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斯诺-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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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预旺堡两个星期中被枪决的唯一平民。
第十篇战争与和平
一
再谈马
八月二十九日我骑马到红城子去，那是在韦州县的一个风景幽美的小镇，以盛产梨、苹果、葡萄的美丽果园著称，这些果园都是用灌溉渠里的晶莹泉水灌溉的。七十三师一部分驻扎在这里。不远有一个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条临时的战线，没有战壕，却有一系列小地洞似的机枪阵地和圆圆的山顶碉堡——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御工事——红军就在这里同敌人对垒，后者一般都已后撤到五英里到十英里以外的城里去了。这条战线好几个星期没有发生战事了，红军趁此机会进行了休整，和“巩固”新区。
回到预旺县以后，我发现部队在吃西瓜庆祝甘肃南部传来的无线电消息，马鸿逵将军的国军有一整师向朱德的四方面军投诚。国民党的该师师长李宗义原来奉令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轻军官——其中有秘密共产党员——举行起义，带了三千名左右官兵，包括一个骑兵营，在陇西附近参加了红军。这对蒋介石总司令在南线的防御是个很大打击，加速了南方两支大军的北上。
两天以后，徐海东十五军团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准备转移，一支南下，为朱德开道，一支向西到黄河流域。大清早三点钟军号就吹响了，到六点钟部队已经出发。我本人于那天早上同两个红军军官回预旺堡，他们是去向彭德怀汇报的，我与徐海东及其参谋部人员从南门离城，跟在那大队人马的末尾，这队人马象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经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过去没有一个尽头。
大军离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军号，悄然无声，给人一个指挥若定的印象。他们告诉我，进军计划好几天以前就准备好了，路上一切情况都已经过研究，红军自己绘制的地图上仔细地标出了敌军集中的地方，警卫人员拦住了越过战线的一切过往旅客（为了鼓励贸易，红军平时是允许越境的，但在战时或行军时除外），现在他们在国民党军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前挺进，后来奇袭敌军岗哨，证明此点不假。
我在这支军队中没有看到随营的人，除了三十几头甘肃猎狗，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在平原上前窜后跳，追逐偶然在远处出现的羚羊或野猪。它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上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象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
出城没有几里路，突然下达了一个防空演习的命令。一班班的战士离开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丛中去，戴上了他们用草做的伪装帽，草披肩。在大路边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机枪（他们没有高射炮），准备瞄准低飞的目标。几分钟之内，整条长龙就在草原上消声匿迹了，你分不清究竟是人还是无数的草丛。路上只有骡子、骆驼、马匹仍看得见，飞行员很可能把它们当作是普通的商队的牲口。不过骑兵（当时在打先锋，我看不到）得首当其冲，因为他们唯一的预防措施是就地寻找掩护，找不到就只好尽可能分散开来，但是不能下马。空袭中无人驾驭，这些蒙古马就无法控制，全团人马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在听到飞机嗡嗡声时给骑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马！”
演习令人满意，我们继续前进。
李长林说的不错。红军的好马都在前线。他们的骑兵师是全军的骄傲，人人都希望提拔到骑兵师去。他们骑在三千匹左右的漂亮宁夏马上，从体格上来说是全军最优秀的。这些快骑比华北的蒙古马高大强壮，毛滑膘肥。大多数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那里俘获来的，但是有三足营的马是将近一年前与国民党骑兵第一军司令何柱国将军作战时夺取过来的，其中一营的马全白，一营全黑。这是红军第一骑兵师的核心。
红区外面的人在红军进入甘肃和宁夏的时候曾经预言，回民骑兵会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结果却不然。一九三五年在陕西办了一所骑兵学校，由德国顾问李德训练红军骑兵的核心，李德是个驰骋能手，曾在俄国红军骑兵中服过役。不象不会骑马的多数南方人，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许多都是生来就学会骑马的，因此从这些本地人才中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他们在一九三六年上战场，西北就出现了新式的骑兵战。
回民是驰骋能手，但不善在马上开枪或挥刀，汉民骑兵也是如此。他们的战术是与步兵配合，疾驰前进，两翼包抄，如果这样还不能击溃敌军，就下鞍蹲地射击，这样就失去了机动性。李德训练红军骑兵使用马刀，这是红军兵工厂土制的，质地粗劣，不过足以应付需要。红军骑兵挥刀冲锋，很快就声誉卓著。在短短的一年内，打了几场胜仗，俘获了不少新军马。
我在甘肃随红军骑兵骑了几天马，或者精确地说，随红军骑兵走了几天路。他们借给我一匹好马，配有俘获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军结束时，我觉得不是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马。这是因为我们的营长不想让他四条腿的宝贝过累了，要我们两条腿的每骑一里路就要下马牵着走三、四里路。他对待马好象对待狄翁尼家的四胞胎①一样，我的结论是，任何人要当这个人的骑兵得首先是个护士，而不是马夫，甚至最好是个步行的，不是骑马的。我对他爱护牲口表示应有的敬意——这在中国不是常见的现象——但是我很高兴终于能够脱身出来，恢复自由行动，这样反而有的时候真的骑上了一匹马。
我对徐海东有点抱怨这件事，我怀疑他后来要对我开一开玩笑。我要回预旺堡时，他借给我一匹宁夏好马，壮得象头公牛，我一生骑马就数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个大碉堡附近同十五军团分手。我向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告别。不久之后我就上了借来的坐骑，一上去之后，就如脱缰一般，看我们俩谁能活着到达预旺堡了。
这条道路五十多里，经过平原，一路平坦。这中间我们只下来走过一次，最后五里是不停地快步奔驰的，到达终点时飞跑过预旺堡大街，把我的同伴甩在远远的后面。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门前我纵身下马，检查了一下我的坐骑，以为它一定要力竭晕倒了。可是它只轻轻喘着气，身上只有几滴汗珠，但除此以外，这畜牲纹丝不动，若无其事。
问题出在中国式的木鞍上，这种木鞍很窄，我无法坐下，只能双脚夹着木鞍，走了全程，而又短又沉的铁镫子又使我伸不直腿，麻木得象块木头。我只想歇下来睡觉，却没有达到目的。
①当时加拿大一妇女一胎生了四个婴孩，轰动了全世界。——译注。
二
“红小鬼”
一天早上，我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面上在进行着许多不同的、却又单调和熟悉的工作。这仿佛把这个城市的盖子揭开了一样。城墙有一大段正在拆毁，这是红军干的唯一破坏行动。对红军那样的游击战士来说，城墙是一种障碍物，他们尽量在开阔的地方同敌人交锋，如果打败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为在那里有被封锁或歼灭的危险，而要马上撤退，让敌人去处于这种境地。一旦他们有充分强大的兵力可以夺回那个城池时，城墙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了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象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参加红军时准是才十一岁啰？你还参加了长征？”
“不错，”他得意扬扬有点滑稽地回答说。“我已经当了四年红军了。”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问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我们的家很穷。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我们没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来交租，所以我们老是不够吃。冬天，我们烧树皮汤喝，把粮食省下来作来春的种子。我总是挨饿。
“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
“他们现在在哪里？”
“现在？我不知道。我离开江西时，他们在福建的红军里；他们和方志敏在一起。现在我可不知道了。”
“农民喜欢红军吗？”
“喜欢红军？他们当然喜欢。红军分地给他们，赶走了地主、收税的和剥削者。”（这些“红小鬼”都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妇女给我们做军服，男子侦察敌人。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待我们的！”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十三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六千英里的。
红军里有许多象他一样的少年。少年先锋队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彬说，在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四万名。单单在红军里谅必有好几百名：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有一个少年先锋队“模范连”。他们都是十二岁至十七岁（照外国算法实际是十一岁至十六岁）之间的少年，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有许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间加入了红军。
少年先锋队员在红军里当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有一次，我看见这样一个少年在一张大地图前，向一班新兵讲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见到的两个最优美的儿童舞蹈家，是一军团剧社的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
你可能会想，他们怎样能经受这样的生活。已经死掉或者被杀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污秽的监狱里，关着二百多名这样的少年，他们是在做侦察或宣传工作时被捕的，或者是行军时赶不上队伍而被抓的。但是他们的刚毅坚忍精神令人叹服，他们对红军的忠贞不贰、坚定如一，只有很年轻的人才能做到。
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三次，可是他们总是脏，经常流着鼻涕，他们常常用袖子揩，露着牙齿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他们的来历往往弄不清楚：许多人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谁，许多人是逃出来的学徒，有些曾经做过奴婢，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有时，有成群的少年逃去当红军。
他们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他们并没有得到或者要求作为小孩照顾，许多人实际参加了作战。据说在江西，红军主力撤离以后，许许多多少年先锋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成年游击队员并肩作战，并且甚至跟敌人拚刺刀——因此白军士兵笑着说，他们能够抓住他们的刺刀，把他们拖下壕沟，他实在太小太轻了。在蒋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里，许多被俘的“红军”是十岁至十五岁的少年。
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大概是因为在红军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吃住都象人；他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当中有谁挨过打或受欺侮。他们做通讯员和勤务员当然“受到剥削”（许多命令从上而下最后传到一些少先队员，这是使人惊奇的事情），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自由，有自己的组织保护他们。他们学会了体育运动，他们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了一种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地主和师傅。显然，这比在师傅的工作台旁边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侍候师傅吃饭，倒他“妈的”夜壶要好。
我记得在甘肃碰到的这样一个逃跑的学徒，他的绰号叫山西娃娃。他被卖给山西洪洞县附近一个镇上的一家店铺，红军到来时，他同另外三个学徒偷偷爬过城墙，参加了红军。他是怎样认为自己属于红军一边的，我可不知道，但显而易见，阎锡山的一切反共宣传，他的长辈的一切警告，已产生了同他们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十二岁，但已经很能照顾自己，这在他越过晋陕边境进入甘肃的行军中得到了证明。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甚么不要当红军呢？”
又有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