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斯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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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趋向显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产党认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资本主义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的工具”，他们规定它的五项主要任务如下：“制止商人对群众的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创造有力的条件使这一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一面这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任务中头两项实际不过是，合作社帮助群众组织自己的偷运队，作为政府的偷运活动的辅助。南京禁止红白两区之间进行贸易，但共产党利用山间小道，贿赂边境哨兵，有时能够进行相当活跃的的出境贸易。为国家贸易局或合作社服务的运输队从苏区运原料出境。换成国民党货币或者换购急需的工业制成品。
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它们的上面则是合作社总局，属财政人民委员和一个国民经济部门领导。这些合作社的组成方式的确是为了鼓励社会的最低层参加。消费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时甚至只有两角，参加后的组织义务则非常广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虽然对于每一入股的人购买股票数目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权利。合作社在总局指导下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总局另外还为他们培养工作人员和组织人员。每个合作社还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部门。
对于经营得法的给予各种奖励，并且对农民进行了关于合作社运动好处的普遍宣传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术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红的基础上参加经营，象普通社员一样。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合作社里，政府已投下了约七万元的无息贷款。
除了边境各县也通用白区纸币以外，一律只流通苏区纸币。共产党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苏区中曾铸造了银圆和作为辅币的铜币，有的还是银币，其中很多已运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发表命令收回中国全部银币以后，银价飞涨，共产党也收回了银币，把它当作发行纸币的储备。今天全国还有少数藏银没有落入国民党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们的。
南方印的纸币印刷十分讲究，用的是钞票纸，上面印着“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的印记。在西北，由于技术上的困难，纸币就粗糙得多，纸质低劣，有时用布。所有的钞票上都印有他们的口号。陕西印的钞票上有这样的口号：“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革命万岁”。
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这是用什么维持的？我不知道共产党的纸币有什么储备，也不知纸币的总发行量，但是显然农民使用这纸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兑换储备的金银。有些地方可能强行流通；但我个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例。在边界上的农民常常不愿接受苏币，红军就付他们国民党纸币筹给养。但是在别的地方，苏币似乎因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当然，国民党的货币也是靠此维持的。
但是，商人们把货物从白区运来，出售之后所得是一种在苏区以外无交换价值的货币，这有什么用呢？这个困难由国库来解决，它规定苏区货币与国民党货币的兑换率为一元两角对一元。条例规定：
凡是从白区进境的一切货物如直接售给国家贸易局就以外＇国民党＇币偿付；必需品进口后如不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而是通过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须先向国家贸易局登记，其所售收可兑换白区货币；其他凡证明必要者亦可兑换。②实际上这当然等于是说所有“外国”进口货必须付以“外”汇。但是由于进口制成品（够少的了）的价值大大超过苏区出口货的价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为走私货削价出售的），便总存在着支付极其不平衡的趋向。换句话说，破产。这如何克服？
这没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两抵。这位令人感到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述。
①《合作社发展规划》，国民经济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陕西瓦窑堡）第4页。②《关于苏区货币政策》，载《党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
四
货币解剖（下）
林祖涵是湖南一个教员的儿子，生于一八八二年，自幼学习经史，在常德府入师范，后留学东京。他在日本时遇见被清廷放逐的孙逸仙，就参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同盟会。孙逸仙把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合并组成国民党后，林祖涵就成了创始党员。他后来遇见陈独秀，受到后者很大影响，就在一九二二年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仍在孙逸仙手下工作，孙逸仙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林祖涵先后担任国民党司库和总务部长。孙逸仙逝世时他在身边。
国民革命开始时，林祖涵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他在广州担任农民部长，北伐时任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政委，程潜后来任南京的参谋总长。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开始镇压共产党时，林祖涵反对他，逃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苏俄，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四年。他回国后乘“地下火车”，安全抵达江西，任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现在丧偶，自从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见过已经长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运同年轻的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这位五十五岁的长征老战士来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间，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他在炕边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税收来源。我了解，政府是简直不收税的；工业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
林祖涵解释：“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的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 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
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不断地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①，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三十二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来自没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的款项。其余的收入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
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订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帐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记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对一个象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例如西安或兰州）；或者（三）红区同现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
但是共产党并不同意我的悲观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几个月后果然找到了！这个“出路”以一种“实际合并”的形式出现。
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个月——红区的钱。
①当时约有奥地利那么大。
五
人生五十始！（上）
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象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辈谢觉哉（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一对白发土匪在携手同行，好象中学生一样）一样，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徐特立 谢觉哉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一八七六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六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二十九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毕业后留校教数学。
毛泽东是他在长沙的学生（徐特立说他数学很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青年后来成了共产党。徐特立本人在毛泽东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参与了政治。他身上仍留着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那是他为了要表示他上书请愿实行宪政的诚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后，湖南一度有个省议会，老徐是议员之一。
战后他随湖南省的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在里昂学习一年，在一家铁工厂打杂做工维持生活。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当了三年学生，靠为中国学生补习数学筹措自己学费。一九二三年回湖南后，协助在长沙办了两个新式的师范学校，境况顺遂，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产党员，资产阶级社会的判逆。
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之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党把他派去俄国，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他闯破封锁，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翟秋白下面但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翟秋白遭难后，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继任。从此以后，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没有疑问，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他当然需要所有这些经验，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因为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