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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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管理机构这个奥吉斯王牛厩相传奥吉斯王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赫克里士用河水在一日之内冲刷干净。
　　　　由一位新的审计员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打扫干净。海军上将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引进了炮火革新，就像格里博瓦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使舰上炮火机动灵活，又快又准，英国海军战士得以在近距离内接近敌舰摧毁敌舰，而无需拉开距离，排列阵形。
　　　　这种新的非凡体系给了海军司令官们大得多的主动性、机动性与控制力，使近距离战斗未出现混战局面。18世纪时，海上作战同陆上作战一样，也是把战舰僵硬、刻板地列成横队，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才开始打破。如今，英国的海军上将们便可以无限灵活地运用战术与计谋，且有一个有远见的海军部鼓励他们这样作。罗德尼，豪，贾维斯，尤其是高出众人的纳尔逊（Nelson），出色地把新的专业技术同迷惑敌人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接连不断地摧毁了所有传统敌人——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舰队，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海上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
　　　　正是这一海上统治地位，尤其是经过1805年特拉法加之役Battle　of　Trafalgar；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海岸。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霍拉肖·纳尔逊指挥下，大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此役使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无力再入侵英国。伦敦市中心有纪念性的特拉法加广常，使英国对击败拿破仑作出了更大贡献，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此时的欧洲各国大都实行粮食自足的经济政策，英国同法国相互封锁，同后来在20世纪中发生世界大战一样，并不是要饿死对方，而是上述“商人战争”的继续，复归到重商主义的思想，企图用垄断贸易的手段，从财政上击败对手。1802年英法在亚眠缔结和约为何如此短命的原因之一，正是拿破仑在法国商界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复活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对英再次进行1786年英法“伊顿和约”签订后短暂停止了的贸易战（当时和约签订时，威廉·皮持＇William　Pitt＇曾堂而皇之地引用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法国摆脱了旧时代的关税壁垒，又因兼并了几个比利时的省份而获得了煤和铁，现已成为英国危险的竞争者。第一次与第二次“联合战争”，相互贸易封锁是一个主要的起因。法国像在1780—1783年间那样，通过“武装中立盟约”把欧洲北部的几个重商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这一既定政策一直延续下来，1806年特拉法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了海上的控制，奥斯特里茨与耶拿等陆地则由法国控制，拿破仑颁布了“柏林法令”，在所有法国控制的土地上禁止英国人来贸易（还包括英国控制的商品）。
　　　　英国人的反应是也搞封锁，但目的不是摧毁法国贸易而是去控制它。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的；“法国通过法令取消了所有同英国的贸易。英国回答说，法国除了同英国不得同别国贸易。”E。　F。　Heckscher；　TheContinental　System；　London；　1922；　P。120。中立国的船只只有经英国批准，履行英国的条件，才被允许同法帝国进行贸易，这一限制性规定很快引起摩擦，最终于1812年同美国开了战。由于欧洲市场不但渴求英国的商品如服装、金属，而且需要各殖民地的商品：棉花、染料、白糖、咖啡，这些现都由英国垄断，英国封锁大陆几乎可以使大陆的困难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不得不求助于走私，走私规模如此庞大，以致法国政府不仅不得不予以默许而且自己也参加了进去。
　　　　其结果，欧洲人民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渐渐淡忘，而对这这种不适宜的统制经济所产生的腐败与压迫却感受极深。拿破仑为了这种自我制约的封锁，不得不更加加强控制。1808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被迫采用他的“大陆制度”，这样，反倒造成地中海区域对英国的普遍支持。1809年，荷兰与德国北部参加进来，1810年又有瑞典加入。拿破仑绞着两手抱怨说，如果不是英国，他就可以遣散军队，过和平生活了。到1812年，如果说全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到处都酝酿着不满情绪，那么，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耐心的、表面不张扬的封锁的结果，早期的一系列胜利使皇家海军己完全可以做到这点。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五年前自蒂尔西特协议（Tilsit）奉行“大陆制度”，到了这一年也认为他同英国的木材、谷物交易受到干预是不可容忍的，便挑战性地恢复了同英国的贸易关系。拿破仑认为已无选择余地，只有用武力使俄国服从。
　　　　但是，还必须看到另外的一面。英国的经济也不能毫无损伤。战争己不再是一百年前那样是贸易与获利的同义词。
　　　　英国商人把法国殖民地贸易夺到手固然不坏，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匹与金属制品的厂家无法轻易地把货物私运进一个市场限制很严的欧洲大陆。1808年，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便对英国开放了贸易市场，才使货品积压的危机稍得缓解。向南美洲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八百万英镑增加到1809年的近两千万英镑！这一贸易模式一直沿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这是一桩祸福参半的买卖。这种狂热的投机活动导致1810年的市场崩溃。与此同时，由于对英国封锁大陆进行报复，开始扼制英国商品，英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也从1810年的七百七十万英镑降为1811年的一百五十万英镑。英国的仓库内积压着大量卖不出去的商品，工人闲置起来，开始发生暴动与捣毁机器事件；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粮食歉收使英国的面包价格飞涨。
　　　　英国军队被召来担负此后四十年一直担负的比任何国外战争走得更远的任务：压制英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说，在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辉煌军事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经济制度的斗争，对发动战争起着决定性作用，越往后，其作用越显著。战争成为全面的了，不单是军队的冲突，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冲突。这种倾向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化，在维也纳会议闭幕后数年内，欧洲大陆开始了这种变化。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tracy
　　　　第六章　国家间的战争
　　　　1814年后，鉴于二十年来的革命与入侵几乎要把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赶下台来，因此他们颇不轻松地重新坐稳马鞍，确认拿破仑的经验不值得重现，欧洲还是应该恢复并维持18世纪时的政治平衡、社会稳定的局面。重建这样的平衡，被认为比开发由法国革命引起的处于欧洲社会表面下的政治与军事潜力更重要得多。拿破仑的强大军事力量系依赖整个社会的革命化转变，而主张复旧的其他各国君主是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拿破仑战争于试图推翻欧洲现有的国家制度也许具有威力，但不管对此如何评价，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想保留这种威力。
　　　　因此；在半个世纪内，欧洲各国的军队已恢复到18世纪的模式：军官由贵族担任，士兵均长期服役，军队与社会其他群体相隔离。为抵抗拿破仑挑战曾对本国军事结构稍作调整的国家——英国、俄国、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都毫无障碍地回到了传统方式。普鲁士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与其同事引进并由“1814年军队法”建立起来的征兵制（三年服现役，两年预备役，从有钱人中选举预备役军官）尚未全部废除，但改革者已湮没不显或已退休，预备役制逐渐衰变为乡村俱乐部，征兵制也尽量少用或尽可能偶一为之；贵族阶级已在军官团内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法国完全回到“旧时代”已不可能。拿破仑从前的军事助手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　Cyr）于1818年，苏尔特（Soult）于1832年，已把法国军队的体制建在拿破仑军队的框架上。法国的军事法规保留了征兵制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运用于买不起免税权的贫困阶级。这一征兵制度又维持了七年，以便刷新一支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全民皆兵”模式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化军队。军官不再一律由贵族担任而改用有专业的人才，下级军官大都从列兵中提拔，他们同民间保持一定联系，他们从本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动荡中认识到，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存在军队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了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在圣西尔的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设在柏林的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及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有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老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同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坍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I。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来竭力防止。但是，他们在欧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成功同时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却又最终使得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章内讨论。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法国同奥地利帝国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
　　　　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运转了，但后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在1866年自己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