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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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传统仪轨，还是要选用新的规矩。事实上，是有好几种可行的办法。其中一种可能是遴选一位经过验证，足以取代我的喇嘛。为什么不呢？另外一种办法是像天主教教宗的产生一样。当他圆寂时，最有资格的最高经师群，共同开会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采用第一种方法，我将在有生之年选择我的继承人。这会是一件很好的措施……不过，当我和其他的喇嘛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些觉得非常震惊，而对我说：“哦！您不应该说这种事。达赖喇嘛承继的方式应该因循既有的制度延续下去。”但是，就我而言，他们大可抗议，我可不会因此作罢。
这种大胆与彻底的改革想法，可以说在西藏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比起他的前身，十四世达赖喇嘛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对科学的肯定和赞赏态度。下面这段话非常明确表现了他对宗教中迷信成份的扬弃：
如果两者（科学与宗教）之间发生了冲突，寻找解决之道就是我们的职责。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像某些佛经上所说的无争。在这些方面，我们就必须接受科学合理的解释，而扬弃佛经。佛陀本身对这点有很明确的指示：“你们应该按照实际的操作，按照你们自己的经验来跟随我的教诲。只有在你们真正信服了它的真实性之后，你们才可以接受它。”这样，菩萨亲自赋予我们对他的教诲提出质疑的权力，做实际考察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证实了科学所提出来的证据和经文上所说的相互冲突，这段经文就必须要舍弃。我向我的信徒们解释说，如果科学家能够在他们的实验中证明转世的不可能性，我们也应该放弃轮回这个观念。
当信徒们希望得到他的神力治好他们的病时，他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去看医生” 。流亡在外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他经常敦促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在寺庙教育中增开科学、西方哲学及西方心理学等课程。他认为，与其教授诸如印度古宗教这类不再存在的哲学，更应该研究现代科学，以了解对这个世界的科学解释。上年纪的西藏宗教长老对现代科学总是怀疑，在全世界通过电视目睹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刻，他们表示不相信。达赖喇嘛嘲笑他们说：“也许你们应该派几个代表陪着这些太空人一起上去。从高高挂在天穹的月亮上面，你们就可以亲眼证实这个地球是圆的。”达赖喇嘛的愿望是将科学和他的宗教结合起来，并且证实二者之间没有根本冲突。为此，他同意西方科学家对西藏宗教的修行方法进行测试和实验──那些源自密法的修行方法过去从来都是对外保持高度机密的。达赖喇嘛为此需要力排众议。据说测试结果证实了西藏宗教的奇异，如正在进行修行的和尚体温竟比常人升高摄氏10度，可以烘干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泡过水的被单，他们可以整夜赤身坐在雪地中而不失温，呼吸次数减低到一分钟七次。达赖喇嘛这种开明显然能够获得西方人的极大好感。他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也很懂得利用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传媒，掌握在西方社会打开局面的运作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去美国访问时，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旧金山与电视记者谈话，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榄球比赛，在巴克利参观电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这无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认可与爱戴。最奇特的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明星Steven Seagl竟会被西藏的宗教领袖认出是一个十五世纪喇嘛的转世之身，足以见出西藏流亡者是多么善于与西方社会相融合并巧妙地利用西方社会。1994年，达赖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有：在俄罗斯召开的“全球安全和解决现代边界冲突问题讨论会”；在尼加拉瓜召开的“重建民主国际会议”；由国际自由发展组织协会召开的“为21世纪做准备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开的“为新世纪着眼妇女领导权大会”；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废除死刑联盟会议”；在挪威开的“全球难民会议”；开罗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等等。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一方面是西藏流亡者扩大影响的手段，同时仅从这些会议的名称，也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流亡者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他们必然从中受到的熏陶。当然，达赖喇嘛肯定不是只出于迎合西方人的目的。上述一切在佛教之中都能找到思想基础，西方的问题和困惑也可以在佛教中找到解答甚至出路。比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更为聪明的是，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自由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甚至声明他并不要求独立，他最关心的只是西藏文明的延续。他为此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在西方赢得广泛支持。同时，达赖喇嘛面对西方的时候，并不仅仅只是寻求支持，还以导师的身份传播西藏的文明，把西藏的宗教修身教给西方人。他似乎正在实践西藏一个古老的预言──“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领域。”拥有飞机和汽车的中共军队在西藏大开杀戒，使西藏人逃离家园而星散到世界各国，而随着藏人流亡，佛教也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西藏人那里得到很多他们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西藏多做事情。总之，达赖喇嘛灵活地把他坚守的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结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的环境中成为生存的胜利者。无须讳言，达赖喇嘛也是非常注意不惹西方人不悦的，为此回避事实也有所见。例如1989年6月26日他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市的演说里这样讲：
我的国家，西藏，一向是和平的、融洽的。在中国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从来没有尝过警察和现代化部队的威力。
他不会是真地忘记了远在中共进藏之前，英国人就以当时而言非常现代化的部队让西藏人民尝到了威力。他说的这句话竟被一个法国记者当作写书的开篇语。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不提西方侵略西藏的历史，西方人自己就更没有必要把那历史记在心上。在流亡和寂寞中坚忍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获得了回报，使他成为世界伟人里程碑的，是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那个奖虽然一部分是被北京“天安门事件”促成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委员们玩的一种“政治手腕” ，但更多地还是来自于达赖喇嘛多年努力、加上对西方社会进行成功“公关”的成果。获奖以后，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顿时猛增，西方各国都对达赖喇嘛打开了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达赖喇嘛为荣。至于西方传媒，更是把焦点对准达赖喇嘛，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达赖喇嘛的成功使流亡藏人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一些时候，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毛泽东时代，达赖喇嘛根本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 欧洲议会5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北京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拉萨起义的纪念日──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流亡之后访问过的国家已经达到49个（其中许多国家是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成功地访问了台湾，在作为同一民族的中国内部打进了楔子……达赖喇嘛六十岁生日之时，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参加了庆祝会，他的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他完全当之无愧地名列在当今世界的巨人行列。
3、传媒制造世界
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国念书，研究西藏问题。去法国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为他会驾轻就熟，没想到最后拿学位时，他的论文被他的法国导师“枪毙”。原因是论文中谈到了中共时期西藏社会的进步。据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爱中共的人，不会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赞歌，但是只要研究当代西藏，中共的统治是躲不过去的。他对西藏的了解照理说应当比他的导师多，可是他不能不按照导师的看法改了论文，才算把学位拿下来。他出国前总是赞美西方的思想言论自由，现在则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问题上，他认为西方与中共相差不多，都走极端，只不过极端的方向相反罢了。而且他认为西方人也和中国人一样被洗了脑，也只是洗得相反而已。我在西藏遇见过一个沮丧的汉人导游，旅行社派他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接一个西方旅游团，并负责那个团的全程导游。可是那个旅游团的成员们见他是汉人，集体拒绝由他导游，声称他们到西藏来，不是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旅行社只好派了一个藏族导游把他换下来。大部分旅游团虽然没有这样极端，但是心理都差不多。即使藏族导游的外语和业务能力差，也比汉族导游受欢迎得多。西藏这些年把旅游定为“支柱产业”，在旅游旺季的旅游热线上，常常看见洋溢着兴奋表情的西方旅游者。他们到西藏来，一般都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和准备，带上了各种各样可能在西藏买不到的日用品与医药。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亦是不少旅游者必带的，那就是达赖喇嘛画像，以及鼓动西藏独立的宣传品。日用品和医药是给自己用的，后者是给西藏人的，他们认为二者在西藏都很缺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藏人分发达赖像，似乎成了不少西方旅游者西藏之旅的一个固定节目，既高尚又刺激，在进行美好旅游的同时又从事了正义崇高的事业。以至旅游热线附近的西藏儿童一见到穿着旅行服装的人（包括我这样的汉人）就伸出小手追着喊“达赖喇嘛”。我看到过几次西方旅游者分发达赖喇嘛像的场面。面对那些围着他们雀跃争抢的西藏儿童，他们的表情很有些救世的意味。有一伙浓妆艳抹的法国老太太，在她们的行装里找了很久，吊起围观儿童的期望，结果拿出的只是一迭复印的黑白达赖喇嘛像。早已得到过各种达赖像包括纪念章的儿童们大失所望，老太太们还没等分完，已经有一些被扔在了地上。老太太们十分气愤，用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法国话对孩子们发了一通教训。我想她们回去对亲友（或者还有她们所属的社团）发表观感时，大概会把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解释为中共推行奴化教育的结果。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几乎全部是通过传媒。今日人类正在分裂为两种世界。除了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传媒制造的世界。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变宽，关注对象越来越多，但是依靠传媒技术扩展的世界，基础已经是传媒提供的间接认识，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经验。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形容现代传媒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热点越炒越热是一个正循环。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发展成传媒制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传媒世界。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电影《罗生门》讲的是一个古代发生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几个当事人虽然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亲眼所见”却讲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于审讯者和观众谁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事实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真相。这不是简单的诚实与否的问题，每个人对事实的观察和复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主观体，他们与客观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主观的角度。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但对同一问题只需变换一下叙述方法，听的人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印象。九世班禅在1923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闹翻后逃离西藏，客死中国内地，直到签定《十七条协议》，拉萨方面才在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晤面。达赖喇嘛在他出版于1990年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