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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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 腊梅 ◆◇
人真是奇怪,蜗居斗室时,满脑都是纵横千里的遐想,而当我在写各地名山大川游历记的时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静定的小点在眼前隐约,也许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许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边赶也赶不走的小鸟,也许是一个让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时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儿都会浮现出来的记忆亮点,一闪一闪的,使飘飘忽忽的人生线络落下了几个针脚。
是的,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末,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
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为此,我要在我的游记集中破例写一枝花。它是一枝腊梅,地处不远,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
步履再矫健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住医院对一个旅行者来说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体力没体力,要空间没空间,在局促和无奈中等待着,不知何时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来天道酬勤,也罚勤。你们往常的脚步太洒泼了,就驱赶到这个小院里停驻一些时日,一张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习惯不习惯。
那次我住的医院原是一位外国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树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惯了山水秀色,两眼全是饥渴,成天在树丛间寻找绿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错,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样的病房服在反复转圈,越看心越烦。病人偶尔停步攀谈几句,三句不离病,出于礼貌又不敢互相多问。只有两个病人一有机会就高声谈笑,护士说,他们得的是绝症。他们的开朗很受人尊敬,但谁都知道,这里有一种很下力气的精神支撑。他们的谈笑很少有人倾听,因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应、勉强的笑声。常常是护士陪着他们散步,大家远远地看着背影。
病人都喜欢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挤满了人。大家赶紧在那里做深呼吸,动动手脚,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秃秃的树枝和病恹恹的面容。只有这时,一切都将醒未醒,空气又冷又清爽,张口开鼻,抢得一角影影绰绰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觉得空气中有点异样,惊恐四顾,发现院子一角已簇拥着一群人。连忙走过去,踮脚一看,人群中间是一枝腊梅,淡淡的晨曦映着刚长出的嫩黄花瓣。赶近过去的人还在口中念叨着它的名字,一到它身边都不再作声,一种高雅淡洁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慑住。故意吸口气去嗅,闻不到什么,不嗅时却满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仅仅是一枝刚开的花,但在这儿,是沙漠驼铃,是荒山凉亭,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病友们看了一会,慢慢侧身,把位置让给挤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两圈,又在这儿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从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腊梅为中心的圆弧线。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点神经质。天地狭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开。听人说,许多住院病人都会与热情姣好的护士产生一点情感牵连,这不能全然责怪病人们逢场作戏,而是一种脆弱心态的自然投射。待他们出院,身心恢复正常,一切也就成为过眼烟云。
现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腊梅上了,带着一种超常的执迷。与我同病房的两个病友,一早醒来就说闻到了腊梅的香气,有一位甚至说他简直是被香气熏醒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病房离腊梅不近,至少隔着四五十米。
依我看来,这枝腊梅确也当得起病人们的执迷。各种杂树乱枝在它身边让开了,它大模大样地站在一片空地间,让人们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态。枝干虬曲苍劲,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光看这枝于,好象早就枯死,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枪的历史造型。实在难于想象,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花瓣黄得不夹一丝混浊,轻得没有质地,只剩片片色影,娇怯而透明。整个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叶落枝黄地闹了一个秋天,天寒地冻地闹了一个冬天,全是在为这枝腊梅铺垫。梅瓣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这种颤动能把整个铅蓝色的天空摇撼。病人们不再厌恶冬天,在腊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与清寒相伴随。这里的美学概念只剩下一个词:冷艳。
它每天都要增加几朵,于是,计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个病房的一件大事。争论是经常发生的,争执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细数点。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夜里,病人们甚至会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头埋在花枝间。月光下的腊梅尤显圣洁,四周暗暗的,唯有晶莹的花瓣与明月遥遥相对。清香和夜气一拌和,浓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来,天气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纷飞,整个院子一片银白。腊梅变得更醒目了,袅袅婷婷地兀自站立着,被银白世界烘托成仙风道骨,气韵翩然。几个年轻的病人要冒雪赶去观看,被护士们阻止了。护士低声说,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这般风寒?还不快回!
站在底楼檐廊和二搂阳台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着腊梅。有人说,这么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说大雪只会催开更多的蓓蕾。这番争论终于感动了一位护士,她自告奋勇要冒雪去数点。这位护士年轻苗条,刚迈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间。她步履轻巧地走到腊梅前,捋了捋头发,便低头仰头细数起来。她一定学过一点舞蹈,数花时的身段让人联想到《天女散花》。最后,她终于直起身来向大楼微微一笑,冲着大雪报出一个数字,惹得楼上楼下的病人全都欢呼起来。数字证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腊梅反而增加了许多朵,没有凋残。
这个月底,医院让病人评选优秀护士,这位冒雪数花的护士得了全票。
过不了几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这么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拥到了檐廊、阳台前。谁都明白,我们的腊梅这下真的遭了难。几个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雨越来越大,有些花瓣已冲到檐下,病人们忧愁满面地仰头看天,声声惋叹。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去架伞!”
这是另一位护士的声音,冒雪数梅的护士今天没上班。这位护士虽然身材颀长,却还有点孩子气,手上夹把红绸伞,眸子四下一转。人们像遇到救星一样,默默看着她,忘记了道谢。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说红伞太刺眼,与腊梅不太搭配。护士噘嘴一笑,转身回到办公室,拿出来一把黄绸伞。病人中又有人反对,说黄色对黄色会把腊梅盖住。好在护士们用的伞色彩繁多,最后终于挑定了一把紫绸伞。
护士穿着乳白色雨靴,打着紫伞来到花前,拿一根绳子把伞捆扎在枝干上。等她捆好,另一位护士打着伞前去接应,两个姑娘互搂着肩膀回来。
春天来了,腊梅终于凋谢。病人一批批出院了,出院前都到腊梅树前看一会儿。
各种树木都绽出了绿芽,地上的青草也开始抖擞起来,病人的面色和眼神都渐渐明朗。不久,这儿有许多鲜花都要开放,蜜蜂和蝴蝶也会穿墙进来。
病房最难捱的是冬天,冬天,我们有过一枝腊梅。
这时,腊梅又萎谢躲避了,斑驳苍老,若枯枝然。
几个病人在打赌:“今年冬天,我要死缠活缠闯进来,再看一回腊梅!”
护士说:“你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也不希望健康人来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