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隐(清)龚自珍-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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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时候，太阳射出炎热的光辉，五颜六色，文采鲜明，呼吸着和暖的空气，这也可以比作适合君王统治的时期。这时候国家发展了，有才德的人刚好出现，了解京师的情况知道天下的规章制度还是根据礼制定的，塞族讲究道德，鬼神受到拜祭，大河得到疏导，珍宝财物，拼命积聚，使大路也给堵塞住了，牛还是拉着沉重的车子，喘着气向京师走去。但有阴暗的山林，住着失意落泊的读书人，他们的命运不如京师人，就象草木一样寂寞地死去。
　　时近黄昏的时候，悲风突然到来，黑暗快要降临，人们想起灯烛，带着惨淡失神的目光，呼吸着沉浊污秽的暮气，奄奄欲睡，只是还没有上床罢了。这时候国家逐渐走向衰亡，有才德的人出来，但他不是从帝王之家出来，不是从皇妃贵妇之家出来，也不是从世世受皇恩的大臣之家出来。而是从山川来，只停留在郊外。对此迟疑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古代的文献典籍，是圣君和智者肺腑的语言，呕心沥血的作品；艺术精华，是各行各业杰出艺人所创作的，这些宝贵的物品运来京师，京师却不要，不仅不要，甚至把它毁坏。而对那些品质恶劣的懒虫，欺诈无能的混蛋，却让他们坐着着华贵的车子招摇过市，给他们高官厚禄，把他们作为赖以生存的力量。这样，各种宝物都有怨气，有怨气就返回京师以外的地方去了。贵族和世家的嫡长子，不乐意谨守祖宗留下的传家宝，不乐意谨守祖宗留下的传家宝，乡野贫穷的人就把它抢夺去了，这样京师的力量就削弱，京师力量削弱，京师以外就成为力量积聚的地方了。这样京师就贫困空虚；京师贫困空虚，四野就充实富足了。古代圣君智者写下的文献典籍，不留京师，传宗接代的嫡系子孙就学识浅陋，全无定见，这样京师的地位就低下了；京师地位低下，山中之民就会有自称公侯的了。这样，有见识的豪杰就瞧不起京师；豪杰瞧不起京师，山中的势力就雄厚起来了。这样，京师象鼠洞挖出来的泥土那样松散；京师象鼠洞挖出来的泥土那样松散，山中就象铜墙铁壁一样坚固了。京师日暮途穷，山中就前程远大了。京师风沙满天，泉水混浊，尘雾迷漫，山中却和风拂煦，泉水清澈了。京师的人卷袖攘臂，惊慌失常，象蝇虻一样嗡嗡乱叫，山中之民却互相劝勉，讲求礼貌风度了。京师的人孤立失助，众叛亲离，山中之民却一人呼喊百人响应，一人有病百人慰问了。京师的人苦闷懒怠，苟且偷生，背地里惊慌地商量何去何从，山中却过着安定的日子了。那些称赞暴昭、侯泰的人，路过山中的人，看到山中兴旺的景象，就产生了盼望新朝代的念头。看到山中儿童欢乐呼叫，路过山中的人，就祝福老人健康长寿了。京师的祖先悲叹说：我再没有什么指望了，我断定你们是荣华富贵的最后一代了。山中的山林之神也说：我再没有什么愤愤不平了，我认为你们是受苦受难的最后一代了。这时候，周围突然沉寂下来，灯烛推动了光明，人们停止了言语，只听到打鼾的声音长夜漫漫，畏寒啼晓的鹖旦也不号叫，而山中之民却发出宏大的声音，天地给他们敲钟擂鼓，鬼神为他们推波助澜。
　　综上所述，可见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纵的方面，一是横的方面。从早到晚是纵，居处那一刻是横，百世是纵，当代是横；横显示为具体现实的东西，纵只是一个概括的虚名。山中之民是居住在山谷里面的呢？是居住在小山或是土堆上的呢？还是避开现实社会的呢？他们既然能够重视自己生命的作用而又密切注意时世的盛衰，深受史官的宠爱，难道不可以称他们是没有忘怀现实的隐者吗？我听史官讲过这样的话：一百个媚夫，比不上一个猖无；一百个酣民，比不上一个瘁民；一百个瘁民，比不上一个山中之民。我又问道：这种山中之民是有所等待的，还是无所等待的呢？回答说：有所等待。等待谁？等待后代史官记载他们的功绩。哪一些人是无所等待的呢？回答说：这种人，他们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他们的行为是难以描述的。他们有大忧却无迹可寻，有大患难与共却不着边际，极端骄傲又象无比谦虚，忧国忧时又象无所事整形，只有光景而没有真形，你要捉住他，就连这闪耀的光影也杳杳冥冥。后代的史官要寻求他，往返多次也看不到。可悲啊，可悲啊！因此人们又称这些人是逃避现实、徒有虚名的隐者。



　　这是龚自珍青年时期写的一篇带有寓言色彩的政论文。文中鲜明体现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历史进化观点，是鸦片战争前夜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
　　《尊隐》的主要内容是：一、针对当时理学家粉饰太平，颂扬清王朝“天下恬然”、“无鸡鸣狗吠之警”的谬论，尖锐地指出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日之将夕”的“衰世”，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象“鼠壤”一样行将崩溃。二、通过“京师”（代指清王朝）和“山中”（代指在野的革新力量）两种力量消长的对比，热情赞扬革新国是的蓬勃兴起，对“山中之民”寄予厚望。三、文章写了两种“隐”者，即不与朝廷合作的人：一种是重视现实，要求改革的；另一种是逃避现实，无所作为的。龚自珍“尊”的是前一种人，而认为后一种人是可悲的。
　　由于作者阶级地位的限制，也由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还十分微弱，龚自珍所期待的新兴力量只能是地主阶级革新派和同情革新派的知识分子。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一种“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大音声”正在形成，隐约地预示了社会大变动即将到来。这篇文章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愤怒谴责和对社会变革的迫切要求，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