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岁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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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秦朝的东西大而不婉。秦法之严，到得无可商量，真是法重心骇，威尊命贱。 始皇帝南巡衡山，浮山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因问湘君何神？博士答言尧之女舜之妻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他那神气样子，娥皇女英要笑他的，她们的舜不像他。而越是威严，去人越远，便越是要遭鬼神戏弄，一忽儿是谁遗璧镐池君，说“明年祖龙死”，一忽儿又是何处出现了字迹，说“始皇死而地分”。相传始皇得驱山鞭铎，欲驱山填海为梁，地上群山皆奔走朝东，中途失去鞭铎，返而遂病，崩于沙丘，天下就大乱了。
秦朝的作风使人佩服，但是不喜，碰上那法，总是它有理。早先六国亦无道，人民遭到损害，但觉得自己是理直的，对方是妄人，你只要火烛小心，当心他的像水火不留情。秦朝可是连你做人的信念亦要经过他核准，而且人得从他的干部学习，以吏为师。李斯刻始皇的诏书于石，“因明白矣”，说如此便可以明白了，焉知太子扶苏与将军蒙恬就死得不明不白，连到牵只鹿到朝廷上来，也文武百官都认不得，赵高说是马，大家也都说是马，成了个大谎，这就是说的秦失其鹿。
秦朝极注重生产，在泰山在峄山刻石的始皇帝诏书都说要男耕女织。生产当然是大事，但人被注定只能如此，便连陈涉也不服了，他辍耕至陇上，忽有鸿鹄之志。还有刘邦与项羽，他们看始皇帝出巡，一个说、“嗟乎，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人原来不是只做个生产劳动者的，他们就起来亡了秦朝。
贾谊过秦论的结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伍被亦说秦亡于筑长城，求神仙，攻百越，总是要有事，不能与天下无事相安，孔子说“仁者静”，不仁者是一刻亦不能静的。当年樊哙说得最明白、“秦为无道，刑人如恐不胜，杀人如恐不举。 ”秦朝便是法严，变得没有了人的存在，所以后来沛公入关，但约法三章，就人人都欢喜了。并非像马克思的革命定义，为求解脱生产力的桎梏，因秦朝行施新制度，生产力正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亦不是旧势力的反动，因谁亦不攻击秦朝的制度，连秦法后来亦为汉所继承，不过是去了它的苛性。同样的制度与法，所争只在还要有情意之美，遂天下并起亡秦，这在西洋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这里是有比阶段竞争更高的东西。
秦末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民间起兵，却不是农民暴动，因为非井田经济亦从井田经济演绎而来，中国史上一直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农民亦不过是与天下人共举大义。 首发难的陈涉自立为王，同乡人来看他，说、“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一股农民的土气，所以他不能成事。
但这次民间的起兵，比后来几次另有一种农民的意义在内，那是秦始皇收集天下的铜兵器铸为金人十二，此后统一用铁兵器，而民间起兵时以农具改造的铁兵器遂声势如此浩大了。
这次起兵又还有楚人。楚民族时时会冲起狂飙，江淮间至魏晋时还有许旌扬真人斩蛟的故事，昔年那项羽便亦像那强横的蛟，这在西洋可以是极伟大的史诗，但汉民族则不喜他。项羽之败如飘风骤雨不终朝。他是不快乐的，诗经、“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傲，中心是悼。”女子有爱，那男人的强横无理都可以忍受，惟有他那终不快乐的样子却叫人心痛，到底只有离开他，华夏之人亦这样爱惜项羽，可是没有法子。
惟有刘邦成了大事。秦朝以私情起，而亡于不许天下人有私情，自古江山如美人，她只嫁与荡子，刘邦即是这样的荡子。他的人妙乐自在，无可无不可，秦朝丁是丁卯是卯的江山，碰著他就豁啷一声都坠地，给破了法了。
周礼变成秦法，汉朝则继承秦法而亦重修周礼，使礼意亦如法意，法意亦成礼意，遂礼法皆是新的了。汉乐府鸡鸣桑树巅：荡子欲何之 天下方太平刑法不可贷 柔协正乱名即比周朝秦朝的另是一番清平世界。汉朝的政治亦是兼有周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并用，其川牧制且为后世节度使及总督制的由来，乃至国民政府时代的武汉粤桂冀察等政务委员会，中共政府的华东中南西南等军管委员会，亦是其演绎。 汉朝的经济是井田虽废，但众业平等和谐的传统并不废，井田之时有贵族而无地主，井田废后有地主，但地主与贵族不相兼，且亦仍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前此的既非奴隶社会，后来的亦非封建社会，故能产业皆新，而一直保持清洁。
汉朝的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汉朝人世的城廓山川，田里庐舍，便好到像荷叶荷花，人则可以往来游戏。孔子赞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汉朝人从这悠余活泼里出来行动的大力，此即是可以兴，两京赋里的山川草木城市闾阎有现世的美好，此即是可以观，而出得起荡子荡妇，天下世界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此即是可以群。
井田经济的翻新
从先秦的井田到秦汉以来的非井田是一变，像“变调忽闻杨柳春，士林繁花照眼新”。
井田虽废，但仍不发生土地大兼并的风浪，虽然亦有兼并的说法，那是与西洋的兼并不同的，且西洋封建时代亦没有中国历朝政府的把兼并看作不该。中国是没有商业资本为祟，没有地主贵族，而且农业本身很健康。
秦汉以来贵族的封邑，仍像前此井田时代贵族的采地，只许收用赋税，并非私有其地，那赋税亦与国课同率，并不重的，民间总之只须出一份，缴了贵族的即不必再缴国家的。而地主则称员外，在朝廷的官员之外，当然没有政治身份，此即地主贵族的名词在中国史上不成立。虽有豪绅恶霸，亦个人的行动没有阶级为护法。西洋封建时代不曾听说有豪绅恶霸，更没有农民控告地主的案件，因为他们的地主贵族对农民怎样虐待亦都是合法的。所以包龙图只是中国才有。中国土财主而且常会遭人欺侮，西洋何曾有这种事？中国历朝的规矩，不许士大夫与民争利，若有强夺民田，便宰相亦犯法，要革职没籍的。
土地兼并又必是商业资本为祟，中国却井田虽废，仍保持众产业平等和谐生发的传统，如宋时临安城日宰千猪万羊，即连畜牧业亦有如此繁盛，各业皆健康，故农业亦健康，而商业亦变得驯良了。
战国时魏李悝有一家百亩的收支数字，其生产力已非中世纪欧洲所及，秦汉以来更普遍施肥，又有新种的发明与输入，例如苜蓿及棉花的种植，而且农具与牛马之多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加以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生在一起。生产力高即免于经常的贫乏，农作的种类多及与手工业生在一起，即能抵挡荒歉，可以弥补，不至于出卖土地。
中国历朝皆讲究灌溉工程，且州县皆设常平仓，民间亦有义仓及茔田，专为防荒歉及救贫乏。茔田是民间每分遗产，总留约三分之一的田产值祭祀，几代的茔田若干年一轮值，便贫家娶妇嫁女的钱亦有了，平时的亏空也弥补了。而常平仓及义仓，则更是有计划的以三年的丰收备一年的荒歉，朝廷且以天下的财力，移长补短，来账济一地。凡此皆是西洋封建时代所没有的，亦比现代银行贷放政策还要意思好。中国史上的大荒歉，是朝廷把理路都来乱了，产业全面起摇动，如明末那一次，农民弃地流亡，地主亦都把地契挂在路边树上不要了，连城市工商业亦慌张散失，那里还有人利用荒歉来集中土地？这是旧朝要没，新朝要开，天下的气运何尝在土地问题。 法国大革命后，自耕农至今保持优势，即因农业的生产力提高了，不像前此的经常贫乏要出卖土地。而且生产力强大则地租低，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可以租地经营农场赚钱，所以现代西洋虽土地私有而已解决了土地问题。 中国可是从来亦不发生过土地问题，连佃农亦可以是小康之家。中国竟是根本没有地租。西洋早先巴比仑的地租，单对谷物的产量有高到9／10的，而对农作物的总产量则高到1／3 、1／2 、3／4 、4／5 不等，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的地租更连没有个限制，现代他们虽然地租低，亦到底还有地租。中国则二千多来年佃农向地主缴纳的，一直只是相当于地价的1。2／10，就南方来说，是租谷仅占稻作产量的3／5 、2／5 、或1／2 ，其他如豆麦棉花蔬类的收获全归佃农所有，除去田赋，地主的收入只等于一分利。民国以来我家乡嵊县上虞一带租田与梢田并行，租是缴谷子，佃户与地主四六对分，梢地是值百元一亩的田缴十二元或十元，这明明只是地价的利息。至如李嘉图与马克思的地租论所说，还有在利息以外，由于土地的垄断权利而得的叫地租，中国可是没有的。而及至二五减租之后，则地主更连地价的一分利亦没有了。中国的地主也本来无法垄断土地，如江浙有大买小买，土地竟为佃户与地主所共有，地主不能更换佃户，除非佃户不缴租或地主自己收回来种。 且百元一亩的地价，你要买时，从地主只可买得田底四十元，田面六十元则要向佃户买，若只买得田底，佃户便只照四十元的地价缴租，而你即使连田面也买了，可是佃户种过了多少年，这田面便又成了是他的，你简直没有法子。
此外中国民间分遗产，不像西洋的可以专凭立遗嘱人的意旨：亦不像战前日本的只归长子长孙继承，却是必要兄弟之间平分，长子长孙虽多有一份，但不过是一点意思，乃至姊妹虽不分产，可是必定竭力办嫁妆，那所费亦与分产相差无几，此外还要留起茔田，虽是怎样的地主，经过一分再分亦都变成中小农了。西洋及战前日本的遗产制度是对产业负责，而中国则对人远比对产业看重。中国人亦羡门弟，亦爱产业，可是仍有人的洒脱，如说“王侯将相本无种”，如说“穷的那有穷到底，富的那有富到头”，毕竟气慨不凡。
中国而且利息低，没有地租而只付低利息，所以地主与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礼郑康成注、民从官贷钱，利息最轻者年仅五厘。又注、王莽时贷以治产者，但计所赢取息，无过岁什一。史记里吴楚反时，贵家子从军，向商人贷钱息十倍，即对本对利，这要算最重，后来想是依照汉高祖微时欠酒家钱的办法，索性都不还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苏轼兄弟反对，说民间利重者亦不过二分，随亦减为二分。这长年二分以后就一直定为最高额，民间借贷与典当都不得超过，称为官利，是官家规定的，典当的伙计称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圣旨取息，而许多是还不到一分半。红楼梦里贾芸借得醉金刚倪二的银子，自动说愿出重利，亦不过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严嵩及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被抄家，犯条之一即是重利盘剥，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亦几乎为此吃官司。西洋人则过去那样痛恶犹太人，可是从来亦不说重利盘剥的犯法。他们是要到产业革命之后才有低利息，中国可是不必经过革命，还比革命得来的更好。
民国以来农村因丝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经济破败而发生高利贷，多是长年二分，但道德与法律皆不给它保障，结果还是倒帐的多。高利贷会助成土地兼并，但民国以来事实上远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见亦不像革命者所夸张的真有那样高利贷的浪潮。
明清人的笔记里常有这样的县令，一个是富室来控诉民户欠债不还，县令怒道、朝廷的命官岂是给你做总管，帮你讨债的？不受理。又一个盐商解来挑私盐的农民，县令问同伴有几个？那农民答八人。县令道、别人都跑了你独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盐，可见是个不自爱的人！其人说没有病。没有病必是能跑，你试跑给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其人跑至门边又回顾，县令说、“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盐商请示，县令怒道、你要赚钱，难道不许别人吃饭！这真是使地主与商人一点法子亦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原来是非常完备严密的，但总留有空隙余地，所以不伤人，不伤物。
西洋产业革命后，是以火与剑生生割断农民的土地脐带，例如英国毛织物商人劫掠农民的土地都用来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惨剧，然后这班农民才去到城市里做了无产阶级的工人队伍或产业预备军。中国则没有农民被土地缚住的事，西洋会被土地缚住，那是农奴之故。西洋的农民一离开土地就从此回不去了，而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则随时可以回去乡下。中国亦没有西洋那样城市人口过剩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早先井田时代农与百工商贾生在一起，井田废后的城市亦仍是丘甸县都的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的扩大，虽去田郊渐远，但并非离农业而去了。而农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带有本钱，货色与技艺，因为中国众业生在一起，农民原非单纯的耕田夫，要改业为工商很方便，在乡下是中小自耕农，到城市里便是中小工商业者，并非去做无产阶级。连城市的雇佣劳动者，亦像佃农雇农，都还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地主则大抵同时皆在城市开铺子作场，西洋史上地主转变为资产阶级，如所谓“普鲁士式的道路”，是桩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地主则可以参加城市工商业如此顺当，而无须资产阶级化。克鲁泡特金的“田园手工场”，梦想把工厂与人口疏散到田野里，中国则城市与乡村本来生在一起，乡村像荷叶，城市像荷花。
中世纪欧洲有基尔特，例如汉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对当地政权的集团自卫，并在同业之间限制竞争。中国亦有行会制度，却不是为对政府自卫，而且不必忧心竞争。中国是市场大。马可波罗记临安户籍有一百六十万家，即或是一百六十万人之误，但那是宋元之际，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却则有五万人，过去罗马帝国全盛时罗马城亦只三十万人，且罗马与威尼斯都是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