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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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命薛仁贵率师十余万以讨吐蕃，为吐蕃大将钦陵所败；武后如意元年（六九二）吐蕃入寇，武后遣武威将军王孝杰大破之；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吐蕃寇凉州，官军败绩；长安二年（七０二），吐蕃入寇，四役皆破之；玄宗开元十二年（七二七）吐蕃入寇，王君奂大破之；十六年肖嵩败吐蕃于祁连；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吐蕃寇长安，郭子仪击败遁；德宗贞元二年（七八六）吐蕃入寇陷监州等地；贞元五年（七八九），韦皋大破吐蕃，隔年又连破吐蕃，获其大将论赞热；贞元十六年（八０一）吐蕃又大举入寇。
其中公元763年，吐蕃竟能攻陷大唐首都长安。而当时的吐蕃首领赤松德赞王就是金城公主所生的儿子。德宗年间，吐蕃仅从河陇一地就掠走五十万青壮大唐百姓为奴隶 。唐穆宗长庆年入使吐蕃的刘元鼎行至吐蕃龙支城时，以往战争中被俘的唐军将士“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首名为《缚戎人》的诗，描写一个曾被吐蕃俘虏的唐人之悲惨经历，则是更加生动传神。讲了这么多公主，为得是说明以一相情愿的立场，距离事实真相可能远到怎样程度。固然，正经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还不至于把嫁公主当成国家主权的证明，但是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似乎是因为文成公主进藏才使西藏有了文明，包括医疗知识、技术工艺、烹调知识、蔬菜种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就算这中间有若干真实，然而过份强调，就成了一种民族自大的倾向，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事实已经证明这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神话。
2、蒙古不是中国
以大陆的官方修史认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始于十三世纪。那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世界，而吐蕃王朝已经崩溃解体，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割据，不再具有与蒙古对抗的能力。大小地方割据势力在大势之前纷纷向蒙古表示归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在西藏选中了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萨迦，命令西藏全境各方势力都要服从萨迦的领导。此后延续一个世纪的元王朝，一直通过萨迦对西藏实行统治。从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看，也许那时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的主权成分。然而问题在于：那到底是蒙古对西藏实施的主权，还是中国对西藏的实施的主权？其实中国那时和西藏一样，同是蒙古铁骑征服的对象。说起来还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中国却是彻底地亡国。无法解释，一个连自己主权都没有了的国家，又如何能对别的民族实施主权？元与后来的清不一样，虽然同是异族入侵后进行统治，但是清朝满人无论是居住地还是其民族最终都被整体地同化归并，融合于中国一体，而蒙古现在仍然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硬把蒙古对西藏的征服说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根据，这种“阿Ｑ”式的逻辑显得既奇怪又不诚实。何况，蒙古和西藏到底是谁征服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从军事角度，西藏肯定不是蒙古的对手。但是西藏有西藏高原的天险，蒙古军进藏也不是易事。事实上，蒙古并没有对西藏进行征伐，西藏的归顺是通过西藏萨迦的首先归顺实现的。有蒙古人的军威做后盾，当时的萨迦班智达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晓谕，让他们认清形势，接受萨迦的──也就是蒙古的──统治，从而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战祸频仍的分裂局面 。当时元朝向西藏派驻军队，目的不在直接统治西藏，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不得挑战萨迦政权。元朝中央政府设立掌管西藏事务的机关——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首任统领，而后的各任统领也都多为八思巴的族人 ，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大部分是西藏人自己实行的。那时的萨迦政权不能完全被视为蒙古的傀儡。虽然西藏在军事上臣服蒙古，蒙古却接受了藏传佛教。甚至当时的蒙古文字都是由八思巴创制的，所以可以说西藏是在精神上反过来征服了蒙古。那时元朝皇帝对西藏喇嘛教狂热崇信，为此元朝专设一种特殊官职──帝师（皇帝的老师），都是由藏人担当。帝师位尊百僚，上朝时满朝文武大臣排列站立，只有帝师享用专座。据说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喇嘛甚至坚持自己的座次应该高于忽必烈大帝 。由此足以反映藏人的地位。历代元朝皇帝即位前都得从帝师受戒，后妃、贵戚、大臣从西藏僧人受戒也蔚为风尚。当时的帝师气焰万丈，连其弟子殴打王妃，皇帝也不过问 。在元朝攻灭在长江以南坚守的南宋政权过程中，西藏人积极配合蒙古人。八思巴为此在涿州兴建一座神殿，亲自为其开光，派一手下法师在其内修密咒法，保佑元军 。而在元军攻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把投降元朝的南宋皇帝赵显送到西藏的萨迦寺，名为学佛，实为使其远离中土，又能置于可靠人手中确保控制。后来那位南宋的末代皇帝在西藏被杀，威胁元朝的祸根就此彻底除掉 。要说这是中国在对西藏行使主权，岂不是有些荒谬。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序列中，藏人属于色目人等级，高于汉人。藏人担当的帝师同时兼任宣政院最高首领。宣政院是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位平等的最高层元朝权力机关，可以直通皇帝。它的职能除了直接管辖藏区所有军政、民政、财政事务，还负责管理汉族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元朝那种狂热的宗教氛围之下，可想这种权力必定是很厉害的。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加去江南担任释教总统，为掠夺财宝挖掘南宋皇帝及大臣的陵墓一百一十多座，占良田二万三千亩，受人献美女宝物无数，杀害平民多人。当时西藏各色人士纷纷以高等民族的身份跑到中国内地捞好处，有时累百上千，沿途旅店住不下，他们就强住民房，并乘机奸污民女 。那时的汉人大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从当时的历史现象而论，与其说是元朝中国对西藏建立了主权控制，还不如说是蒙古与西藏联手对中国实行了统治。
3、收缩内向的明朝
从历史资料上看，明朝中国虽然有与西藏的联系，但多属虚的往来（可形容为“应酬”），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主权关系。历史学中一般公认明朝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只想固守中国“内地”，无意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枝节。甚至传示子孙，规定明军“永不讨伐”的国家凡十五个。当倭寇侵扰中国海岸的时候，朱元璋采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命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后撤，并一律不许出舟泛海。与历代相比，明朝在修建长城上花费的力量最多，也反映明朝帝王的心态 。因此，认为明朝会对万里之外的偏僻西藏有多少经营兴趣，不太令人信服。大陆史学界为证明明朝对西藏拥有主权所提供的根据，一是明灭元后，西藏的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旧敕印信，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没变，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个归顺，不过是一种投机；明朝真正的建政只是在毗连藏区的汉人居住地建立了一连串被称作“卫”的地方机构 。由这个名称（防卫之意）也可以看出，明朝对西藏采取的政策，是当作外敌进行防御的。大陆史学界为明朝中国对西藏主权寻找的根据之二，是明朝对西藏的政教首领赐予了大量名号。1985年大陆推出一部号称“国家重点项目”的史料选辑——《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想集中了对中国有利的史料），其中关于明朝与西藏关系的部分共81页，封授政教首领的内容就占了38页，将近一半 。这种封授只是给个虚名──诸如大宝法王、阐化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之类，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是朱元璋和朱棣等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胁的教训，迎合西藏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怀柔策略，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主权关系。还有一个被当作根据的，是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及明朝对西藏的“赏赐”。既然前来上贡，岂非就是表示臣服──这是中国方面的逻辑。从文字记载上看，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往来确实不少，不过透过“贡赐”的表面，有多少属于真正表示臣服的内涵就值得怀疑了。我一向主张从小处解读历史，冠冕堂皇的大说法往往只起误导作用，了解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很有意思，也颇能反映历史上中藏关系的本质，所以不妨对这一方面多说几句。自古以来的中国皇帝都把周边“蛮夷”上贡当作统领万方之象征，以此满足“天子”心态。明朝虽然内向自守，皇帝的这种爱好还是照样有。然而既然明没有采取大国扩张的态势，也就不能产生对“蛮夷”的威慑，使“蛮夷”畏惧或有求于“中央帝国”，那么能靠什么保证其能自觉前来“上贡”呢？明朝采用的方法即所谓“厚赏羁縻”。对西藏的朝贡物品，明廷要求只需当地土特产即可。明太祖说：“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东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称臣纳贡”的象征。西藏地方的贡品单上几乎都有马匹一项，然后是一些氆氇、硼砂、毛缨、酥油、刀剑、明甲和佛画、铜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钱。而对西藏朝贡者，明廷给予优渥接待。朝贡者一进入内地，即由军卫拨兵护送，沿途提供马匹、车辆、船只和免费供给食宿，入京后住入会同馆。贡品由礼部验收之后，按朝贡者身分高低给予相应回赐。一般来讲，所有回赐皆远高于贡品所值。对法王等亲自入贡者，赏赐尤为丰厚 。赏分两种，一种是“正赏”──即对上贡行为本身的奖赏；还有一种“价赏”──实际就是给朝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 。明廷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一般三倍于进贡物品所值。赏赐实物一般为茶叶、绸缎、生绢、麻织、棉布。这几大宗都是藏区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另有金、银、纸钞。僧人还给袈裟、帽靴等。赏赐中茶叶最为藏人珍贵。进贡者往往用赏赐的金银在内地购买更多的茶叶、药材、铜铁瓷器，运回西藏使用或出售，僧人则为修寺庙大量购买金箔、颜料、供器、乐器等。很显然，这种“贡赐”之间存在的差价使受赐一方有厚利可图，“上贡”成为一种合算的生意。“进一羸马辄获厚值” 。在获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贡”的人数不断增加。贡使入明所受的良好接待，也使入贡队伍日趋庞大。每个进贡团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荡荡来内地免费“旅游”，甚至出现“假名冒贡”的现象。甘青、四川藏区的“熟番”，也纷纷伪造印信，冒充乌思藏（卫藏地区）的“生番”进京上贡，参加到这种“贡赐贸易”之中。以至当时形成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赀” 的局面，给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明廷不得不颁布级别不够不许上贡的限制，够级别的也只许三年一贡，且每一贡的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时的局面是想不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