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斯诺-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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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队在湖南只剩下二千多人，还受到包围。国民党军队把方圆三百里内的所有房子都烧掉了，抢去了所有粮食，然后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布，就用树皮做短衫，把裤腿剪下来做鞋子。头发长了没法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
“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白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粮食。甚至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在同地主老财作斗争了，因此他们欢迎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他向我转过身来，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五
红军战士的生活
在国外，中国士兵的名声很差。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枪主要是装饰品，他们唯一打的仗是用鸦片烟枪打的；如果有步枪交火，都是事先商定，朝天开枪；战局用银洋决定胜负，士兵用鸦片发饷。对过去的大部分军队来说，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确是如此，可是现在装备良好的第一流中国士兵（红军白军都是如此），不再是滑稽戏中的笑话了，这在不久就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未能击退日本的进攻并不是判断的标准：除了上海曾经进行过后来受到破坏的抵抗以外，迄今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
中国依然有着很多滑稽戏式的军队，但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中国战士，他们不久就会取代那些旧式的战士。内战，特别是红军和白军之间的阶级战争，付出的代价一直很高，打得往往很猛烈凶狠，双方都没有宽恕或妥协的余地。中国这十年的内争，如果说别无成就，那至少已建立了对运用现代技术和战术有经验的一支战斗力量和军事头脑的核心，这不久就会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不再能够被看作是银样蜡枪头了。
问题从来不在于人材本身。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役中就知道，中国人同任何别国的人一样能打仗。撇开技术上的局限性不谈，问题完全是统帅部自己没有能力训练麾下的这种人材，赋与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致胜意志。红军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它往往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住敌人的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
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这在长征中已经表现了出来，这也在红军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上表现出来。可能也有外国军队能够吃得消这种同样的风吹雨打、食物粗砺、住所简陋、长期艰苦的生活，但我没有见过。我对美、英、法、日、意、德的军队都比较熟悉，但是我相信只有最优秀的军队才能吃得消红军战士这样紧张艰苦的日常条件。
我在宁夏和甘肃所看到的红军部队，往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营房里，以前的官吏或驻军丢弃的场地和房子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每人只有一条棉毯——然而这些房间却相当清洁整齐，虽则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们难得有桌子或书桌，把砖头或石头堆起来就当椅子用，因为大部分家具在敌人撤退以前就给毁坏或运走了。
每一个连都有自己的炊事员和后勤部门。红军的饮食极为简单。咖啡、茶、蛋糕、各种糖果或新鲜蔬菜，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东西，他们也不想。咖啡罐头比咖啡更有价值；没有谁喜欢咖啡，它的味道象药一样，但是一个好罐头却可以做成一个耐用的饭盒！热开水几乎是唯一的饮料，喝冷水受到特别禁止。
红色士兵不作战时，一天到晚都很忙，实际上，在西北，象在南方一样，经常长时期没有活动，因为占领一个新地方后，红军就要休整一两个月时间，成立苏维埃或者进行其他的“巩固”，只派少数人去前哨值勤。敌人除了定期发动大“围剿”以外，几乎总是处于守势。但是在红军和敌人各自的攻势之间往往有很长间隙的闲暇。
红军士兵不作战或不值勤时，每星期休息一天。他们五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吹“熄灯号”睡觉。每天的时间表包括：起床后即进行一小时的早操；早餐；两小时的军事训练；两小时的政治课和讨论；午餐；一小时的休息；两小时的识字课；两小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熄灯号”。
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手榴弹和射击方面的激烈竞赛，受到鼓励。看了红军跳墙、跳杆和盘绳，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报纸因为他们行动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给他们起了“人猿”的绰号。由班到团，在运动、军事训练、政治常识、识字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集体竞赛中，都颁发奖旗。我在获得这类荣誉的部队的列宁室里，看见这些奖旗陈列在那里。
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这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团的列宁室是部队营房中最好的，但这话说明不了甚么；我所看到的总是很简陋，临时凑合成的，它们使人注意的是室内的人的活动，而不是室内的设备。它们全都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像，那是由连团中有才能的人画的。象中国的一些基督像一样，这些马克思和列宁像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东方人的外貌，眼睛细得象条线，前额高大，象孔子的形像，或者全然没有前额。红军士兵给马克思起了马大胡子的绰号。他们对他似乎又敬又爱。回民战士特别是这样，中国人喜欢大胡子而且能够留大胡子的，似乎也只有他们。
列宁室的另一个特点，是室中有专为研究军事战术而设的一角，有土制模型。微型城镇、山岳、要塞、河流、湖泊和桥梁，都建在这些角落里，学员在研究一些战术问题时，玩具军队就在这些模型上来回作战。倒如，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中日淞沪战争的重演，在另外地方，又可以看到长城战役，但大多数模型当然是表现红军和国民党之间过去的战争的。此外，它们也用来说明军队驻扎地区的地理特点，表现一场假设战役的战术，或只是用来引起红军士兵对地理和政治课的兴趣，他们上这些课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在一个卫生连的列宁室里，我看到人体各部分的泥塑模型，说明某些疾病的影响，人体的卫生，等等。
室的另一角是用来学识字的，这里可以看到每个战士的笔记簿都挂在墙壁上指定的木钉上。有三个识字班：识字不到一百个的一班；识字一百到三百个的一班；能读写的字超过三百个的又是一班。红军为每班出版了自己的课本（以政治宣传作为学习材料）。除了政治训练以外，每个连、营、团和军的政治部都负责群众教育。他们告诉我，在一军团中，只有百分这二十左右的人依然在“瞎子”班，这是中国人对完全不识字的人的称呼。
“列宁室的原则，”第二师那位二十二岁的政治部主任萧华对我说，“十分简单。它们的全部生活和活动，必须同战士的日常工作和发展联系起来。必须由战士自己去进行活动。必须简单和容易了解。必须把娱乐同关于军队当前任务的实际教育结合起来。”
每个室也都有墙报，由战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定期出版。这至少比一般列宁室的“藏书”要及时得多，后者主要是标准的中国红军教科书和讲义，俄国革命史，各种从白区偷运进来或夺取而来的杂志，以及中国苏维埃出版物，如《红色中华》、《党的工作》、《斗争》，等等。
列宁室的墙报可以使人相当深入地了解士兵的问题和他们的发展情况。我把许多墙报详细记下来，翻译成英文。预旺堡二师三团二连列宁室的九月一日的一张墙报是有代表性的。它的内容包括：共产党和共青团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两篇新识字的人写的粗糙稿件，主要是革命的勉励和口号；红军在甘肃南部获得胜利的无线电新闻简报；要学唱的新歌；白区的政治新闻；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也许是分别用来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栏和黑栏了。
“表扬”的内容是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气、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说没有把步枪擦干净，学习马虎，丢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刺刀，值勤时抽烟，“政治落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等等。在有一个黑栏上，我看到一个炊事员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评；在另一个黑栏里，一位炊事员揭发一个人“老是抱怨”他烧的饭不好吃。
许多人听到红军爱好英国的乒乓球，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有点奇怪，可是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作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室变成了饭堂，但总有四、五个“共匪”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个连都有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有些列宁室有留声机，那是从以前官员的家里或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一天晚上，他们开美国维克特罗拉留声机招待我，说是高桂滋将军送来的“礼物”，当时，他在陕绥交界地区指挥国民党军队打红军。高将军的唱片，除了两张是法国的以外，全是中国的。法国唱片其中一张灌了《马赛曲》和《蒂珀拉赖》。另一张是一首法国滑稽歌曲。这张唱片引起惊愕的听众纵声大笑，虽然一句话也不懂。
红军有他们自己的许多游戏，而且不断地在创造新的游戏来。有一种叫做“识字牌”，是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他们的基本汉字的比赛。另一种游戏有点象扑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别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革命万岁”和“苏维埃万岁“！低分牌上写上的口号，根据政治和军事目的而不同。此外，还有许多集体游戏。共青团员负责列宁室的节目，每天也领着大家唱歌。其中许多歌曲是配着基督教赞美诗的调子唱的！
所有这些活动，使士兵们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没有看见过随营商人或随营娼妓和红军部队在一起。吸鸦片烟是禁止的。不论在我与红军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参观过的营房里，我都没有看见过鸦片烟或烟枪。除值班外，并不禁止吸香烟，但是有反对吸烟的宣传，吸香烟的红军士兵似乎很少。我请他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谢绝。
这就是后方正规红军战士的有组织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传捏造大为不同，而根据这些宣传捏造，你很可能以为红军的生活是纵酒宴乐，由裸体舞女助兴，饭前饭后都大肆劫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其实也谈不上纯粹。事实是，任何地方的革命军队总是有过于禁欲的危险，而不是相反。
红军的有些办法，现在已为蒋介石的精锐“新军”和他的新生活运动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条件来实现。但是红军说，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仿效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这种革命觉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红军的政治课——那里你可以听到深印在这些青年的脑际，使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简单的信条。
六
政治课
一天下午无事，我就去找红军政治部的刘晓，他的办公室在预旺堡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
我见到的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已经不少了，但是士兵群众却不够。到现在已经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通过共产党派在部队每一单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会争论，他们究竟是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坏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在这里却不想作这样微妙的区分。重要的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我对刘晓说，“我已见了不少指挥员，但士兵却见得不够。普通战士究竟怎么样？这些反帝和阶级斗争的玩意儿，他到底相信几分？我要去参加他们的政治课，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们的方言太多，我一个人去不能全听懂。”
刘晓是我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二十五岁的青年，面容清秀聪明，态度极其温和谦恭、彬彬有礼。我感觉到他内心中对自己同红军的关系极为自豪。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没有权利闯到他那里去打扰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尽一切可能协助我。他有好几次充当我的翻译，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我也认为，他厌恶外国人，后来他向我谈了他的简短自传以后，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国土上曾两次遭到外国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刘晓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东景书院的学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来是个虔诚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热心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天他领导一次学生罢课，被学校开除，家庭与他断绝关系。他对在中国的“教会的帝国主义基础”有了认识以后，就去了上海，积极参加那里的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获释后，又找到了同志们，在共产党地下省委领导下工作，又被英国警察逮捕，关在有名的华德路监狱，受到电刑拷打，要他招供，后来移交给中国当局，又关监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获自由。当时他才二十岁。不久之后，他就由共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