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8-历史的灰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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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帝舜始，禅让也形成了一个规矩，受禅天子也不逼人太甚，还保留了退位天子及其继承人部分特权，允许他们以客礼见天子，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正如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仍允刘协在封地奉汉正朔，并言，“天下之珍，我与山阳共之”。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从内心不想见到对方，一个怀着道德上的愧疚，一个受不了君臣易位的尴尬，所以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还是以客礼相见，从一开始就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退位君主虽然保有封地，其实就是被监视居住，被软禁在封地。到此之时，即便继续享有天下之珍，又同嚼蜡何异？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政治神话，什么是政治谎言，明白了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汉魏晋南朝禅让的恶性循环
辽人有首《伎者歌》这样唱：
百尺竿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以此诗比之汉末魏晋南朝的政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政权轮替并没有采取革命的形式，而是和平交接，即所谓禅让。禅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
在舜禹之后，其始作俑者应推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王莽慕古成痴，其改制内容不在此专论。这里就说他怎么让刘氏江山改姓为王。西汉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以后，政局就一直被外戚权臣所笼罩。等到王莽出任掌管军政大权的大司马时，王氏一门已先后有10人封侯，其中五侯更是权焰熏天，轮番出任可比拟摄政王的大司马。“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炙手可热。作为王家侄辈的王莽所以能从“一门俊彦”中冒出来，靠的就是他非凡的作秀功夫。王莽的谦恭使他成为外戚中的一朵亮丽的奇葩，以致获得了大学者桓谭和宗室刘歆的推崇和拥戴。
王莽在经营权力多年以后，就不再满足权臣的名分，开始步步紧逼，欲问汉鼎之轻重。他先毒杀了自己的女婿、那个还是孩子的平帝，立两岁的宗室子弟为帝，并把他的名字改为孺子。立新帝使自己16岁的女儿一跃而为太后，改新帝名字是在向天下表白，自己只是在效法周公。周公当年辅政时，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诬周公企图篡夺成王的的江山：“其将不利于孺子乎！”。王莽此举意在昭告天下，自己会像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孺子，最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
当翟义拥戴宗室刘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议后，史载王莽闻之“惶惧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祷郊庙”，会群臣时还满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并效法周公当年作《大诰》讨伐管、蔡，也作《大诰》表明自己的正义和无私。
但他最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权力的持续浸染使他不再满足于大司马，不再满足于摄政王和“九锡”的同天子仪礼，甚至连假皇帝和摄皇帝名号也不足以餍其心。公元25年，他终于背弃了自己对天下的庄重承诺，一日之间否定了自己半辈子的事业，他废汉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为定安公，封以万户，地方百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时他仍然作秀成癖，走下金銮殿，紧握孺子的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哀叹良久”。意思是说，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辅佐你到亲政为止，无奈天命不可违，上天一定要我代汉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这“皇天威命”就是当时嚷嚷不休的图谶，所谓天降符瑞言称王莽将代汉而立。其实，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随者造出来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这些图谶还是被自己人蒙骗了，反正他就这样在人造假神话的迷乐声中走向了政治绝路。1890年后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报纸伪造万民拥戴袁世凯称帝的民意，以欺骗其父，终使老袁走上了不归路。其称帝也与王莽代汉一样成了一个历史大笑话。
同王莽受禅失败不同，后代的奸雄却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他们从王莽的失败中得出了教训，靠女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甚至也可以权倾一时，但永远得不到江山。在宫廷内部经营的权力体系，就如空中楼阁，看上去巍峨壮观，却由于没有根基而很容易在政治风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权力取得全来自王氏家族的一个女人，虽然这个女人现在贵为太后。因此他的权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庙堂之上，并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他能号令天下，全靠扛着汉朝廷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没有了这个“橡皮图章”，其权力合法性的大厦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汉自立，马上就遭到社会中上层的坚决抵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厉行新政，以上古圣贤的名义改革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企图取悦中下层老百姓。可他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一场正确的改革，糜烂的政局和崩溃了的经济，使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项新政都遭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在一个错误之后，他又接着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企图用暴力强行推行改革，结果使得各种反对力量形成合流，以致政局鱼烂河决，终于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随着他被民军所杀而夭折。
撇开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不是自己一刀一枪挣来的，靠妇人女子九曲深院里的因缘际会去偷盗别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儒家正统时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后，谋求禅让者多是能将能相的权臣，其身边聚积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并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夺得天下虽然是通过禅让，却也经过多年甚至数代苦心经营，也是刀口舔血、出生入死而来。
曹氏代汉而立就是这样。曹操靠收编黄巾残部起家，在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经济政策之下，再奉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谋略，终于荡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业。但他还有自己的道德包袱，还没有代汉的政治勇气，“使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终其一生，曹操虽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还是安安份份地做着“周文王”，奉汉正朔，做着汉臣，在魏王和汉丞相的位子上死去。
新魏王曹丕继位后，他要兑现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权。其时，虽然有孙权、刘备的不断犯边，但基本不成气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旧布新，建立新朝，已经是人心所向。各种力量都在推动曹丕采取行动，而曹丕本人也没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轻人的勇气和虚荣心也在激荡着他朝皇帝的宝位冲击；那些曹氏部属也在设想着如何弹冠相庆，如何分新朝一杯羹。于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劝汉献帝效唐虞旧例，把帝位禅让给魏王。“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公元220年，曹丕终于逼迫汉献帝把帝位禅让于他，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为魏武帝，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曹丕还同时给刘协留了句客气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但刘协是不是共到所谓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后来活到54岁死去。
不过刘协聊以自慰的是，那个逼他禅让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36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30多岁就扔下了孤儿寡母，遗命司马懿和宗室曹爽辅幼主曹芳继位。最高领导人频繁更迭，而且继位者年龄越来越小，这就为权臣的诞生准备了现实条件。司马懿是曹操时的旧臣，辈份很高，是小年轻的曹爽难以望其项背的，朝政大权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马氏手上。
同曹操一样，司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他都是魏臣，并不遗余力地为魏东征西讨，顽强抗击西蜀的军事冒进，并彻底地遏制住了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称魏朝的柱国之臣。但正如后来唐末的一位诗人有感藩镇之祸所言：
中原莫遣生强盗，
强盗生时不可除，
一盗既除群盗起，
功臣多是盗根株。
司马懿成为魏朝柱国之臣，多年手执兵符，统率百万大军，屡屡打退外敌的侵犯，这奠定了他在魏朝廷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这对一个主弱臣壮的政权来说，并不是好事，其可怕远甚于强盗和外敌，事实上司马氏后来也确实成了魏政权的掘墓人。生杀赏罚之权不再出于朝廷，而渐渐下移至司马氏之门，司马氏在魏廷也渐渐获得了曹氏当初在汉朝廷的地位。
历史又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出戏，准确地说是演员照抄了前人的旧作。司马氏第二代司马师开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径行废立，他竟然把乃父当年受命辅政的对象曹芳废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耄为帝。司马师后来疯疾暴死，继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马昭。这个司马昭表面上没有其兄那样霸气，骨子里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他名义上的皇上曹耄对他的的切齿之言。
这个曹耄少年气盛，不忿司马氏专权，想做真正的皇帝，可他除了身边的几个太监并无一兵一卒，就是身边的太监也保不准是司马氏的耳目。这也不能怪他们，凡夫俗子总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也讲不了什么君君臣臣的大义了，何况你曹氏当初也是不君不臣过来的。曹耄在发了那一通不知死活的怨言后，竟然仗剑冲出后宫，摆出一副与司马氏拼个鱼死网破的架势。可他的匹夫之勇碰到真匹夫就立马完蛋。司马氏的人也挺剑迎上来。当大家还慑于君臣之义时，司马氏的鹰犬贾充高呼：司马家养你们多日，就为的是今天。以致宫闱惊变，血溅宫墙，曹耄被当场刺死。这个贾充也算与司马氏有一段孽缘，《晋书》“武帝纪”称他“贾充凶竖”，一个凶恶的小人。其女后来嫁给晋朝的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就是那个乱晋政的贾后。这个据说又矮又黑的贾后精于权谋，又有政治野心，一手挑起了“八王之乱”，从而使短暂统一了全国的晋朝，不得不在“五胡”的凌厉攻势下成为偏安江左的割据政权。这个惠帝就是天下饥馑时问百姓“何不食肉麋”的那个蠢材皇帝。他们也算是一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天成佳偶，或者叫一对真正的狗男女。当然，这是题外话。
曹耄死后，满朝文武，只有司马懿的弟弟、老臣司马孚抱尸痛哭。按说，就是要做做表面文章，司马昭最低也应该弃车保帅杀贾充以谢他弑君之罪，从而维持君臣的起码体面。但司马昭连这一点体面也不要了，贾充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司马昭忍痛杀了贾充，恐怕就没有后来晋惠帝时贾后专政的惨祸了，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办法，魏明帝的老婆、当今太后只得下发诏书斥责高贵乡公曹耄，并将横死的皇帝贬为庶人，以民礼下葬。做皇帝、做太后做到这个份上，真不知悲哀两个字怎么写了。只能说，前有行者，后就有跟者；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恶的示范效应从来比善要来得快来得猛。
司马昭很快又立了另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就像当年王莽为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改名孺子一样，司马昭也把新君改名曹奂，其潜台词是取其光明、换新之意，要他与前任曹耄划清界线。这个曹奂在司马昭手上基本上还挺过来了。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曹奂的皇帝日子也到头了。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曹丕故例，逼迫15岁的曹奂禅位于他。于是夺汉天下的曹魏也在45年后被司马晋夺去了天下。也算是“前人田土后人收”了。
但是，“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司马炎登上帝位15年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全国，从而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他在做了真正的中国大皇帝10年后就一命呜呼。他死了以后，晋朝又落入权臣内斗的恶梦之中。司马衷继位后，皇后贾氏与太后杨氏为干政事大打出手，在她们的背后分别是皇后父亲“凶竖”贾充和太后父亲“豺狼”杨峻，这两个外戚权臣又联结着宗室亲王和朝中大臣。权力斗争很快发展为生死之搏，亲王们都进行了军事动员，以致晋王朝陷入了近30年的内乱，史称“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在持续的“军阀混战”之后，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以致被“五胡”所窥伺，长安、洛阳沦陷，晋室被迫南迁。中国在短暂统一后再此陷入分裂。
晋室偏安江东，在淝水之战后顶住了胡人的南下攻势，但后来又几乎命丧权臣内乱，最后靠刘裕击败了篡位的桓玄。但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一盗既除，更生一盗。而这后进的虎、新生的盗就是当初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刘裕就是晋室的驱狼之人和除盗功臣，但他也自然地成为后进的虎、新生的盗。
《资治通鉴》说刘裕在再造晋室之后滋生了政治野心——
宋王〔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乃召宋臣宴饮，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战，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日晚，坐散，中书令傅亮还外，乃悟。而宫门已闭，亮叩扉请见。……亮出，已夜，见长星竟天，拊髀叹曰：“我常不信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