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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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2）（图）
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五原县，大多数人将土质肥沃，灌溉方便的土地，多数种植鸦片，形成了一片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在收获季节来临前，农村要出现一年一度的繁荣景象，首先是农村流动人口增加。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几个方面，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割烟工人，割烟是一种带有技术性的劳动，不是一般农民所可从事。由于积年累月的种植，种烟地区逐渐培养出一些掌握割烟技术的人。这些人并不完全在农村落户，其中有城镇的商贩和手工业工人，也有从种植历史较长地区（如萨县、托县）来的。割烟工人的劳动报酬和生活待遇，和一般农 业劳动者相比，要优厚好多。以1935年为例，锄小麦时一个成年劳动者每日挣工资1角，饭食是一日三酸（早晨酸粥，中午酸焖饭，晚上酸稀粥），每逢初一、十五吃一顿荤菜面食。至于割烟工人则大不相同了，每日工资起码5角，饭食一定是面，副食如买肉不便，顿顿鸡蛋是少不了的。同时还供应饮料，茶叶与红糖白糖每日均须准备。”（李子英：《五原烟毒史话》，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靖远县，种植较多罂粟的地主，“因收割时间紧迫，多有雇短工者，农村出现了临时的人市。远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地户需要短工的到那里去叫。工资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用几个人就叫几个人。大的地户种百八十亩的要叫几十人短工，除管饭外，工资是付钱，无钱可以大烟支付。今日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资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1两大烟。当时烟价每两1元，每元可买白面30斤。（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割取大烟浆汁的刀儿匠工资、待遇很高，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割取大烟的手艺。割取大烟是个细致的手艺活儿，需用三刃刀在大烟的蒴果上划上刀口，让白色的汁液流出、凝固，然后收集起来。其具体操作程序是：头一天中午后开刀放浆，第二天清早收浆。收完后，再在另一块地里开刀放浆，依次作下去。一块大烟地放完浆二三天后，又可以开刀放浆。一般的大烟可以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放浆时间。放浆开刀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大烟的收成，因此割烟收浆都极讲究，刀儿匠必须技术熟练，“割烟的人要心灵手巧，三刃刀割得恰到好处，好割手一般能连割三刀，三刀后就再不出烟（浆）。先一天下午烟桃被割后，即流出乳白色的汁液，与空气接触逐渐变成黑褐色，第二天早上再用薄刃小骨刀刮取下来，装入罐内，成为生烟土。干燥后装入土大碗内，用黄表纸盖好存放。”（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天气好坏对烟土收成影响甚大。如果看不准天色，放烟后遇到一场大雨，烟桃上的汁液就会被雨水冲光，收成就会落空。由于当时科技落后，无法准确预报天气情况，一些僧道巫神专门作“天气预报”，一见过云发雨，马上鸣钟报警，之后则以功臣自居，到地头要烟。
在一些偏远地区，为了种植罂粟牟利，但又没有种植技术，往往聘请刀儿匠（烟把式）指导。如四川省理县1921年以前，还没有熟练的刀儿匠。当地人看到种大烟有利可图，便“从外地请来汉族的烟马式（刀儿匠）到理县种烟。最初是雇长工，后来是刀儿匠和主人‘分庄’，也有农民将土地出租给汉人种烟的。几年之后，当地农民也学会了种植鸦片的技术，但在收烟和割烟等技术方面，还须请刀儿匠。”
在罂粟种植区，收割大烟是一项重要的农时活动。由于大量刀儿匠云集，农村人口流动增加，且集中于产烟地区，使一些鸦片产区形成了临时的繁荣：劳动力云集、商贩云集、说书和唱戏等娱乐组织也来了，热闹非凡，形成了“烟会”，又叫“烟场”、“烟集”。赶烟会因而成为当时人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了。烟会的情形，我们举例说明。
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每年收获季节（农历七八月间），在整个种烟的河套农村，如同赶庙会一般热闹非凡。在烟地周围，有打玩艺儿卖唱的，有卖瓜果吃喝的。在较大的村落乡镇，还有搭台唱戏的。民间艺人赶烟市，为赚钱，图吸烟，说唱快板‘莲花落’凑红火。”
在内蒙古的五原县，小商小贩是赶烟市的重要人员。“在种烟的年代里，农村的商品需求量和购买力在割烟季节要出现一年的最高峰。那时鸦片的丰歉决定农民一年的命运。所以种烟农民为了迎接和祝贺这个决定命运的季节，在收割烟的时候，除了从优招待割烟的工人外，自己家内也要改善生活，有的还给儿女们添购一些入时的衣着。为此，城里的商人就纷纷人挑畜驮车载把货物送至种烟的村落。另外，在割烟季节为了表示祝贺，二人台班子也要赶赴农村演出。在烟户较多的大村子里，每逢华灯初上的薄暮时候常有二人台节目演出。附近村落的青年男女亦多往围观。虽说那时照明设备简陋，可是轻歌曼舞，笙箫伴奏，人笑人语，看起来也是赏心乐意喜气洋洋。在那个年代里，乞食的人是比较多的，平时大多是在城市里行乞，逢到烟市也纷纷转移到农村。”（李子英：《五原烟毒史话》，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天水，每年五六月间便陆续开刀割浆，烟会也就开始了。“这时城市大量无业贫民和苦力劳动者，都到农村赶烟场打短工。小商小贩也备齐农村所需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打板子’的等，也都纷纷下乡赶烟场。尤其唱秦腔的鸿盛社戏班子，这时也下乡演出，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划整为零深入田间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县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乡，勒收亩捐借机发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 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靖远，由于种植罂粟，县城出现了繁荣。在七八月份收烟的时候，赶烟场的人很多，靖远城乡也空前热闹。据记载：“当割烟的时候，和尚、道士不远千里而来化缘。卖武、耍猴、马戏团络绎不绝。当时最时兴的日用品，例如化妆品、生发油、花露水、丝织袜子、天津礼服呢等都是普通货。城镇街道上京货摊子排比拥挤，五光十色。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零星玩艺，应有尽有。”“除了赶场的短工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走江湖的，拉狗耍猴，猴子、小狗在地头给地户叩头作揖，提水烟袋的给大家装水烟；弦管卖唱的唱一段；卖武的扛着大刀、杆子，一到地头，一口大碗伸向地头的掌柜，掌柜的即抹一板子大烟。”“卖艺的人每到一村，找一个适中的现场，敲起大锣，群聚而观。当场不要钱，算作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能要满满一大碗，约三四两。戏班的演员尤其吃香。麻子红（一名角的诨号）一度到靖远赶场，在大碗后面还有龙套抬着牛头罐子，地户争着抹，希望在庙会上看他的拿手好戏。”（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陇西，“收烟时引来陕西、河南等省形形色色的人流来赶烟场，有富商大贾，有流氓乞丐，有妓院和各种杂耍，真是乌烟瘴气，盛况空前。”（陈仁：《陇西种植、吸食、禁止鸦片记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3）（图）
当然，烟会中缺少不了收购大烟的大小商贩。在靖远县，“当大烟收割正忙之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辙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匪抢劫。”（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省的西昌，“每年春末夏初，新鸦片大量上市，西昌便开始了盛况空前的繁荣，其繁荣热闹胜过往昔虫会。烟会期长短不一，一般延续一个月左右，交易主要在西街川主庙及其附近。那段时间西街上行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街沿坎上满是大缸小钵的生烟。……西昌烟会最繁盛时，每会交易量都在300万两以上。”“卖烟的除西昌本地农民外，还有冕宁、越西、盐源、昭觉来的。买主则多数来自四川内地，其中又以军政要员的代理人为多，西昌的军政人员则亲自上市收购。”（林如渊：《西昌鸦片祸害一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宜宾，“每年罂粟花（俗名烟花）结果，割破后收的果浆，即为新土。当旧历每年四五月间，新烟土登场时，举行烟土贸易集会，就称‘烟会’。一般为期一个月左右。参加者多为烟农和中小烟贩。”“烟会开始后，市场也空前繁荣。每天上午下午烟土到处公开陈列，大小店铺和摊贩，遍街都是。尽管离此一千余里便是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所在地，但这里却无人说禁烟。省内外来到这里赶烟会的人，摩肩接踵，称斤讲价之声不绝如耳。旅馆食店，生意也特别兴隆，各种日用品、食品应有尽有。……随着烟生意而来，便是吃喝玩乐，烟、酒、娼、赌，混迹其中，平时冷冷清清，连过路狗都要咬人的乡场，一时虚假繁荣，乌烟瘴气。烟贩们这种疯狂的争利和享乐，往往伴随着另一种乐极生悲。那就是烟会期间，抢劫与暗杀不断发生。烟会期间虽然热闹，但那只不过是烟土的陈列展览，所成交的是小量零星的烟、物而已。真正的大批鸦片买卖，是在暗中进行的，烟会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宜昌市政协文史办：《宜宾烟祸纪要》，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关于烟会上鸦片买卖的具体情形，我们以内蒙古的赤峰县为例说明。民国年间，“每年大烟季即收割季节，市面上比往常热闹多了。……集市路边摆着一排排的收烟摊，收买大烟的人多是来自天津、北京、沈阳等地的老客，也有本地绅商富户派出的收购人。他们坐地摆设短腿桌子，上面旋转大烟灯、戥子、秤、盛烟奶子的盆、罐、油布等，以招徕卖烟的农民。一般种烟户，要完税，要交租，要还债，割大烟更要雇帮工，急等钱用，只要烟地一开刀（开始割浆）就随割随卖。所以，一到集日，卖大烟奶子（指生鸦片）的人很多，摩肩接踵。他 们拎着罐子、缸子，也有的牵着毛驴驮着装有刚晒成的稀烟土，到处求售，也有给本地主顾、东家送货上门的。收售鸦片必须用烟灯、钎子等工具把烟奶子或烟土经烧烤后冒出烟雾，再加吸嗅捻看，以鉴别品质优劣高低，最后议价成交，过秤付款。外地老客收足了生鸦片多是就地加工，及时运走，而本地富户则加工后储藏起来，相机高价出售或转运外地。”（李心平、王洪武：《鸦片烟毒在赤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烟会期间进行着鸦片贸易，交易量很大，往往是旧官僚勒索钱财的好机会。在云南省滇西地区，抗战时期鸦片烟买卖市场集中在巍山县，过去叫蒙化，当时的县长是宋嘉静，所有从西路来的烟进入蒙化，都要按百抽一给宋嘉静。后来烟市搬到了凤庆，蒙化实则成了公开市场（参见马超群：《云南制烟贩毒内情》）。在四川荥径县，“县长唐登汉在每年烟会的前期，必须把乡镇长加委一番。因为收烟期间，乡保长的油水很大，必须向县长献上一笔大款，才可以得到加委状；如果包袱（指贿赂）小了，加委状就到钱多的地方去了。顺江乡乡长熊大章因只送了金圈12支就没有得到加委状，后来向亲朋借贷，凑足20支金圈，加委状才得到手中。其他每个乡长都不两样，不过礼物不同，方式各异。烟会期间，加委状异常宝贵；缮写委状的，封印委状的，转发委状的，登记委状的，还有听说加委了先去报喜的，衙门里上上下下，太太小姐，丫头老妈以及打杂勤厨，都是要吃喜分红的。这笔收入的款项，也就是衙门上下人等预备购买新烟准备金了。当然，乡长回乡，对于保甲长也照搬这套方法来索取现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也算是当时的常规。”（陈耀伦：《西康烟毒与荥经事变》，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4）（图）
从以上数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生产种植在全国许多地区已经成为一件十分重大的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对鸦片的生产十分关注，渴望着丰收。因此，当收获在即的割烟时刻，鸦片种植区都热闹异常，空前繁荣，形成了节日般的烟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烟会就是当地的重大节日，还是一个内容丰富、购物、娱乐兼顾的节日。
赶烟会的人包括三教九流，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分别是具有割烟技术的刀儿匠；因刚卖了大烟，手头略微宽裕的农民，他们急于给衣不蔽体的妻子儿女买衣服、家常日用品；各种各样的商贩，从卖衣饰到各种食品、日常用品；收购鸦片的烟土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取零星的生鸦片，再转卖给外地的大鸦片商；各类地方戏的演员、戏班子、杂技演员、马戏班子、耍把式的武术教头等，他们也趁人们手中有钱，心情高兴，来献艺赚钱；僧人、道士等神职人员，他们或前去化缘，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