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全景纪实-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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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各个战场上的态势也发生了巨变。
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7、8月间又在库尔斯克遭到重大失败，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了。
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上，5月间美英法军队解放了突尼斯，肃清了北非残敌；7月在西西里登陆，月底墨索里尼垮台。
9月3日同盟国和意大利秘密签订停战协定，同日，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
同年10月13日，意大利新政府对德国宣战。
德国事实上已处于两线作战，轴心国开始瓦解。
在太平洋战场上，以麦克阿瑟将军为司令的西南太平洋盟军早已开始有限反攻，控制了所罗门群岛大部。
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于11月底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中的塔拉瓦岛和马金岛，从中太平洋发动主要攻势。
总之，在各个战场上，战略主动权已转到同盟国手中，德、日法西斯已处于退却、挨打的被动境地。
如何利用战局的胜利转折，进—步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以便尽快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并为战后的和平和安全做出安排，便成了同盟国的主要任务，为此，同盟国首脑必须进行会商。
1943年8月19日，正在魁北克开会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致函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
信中说：“我们现在正处于战争的决定性关头，现在正是进行会晤的最适当的良机。”
他俩还提议阿拉斯加、巴士拉、巴格达、安卡拉等地，作为供斯大林选择的开会地点。
斯大林也希望与罗、丘会晤。
但与美、英政府首脑不同，他不但是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而且直接指挥三军，全军的重大军事战略和战役决策最后都由他拍板，而此时苏军正在痛击德寇，斯大林几乎一天也不能离开莫斯科。
所以，为了与罗、丘会晤，斯大林建议，会议地点最远不能超过伊朗首都德黑兰。
同时，苏联政府建议，事先应确定需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并商定必须通过的各项议题的草案。
为了加强主要同盟国之间的了解和联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为召开首脑会议事先做好安排，美英苏三国政府商定先举行外长会议。
1943年10月19至30日，美英苏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斯皮里多诺夫卡宫举行。
这是旧沙皇时代的宫殿，大理石铺地，室内装饰金碧辉煌。
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新任驻苏大使艾·哈里曼和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约·迪恩少将；英国代表是外相安·艾登，副外相助理威·斯特朗和国防部参谋长黑·伊斯梅将军，苏联代表是外交人民委员维·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克·伏罗希洛夫，副外交人民委员安·维辛斯基、马·李维诺夫。
据艾登回忆：“三国政府同意了议程，每一个主角都有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题目。
俄国人所关心的是1944年春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最合乎赫尔心意的题目是关于战争目标的四国宣言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
我的目的是达成一项协议，以建立一个机构，盟国可以在这个机构中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欧洲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正纷纷找上门来。
所有这些主要目的都一一得到实现。”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缩短战争时间的措施，即主要是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苏联对这个问题已提出两年多了，并且一再希望英美尽早实施。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建议明确规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
莫洛托夫正式提出：1943年6月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曾向斯大林声明，美英军队将于1944年春天在法国北部登陆，这个声明是否仍然有效？
对此，赫尔和艾登回答说，在8月底结束的魁北克会议上，美英首脑又重新确认了这个决定，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之中。
但盟军进攻法国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西北欧的德国空军力量大量缩减；二是在发动进攻时德国不可能从其他战场调遣大量兵力到法国。
其实，对美国来说，1944年春天进军西欧已势在必行了。
因为在库尔斯克战役后，德国的失败已很明显，苏军正西进，势将席卷整个欧洲。
所以在魁北克会议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长杜诺万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美英军队在西欧大举进攻。
这样既能打败德国，又能同俄国达成协议，对西方和俄国都有利。
罗斯福正是根据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献策，在魁北克会议上劝说丘吉尔等再次确认1944年春天进攻法国的决定，准备实施“霸王战役”，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丘吉尔曾致电艾登和伊斯梅将军，通知他们进攻欧洲将要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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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在外长会议公报中只是写道，“对于为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卫星国战争所应采取的措施方面，曾有率直的和详尽的讨论。
讨论了具体的军事作战计划，关于此项作战计划，已经做出决定，并已着手准备……”
第二项议程是苏美英中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本来是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结果却发表了四国宣言，这是什么原因呢？
简言之，这是中国人民六年抗战的收获，同时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结晶，尤其是赫尔的杰作。
到1943年时，中国人民已进行了6年的抗日战争。
旧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45亿人民坚持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
几百万军队牵制、消耗和消灭了大量的日本侵略军，显示出一个伟大民族的风范和一个泱泱大国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博得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尊敬。
对美国来说，在战时，中国是打击日本的最好的基地；中国的众多劳力也是可用的兵源。
在战争结束后，一个亲美的中国在亚洲可以监督日本，在北方可以抗衡苏联，在国际安全组织中也可以制约英国。
而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则是销售美国工业品和资本输出的好地方。
所以，此时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确定中国的大国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赫尔这只勇敢的老鹰要不畏疲劳、远涉重洋飞到莫斯科去的原因之一。
赫尔是美国老资格的政治家，出生于田纳西州。
从1917到1933年曾任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达14年之久。
1933年3月起出任国务卿，在政府和国会两院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赫尔痛恨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希望用国际法和国际安全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
这样凭藉美国的经济实力，便可在世界范围内维护美国的利益，使美国称雄于全球。
所以，他和罗斯福总统都力求建立一个国际安全组织，以保障和维护世界和平。
这就是赫尔风尘仆仆远飞莫斯科的第二个原因。
10月7日中午，风和日丽。
73岁高龄的美国国务卿在若干随员的陪同下，在华盛顿机场上踏上了一架四引擎运输机，前往莫斯科，进行他外交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次旅行。
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
第二天早晨，赫尔到达波多黎各，改乘“凤凰”号巡洋舰，横渡大西洋。
舰上有4架飞机负责巡逻，另有两艘驱逐舰护航。
一天下午，巡逻机发现好像有一艘潜艇。
巡洋舰立即发出“各就各位”的战斗信号，驱逐舰也冲向前方。
但结果发现，原来是一条大鲸鱼。
这一场虚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1943年时，希特勒的潜艇在大西洋非常猖獗，同盟国的舰船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赫尔一行平安到达卡萨布兰卡，从那里又坐上运输机（它事先飞越大西洋，在此等候）飞往阿尔及尔，受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欢迎。
将军不顾军务倥偬，专程从意大利来此迎接国务卿，并共进午餐。
他的人品和信心给赫尔留下很深的印象。
戴高乐将军也在这里拜访了赫尔，他们进行了坦率的长谈。
戴高乐的态度比赫尔想像的要友好。
接着，赫尔一行又从阿尔及尔飞往开罗。
这次是夜航，赫尔在机舱里的卧铺上睡了一个好觉。
到达开罗时他受到美国公使等人的欢迎。
下午，赫尔会见了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位二十多岁的漂亮男子，留着胡须。
此后又会见了希腊国王乔治和南斯拉夫未成年的国王彼得。
第二天早晨，美国代表团飞离开罗，前往德黑兰。
赫尔俯看苏伊士运河，许多货船正一字长龙地顺序通过河道。
接着，飞机便飞到圣经上常说的那片土地的上空，他们看到了伯利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当圣地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故称圣地。
从我的视野中掠过时，儿时的往事一起涌上我的心头。
我能看见母亲夜复一夜地给我们朗读圣经。
我能看见我的弟兄们和我把圣经从一个人手中传给另一个人。
我能听见我们逐节逐节地背诵。”
——赫尔回忆道。
美国人从飞机上和地上看到了伊朗正在扮演的重要角色。
它是一条交通要道，美国按租借法给予苏联的援助物资，正源源不断地通过伊朗从南部运往俄国。
赫尔到达德黑兰时，艾登也飞抵伊朗首都。
艾登事先曾致电赫尔，建议他俩在去莫斯科之前，先在开罗举行预备性会晤。
赫尔回电说，我们的俄国朋友已有疑虑，那样做可能被看成是英美在同俄国讨论之前先搞一个共同的政策。
不过，既然他们不期而遇，彼此总要互致问候和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但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讨论。
在飞离德黑兰之前，两位俄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以协助美国飞行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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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新任驻苏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也登上赫尔的专机，偕同前往莫斯科。
赫尔一行于10月18日傍晚到达莫斯科，历时10天半，当然包括坐船。
赫尔走下飞机时，落日西沉，秋风萧瑟，颇有几分寒意。
但莫洛托夫、李维诺夫等一大群官员的欢迎却非常热烈。
赫尔下榻美国大使馆，即斯巴索大厦。
当晚，三国外长便举行预备性会议。
如前所述，现在会议是讨论第二项议程，即苏美英中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在10月21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开始讨论四国宣言。
赫尔说，所有的联合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合作现已处于这样的阶段，即必须考虑我们取得最后胜利之后那个时期。
很明显，赢得战争是首要任务，而第二项任务就是势不可挡的共同利益。
他说，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其中之一就是在维护和平和建立国际安全方面的互利。
我们认为这是保证世界各国人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惟一手段。
我们各国人民的福祉不仅依赖每个政府在国内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而且依赖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世界权力，它将时刻维护和平和保证世界各国人民能实现其进步。
我们认为，这种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已写在《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此后发表的一些宣言中，只有那些值得尊重的国家才关心维护和发展这些原则。
赫尔说，在所有的联合国家里，现在有一种日益增强的愿望，要取得大国的领导和指导，特别是关系到国际事务未来的发展进程。
它们渴望知道，大国是改而采取孤立并从而产生自杀性的后果，还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采取合作的道路。
赫尔接着说，他一向希望明确而坦率地说话。
他要告知会议，美国方面已把四国宣言草案送给中国政府，同时也送给英国和苏联政府，供它们考虑和评论。
艾登大力支持赫尔的论据。
莫洛托夫也说，他的政府非常赞成宣言中所陈述的原则，因而欢迎这个宣言。
但他马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问题，并提出反对理由说，如果中国加入四国宣言，也许在会议期间中国不可能及时地在宣言上签字。
赫尔告诉莫洛托夫，他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那儿获悉，中国政府已批准了四国宣言草案，并希望知道原文可能有什么修改。
莫洛托夫说，会议考虑的是三大国，而不是四大国宣言，但如果证明在会议结束之前可以得到中国政府同意，那么它就可以改成四大国宣言。
赫尔指出所有参加同盟国一方作战的各个国家的心理要素的重要性。
他说，如果把对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个大国排斥在外，那么对于联合国家的团结来说，心理影响是非常有害的。
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些时候，直到莫洛托夫建议休息。
在会议休息时通常都有茶点招待。
那几天天气特好，休息时赫尔等人常到花园里散步。
因而他能有机会与莫洛托夫私下进行颇有收获的谈话。
赫尔回忆说，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时（1942年），觉得他似乎沉默寡言。
而随着在莫斯科的天天接触，他变得越来越和蔼可亲和谈笑风生。
因而他们之间的谈话就比较随便和坦率。
在某次会议休息时，赫尔非常诚恳地向莫洛托夫提出他对中国参加宣言的态度。
赫尔说：“美国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对中国局势做着一切可做的事情。
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
我们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
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
“这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