老子的名声，他肯定不干。再说，石大夯不同意大包干，他能同意吗？经过反复研究，觉得正忙比较合适。苏振奇知道石大夯与韩天寿的关系，怕伤大夯的心，就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却打起了官腔：“既然辞职了，就不再参政了，至于谁当支书，这要问党员们。”
“要叫你选，选谁呢？”
“我还没想这事。”
苏振奇拐弯抹角地想把大夯的意见套出来，他就是不表态。只好召开党员和社员大会民主选举。选举结果，韩正忙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党支部书记，石晚来当选为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人们注意到，石大夯投了韩正忙一票。
韩正忙当上党支部书记后，和晚来一起去找石大夯，请示当前工作怎么干？生产怎么抓？并请他当支部的顾问。
石大夯摇摇头，“既然不干了，也就不顾不问了。”
正忙说：“对于大包干的事，我和支委们商量了，想再让社员们投一次票。”
这一次，大夯发表意见了。他对正忙和晚来说 ：“投票归投票，你俩必须有主见，特别是正忙。你俩心里要是没有底，就会当群众的尾巴，出了问题可就不好收拾了。”他瞅瞅正忙的脸，接着说，“如果多数人不想分，那自然好；如果多数人主张分呢，你们也听吗？毛主席早就说过，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
晚来说：“正忙想先开个党员会，听听党员们的意见。”
“这个程序倒是对，在大事上必须先党内后党外。”大夯说着，话锋一转，问正忙，“难道你真的想分？”
正忙说：“最近我和晚来又认真抠了抠中央文件，上面有八个子说得很好……”
正忙这么一说，大夯急急地打断问：“哪八个字？”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意思是说，适合统的就集体统着，不适合统的就分下去。有这么一条，我看就好办了。”
大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怎么就没注意这一条呢。看来没文化就是不行。”
晚来说：“这样，办法就不只是分与不分两个极端了。除了分与不分之外，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有的统，有的分。”
大夯抽着烟咂摸着这八个字，脸上有了笑模样，问正忙：“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和晚来商量，先把地分了。地分到户里种，比在一块伙着种好。大锅饭人们吃腻了，分小灶可能更尽心。往前就要种麦子了，节气不等人，这事不能再拖了。”正忙说，“至于那几摊副业、机井和拖拉机什么的，想先统着。等冬天没事了，再坐下来慢慢商量怎么办好。”
石大夯笑模悠悠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心里说：“这小子行，还真有点韬略。”但他没这么说。说出口的是：“大队的事你们看着办。过去老鲁叫我记住一句话，就是毛主席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做好工作的两条基本原理。只要按着这两条办，就不会出偏差。”
石大夯终于不再抵触了。韩正忙和石晚来先后召开支委扩大会、全体党员会和社员代表会，先学习中央文件，决定分不分的事，办法还是用碗放豆进行投票，放豆的碗由两个增加到三个：一个写着“分”，一个写着“不分”，一个写着“先分地和牲口，其它暂时不分”。投票的结果，同意第三种意见的占％。谁也没想到意见这么集中。
石大夯虽然卸了任，不参加任何会，消息依然最灵通。党支部的一举一动，社员们想啥说啥，都有人给他送信儿。他知道，投票赞成分的，也不是都打心里拥护。多数是人云亦云随大流。有些觉得三十年老是敲钟上工怪俗气，分开干倒是挺新鲜。至于大包干后会出现什么问题，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根本没有想。那几户反对的，有的是老党员，跟他的观点一个样，“宁肯坚持社会主义饿死，也不搞资本主义复辟”，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晚节，表示对老支书的忠诚。有的是没劳力的老弱孤寡户，在队里集体干还能混下去，要把土地分到户里种，自己鼓捣不了。不愿分的干部觉得，官不大权不小，不仅事好办，便宜也沾不少。如果分了，他们也就没什么便宜可沾了。个别弃权的，石大夯明白，都是跟他不错的，就是自己愿分，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和老支书唱对台戏，只好保持暧昧态度。
实行大包干看来挺简单，其实很复杂。地有水旱之分，有好赖之别，有远近之差；牲口有骡子有马有牛有驴，有口轻口重，有壮有弱；还有些小农具，像杈把扫帚之类，层次不等，大小不一。怎么分才能做到公平合理？这些具体事使正忙抓起了脑瓜皮。好在自己村里分得晚，邻村的经验可以借鉴。他跑东村，奔西村，学经验，问做法，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没按时吃过饭，脸顾不上洗，发顾不上理，两眼红肿，布满血丝。晚霞抱怨他，“没有金刚钻，别揽大瓷盔”。他说：“既然接了这副担子，咬着牙也要干好。”他根据其它大队“抓主要矛盾，繁事简办”的经验，先把地分下去，把牲畜农具拨拉开，以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