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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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日，星期四。我召集了某教会机关的十八个仆人，付给他们的薪水，到下月十五为止，叫他们另想别法。这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中几人已服务多年，很善良忠实，我和W君希望待秩序恢复后，或可利用旧校舍做些小规模的事情。可是，我们中间留在南京的人太少，鉴于目前南京的物质环境，要建立起一个新的集团，并非易事。W君是设计住宅的优秀助理委员，C君是收容所的优秀管理员，我们的仆人也都能各尽其能，各称其职。
“午后我访问日本大使馆，使馆人员忙着向约六十个中国人（多数是难民区收容所的干事）训示怎样庆祝新年。不能再用青天白日旗，一律改用五色旗，教他们去做一千面五色旗和一千面日本旗，难民在一千人以上的收容所，应派代表二十人，较小的收容所，则派十人，元旦日午后一点钟，鼓楼上应悬五色旗。据预定的节目，有‘恰当’的演说和音乐，自然摇旗欢迎新政府的民众，届时将被摄入镜头。城内的火焰依然未息，十二三岁小姑娘被强奸或强抢的事情，又连续发生了三件。史波林驱逐办公处附近房屋内的日本兵，忙个不停，日本兵又大举捉人，在金大蚕桑系校舍四周布置哨兵线。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五。比较安静的一天。晚间没有暴行的报告，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天。日方忙着准备庆祝新年，放假两天。我们反而担忧，因为将有更多的日本兵狂醉。我们叮嘱难民不要出门。晚餐后，雷伯请我们全体到他家里，燃起圣诞树，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贺年片，贺年片上刻着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并由我们二十二人全体签字。他讲起在南部非洲时若干冒险的故事，以娱来宾，墙上挂着几种庄严伟大的纪念品。
“大除夕了，不禁想起家庭，想起亲爱的家人，谁都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一封家信。日本使馆人员告诉我们，恢复通航还要几个星期，所以我们显然仍须忍耐若干时。他们并谓至少在一个月以后，留在南京的任何外侨才能赴沪，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都已做了俘虏。
“再继续叙述这个故事，继续叙述新年以后所发生的恐怖行为，似已无甚意义。今天是一月十一日了。情形虽大见改善，每天却仍有暴行，而且有几件的性质是非常可恶。美国大使馆代表三人，六日抵达南京，九日英德两使馆也各有代表三人同来，我们因此觉得情形还更可改善。不过我昨夜驾车出外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内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里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我们可以用无线电和外界接触了，这是一大快事；上星期日，我就把各人的住宅接好电线，现在我们是有电火了，我们的办公处在几天之前就有电火。但因为恐怕只许日本人有电火，所以我们并不张扬。我们看到上海日文报纸，还有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报上说早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商店已纷纷开门，营业已恢复常态，日军协助外侨救济可怜的难民，城内中国匪徒已被肃清，南京已恢复安宁。要是当前的现实不是那样悲惨的话，我们都不禁要捧腹大笑！
“以上的叙述并非出于仇恨的情绪。我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一个民族想征服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战争。据我从这一次战争的经验和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的经验看来，缺乏基督教精神的日本军队，如今已成为一种野蛮的破坏的力量，目前不仅威胁着东方，将来也许会威胁到西方，所以全世界应该明了事实的真相。至于如何措置这个局势，我不想多说，还是让贤明的人士去考虑罢。
“自然，我也不应该忽略光明的一面。中外友人都表现出惊人的服务精神，我们在共同工作中发生很密切的交谊。对于我们已做的或想做的事情，难民每一次都向我们表示感激，我们常常为之振奋。我们所遭遇的损失和困难，跟他们所受的痛苦比较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了。三位德侨委员也引起我们的敬佩和感戴，他们确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怎样能够渡过难关呵！
第一部分 南京的活地狱第5节 难民报告
“将来怎样呢？最近的将来固毫无光明可言，但中国人除其他许多美德外，具有忍受苦难的伟大力量。而且，公理与正义必获最后胜利。总之，我个人永久愿与中国人共患难！”
去年十二月的下旬，日军当局宣示对于集中在金陵大学（美国教会学校，创立于五十年前）的难民三万余人，要实行登记。所有南京的居民，均须经过登记。该校一位外国教授，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拟草稿，以及一月三日所留纪录，于一月二十五日写成下面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日，登记在校内开始了。校内的难民大多数是妇女，男的不多，日军便从新图书馆那边移来两千余男难民。这些男难民（约三千人）集中在史威斯纪念堂（Swazey Hall）前的网球场上，听大声疾呼的演说，足有半个钟头，演说的内容如下：‘以前当过兵的或做过夫役的，都走到后面去。你们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发觉，将立遭枪决。’演说是很简短的，由若干中国人受日本军官的命令，反复讲了许多遍。那些中国人极愿尽量拯救自己的同胞，因为已经有许多人被认为中国兵或被诬指为中国兵而牺牲生命了，我、桑纳、李格斯以及校内其他许多中国职员，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有两三百人走了出来。据若干中国朋友的意思，他们挺身自承，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系误解夫役二字所致。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确实从未当过兵。
“据我们后来知道，实际指导登记难民的军官，还较为审慎，较有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甚至在长官亲临进行登记手续之时，日本兵所表现的非法行动，那些军官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令人赞许。早晨开始时，一位日本军官向我商议，可否借用美国人的地方办理登记，如此谦逊，不免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占领区域内这是少有的事情。不过，他和其他数人最初确乎竭力想避免不必要的恐怖，我几乎相信他们确具诚意。还有一点，日本兵从难民群中挑出约一千人，要加以查究，但经许多中国人提出若干临时的反证后，日本军官便允许除了一个人外，都加以释放，去听候登记。当时他们已列队出发，要去受个别的查究了。而那一个人也因我和桑纳两人的请求，获得自由。午前，日本军官请我们对两三百个挺身自承的难民，再供给两餐，以后饭食将由日军供给。就是做卫队的日本兵也相当和善，给难民的香烟超过了拳头。午后，难民一一报告姓名职业，纪录下来。
“临时却又发生枝节。又有两个军官走来，他们的地位，至少对于办理这一件事情的地位较高。其中一人对于已经进行的事情非常不满，他昨天曾到校里来，他的举止既粗鲁，又拙笨，因为这一个区域内的宪兵归他指挥，所以我们时常领教他的恶劣行动和鲁莽办法。将近五点钟的时候，两三百个自告奋勇的难民，终于给卫兵分为两队，押解出去。其中一人在事后宣称，他开头就怀疑若干卫兵所表示的非常的礼貌。
“第二天早晨，一个人受了五处刺刀的伤痕，到鼓楼医院求治。以前，他曾经明白说过两次，他是收容在图书馆内的难民。据他报告，他在街上为日军所捕，加入来自网球场的一队难民。晚上，在城西某处，一百三十个日本兵用刺刀屠杀同样的五百个俘虏，多数是给戳死了。苏醒后，日本兵都已走去，他在暗中爬行。他不熟悉城西的情形，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二十七日早晨，又送来一人，据他报告，昨天给日军拖去屠杀的两三百人，只有三四十人未遭毒手，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求我援救他，和正在听候登记的几个同伴。因为我的周围全是宪兵，不便表示，所以我对他说，这一天的登记限于妇女，目前不必多讲。后来，我曾去查询三次，但毫无下落。
“二十七、二十八两天内，我听到并查究若干旁人的报告。据称，那两三百个难民中的一部分，被缚成几队，五个十个不等，从某巨厦的第一室内鱼贯送入第二室（也许是一个院子），那里正火光熊熊，每一队走进去后，外面人就可以听到呻吟和惨喊，但没有枪声。原来是六十人，剩下的二十人拼命冲破墙壁，狂奔逃命，另外一部分人则据说因五台山和尚的恳情而苟延残喘。这里必须明白指出，这些间接的报告，一部分是和尚供给的。李格斯在二十六日傍晚，听到同样的报告，照时间推测，这应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否则不会如此迅速。这些报告重复混淆，似难完全相信，几次进行查询，也无甚结果，而其他许多事务和许多问题，又每天紧迫而来，使大家无暇兼顾。
“十二月三十一日，有两个人走到图书馆收容所，向一位可靠的助理员某君讲述这一件事情，并要求援助，某君告诉我的时候，表示可以唤他们来证实。其中一人坦白承认他是当兵的，这显示出他的诚实。据他们说，校内押解出去的两三百个人，给分成许多小队。他们一队先解到五台山，再解到汉西门外的秦淮河旁，一架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他们俩跌倒了，一人受伤，身上溅满了死者的鲜血。
“一月三日，图书馆收容所中五个相识的难民，终于逃出了十二月二十六日那一次的劫难，走了回来，我和他们中间的两人接谈。一个是第一批押解出去的，他证实了上面所讲五台山附近日军使用火刑的事情。据他估计，被杀的约八十人，逃出的有四五十人，一个给刺刀戳伤的，也在图书馆收容所内，他可以报告同样的事实。
“还有一个人异常聪明。不论叙述经过或答复问话，都很清楚而不含混。他是第二批押去的，押解到五台山上一个庙宇对面的巨宅内（据相当可靠的推测，这地方是上海路上两所大厦之一，南面离美国学校很近）。他看见许多中国和尚与一个日本和尚苦苦祷拜，并在庙门口铺着长长的纸条，当时心里就很惊骇。（他说南京有一个日本和尚，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怀疑地问他怎样知道那和尚是日本人。他说那和尚的鞋端另外劈开了一个大脚趾的地位，旋悉他曾久居天津，故能有此认识。几天后，我亲自在上海路上看到这样的和尚。）他觉得凶多吉少，便向一个态度和善的卫兵，表示忧虑。卫兵静静地用棒子在地上划出几个大字：大人命令。
“他身旁三十多人（没有讲到其余的人），用铁丝缚着手腕，两人一起，解往汉中门，渡过秦淮河，四五个人因有墙垣可以掩护，便在黑暗中挣扎脱逃，设法藏躲。月色微明，约在午夜后一时，他听到从北面送过来的凄惨的叫喊声。天明，他向北走了不多几步路，看见尸体横陈，满身是刺刀的伤痕，恐怖万分。他终于安全经过汉中门，潜回难民区。
“对于这个人的叙述及其所提供的证据，我还可以附加两点。第一，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曾要求我们到汉中门外去察看许多尸体。第二，据国际委员会的克鲁治君告诉我，他一早在汉中门外冒险行动时，曾目睹那些尸体，但从城墙上看，则一无所见。现在城门是关闭了，不能出去。这一个人所以如此直率向我叙述一切，实在因为他就要去登记，他已预先感到登记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困难。我记得是在一月七日，校内又举行公开的登记，日本宪兵又从他们面前的难民中间挑去了十个人，他便是其中之一。在那一个星期内，负责登记的日本军官，似乎获得上峰的命令，每天须这样才能消差，似乎觉得不足此数就不能使上峰满意。当然，自动承认曾服兵役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了，而登记的手续也已与最初大不相同。我还是和平时一样，密切注视登记的种种情形，在任何时间，只要为日本军官及其性情所许，总想援助受难者。我看见他被日军挑出后，曾替他间接设法，但无效果。我又抓住了一个机会，向一个态度最好的军官恳商，表示我认识那一个人和最有释放希望的另外一人，是否可由我担保（不无勉强之处，请那位军官原谅）。第二个人是释放了，我真认识的人则不准释放，不知何故。再度努力，又碰了壁，我不得不适可而止，以免连累了他人。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死亡是最可能的结果呵。
“据图书馆收容所内两个难民的间接报告，在三汊河附近沿秦淮河北岸，有几百个人被日军用刺刀戳杀，只有他们逃了出来。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两星期内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不知有多多少少，本文所述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在作风上，这两星期内也有重要的转变，现在是把他们认为曾服兵役的难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体的屈杀。照国际公法，如无严格的军事上之必要，俘虏的生命须加以尊重，但这里不是讨论国际公法条文的地方，日本军人也不会有讨论的兴趣。他们早把国际公法搁到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告阵亡的同伴们复仇。其余许多次被屠杀的难民，远过此数。在目前的环境下，我有两种特殊关切的事情：第一是日军用完全不顾信义的手段，使难民葬送他们的生命；第二是我们的财产、全体人员和难民，与这种滔天罪恶的各阶段，均有苦痛的密切关系。关于那一次屠杀，在方法上、地点上以及时间上，全部证据非常充足，其他几次同样有许多难民一去而不复返，但我们只有简单的报告。据各方面的情形推测，那一天从校内拖出去的难民，大多数是在一个晚上处死的，其中有若干人则并入由它处移来的待决的受难者。
“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