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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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内，第一台“坦克”行动了。这些早年的装甲车的设计与使用是为了适应堑壕战的需要的。最初作为可移动的炮火，配合进攻的步兵突入敌人的防线。当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便不难找出对付它的办法。最惊人的突破是德国人1918年3月在西线的成功，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国人布置来福兵不按习惯排成长长一行的作法，而是一组组“暴风队”配有迫击炮、轻机枪与手榴弹，躲过敌人强点，专攻弱点，独立作战，灵活机动，自从法国革命早期战役中见到的散兵线以来，欧洲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但在失去联络、失去大炮掩护的情况下，装甲车与“暴风队”都将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须依靠十分脆弱的战地电话线，其次要依靠战地大炮，大炮要在一个破坏狼藉的战场上拖来拖去，颇难瞄准新的目标。
很实际的问题是：停战以后，人们是不大想去采用军事专家们大胆创新的意见的。装甲战的先知，英国有J·F·C·富勒〔J．F．C．Fuller），B·H·利德尔·哈特（B．H．L．Hart）；法国有查理·戴高乐（C．de Gaulle）；德国有海因茨·古德林（H．Ghderian）；苏联有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i）元帅。这些思想家描绘的图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组成的一整个师，去突破敌人的防线；或让坦克从潮水般的向前进攻的士兵的空档中冲过去，击垮敌人后方的神经中枢，……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未能回答。这些战斗单位如何同后方保持联系？供应怎么解决？重火力支持如何解决？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投降敌人或者被敌人切断？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线实行突破，那么，能不能用作反坦克，有效地封住敌人的进攻呢？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例如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就大有帮助。但是，甚至德军统帅部对此也抱怀疑态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预，于1934年建议成立了最早的一个“坦克师”。但是，这种坦克师的效果，不仅法军统帅部1938年对此所做的评价不高，就是装甲战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专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评价也不高，哈特已发明了对付德国坦克师的办法，包括在战场上埋地雷，布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的装甲车等。
自然，1940年与1941年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并不需要像从前的战争那样，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1940年5月在西线的进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不愿考虑这一进攻后面的战略概念，直到希特勒进行干预，才予接受。旗鼓相当、保持镇静的对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的德国装甲尖兵封锁起来，战役可能延长下去，演变成为历史上一桩灾难性的赌博。就像拿破仑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对手士气不振，这些对手在从前的战争中习惯于慢慢腾腾，不能适应现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1941年的对手是苏联军队，它的军官团三年前己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军队巳被搞乱，要想取胜就更难了。
速战速决的战术只适用于未作准备的对手。从长期来看，这种战术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如果坦克能进攻，坦克也能反进攻。一个区域可以布满地雷与反坦克武器，铁甲车就根本无法动弹。许多情况下，胜利端赖于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如果没有曾受高度训练、行动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装甲部队是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还有大炮也须紧紧跟上。所有这些，需要数百辆车来运送供应汽油与弹药，而提供这些东西又需要数以千计的车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梦想由小型、灵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队去攻击敌方供应线，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现在看到的现实却是每一支大军都有一个大“尾巴”，需要大量聪明的后勤人员才能把它们搬动，而且极易受到空军的攻击。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队，首先依靠征集来的兵员的战斗力，主要不在规模，而在多方面的适应性。1914年的军队基本上是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标准武器武装起来的步兵，后勤供应由铁路运输大体即可解决，前线比较固定，从车站到前线之间来回穿梭运转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部队就相当复杂了。一个步兵营不但有来福枪与手榴弹，而且还有两种型号的迫击炮，两种式样的机关枪，有轻型履带机动车，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数种型号的地雷。装甲部队的装备更复杂；两栖作战部队与航空部队当然就更加复杂了。
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中，服务、供应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讯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在苏联，“牙齿”同“尾巴”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准备上接近西方水平。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陆军仍然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都要依赖技术进步。
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讯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的准确情报的人。
一大批男子、妇女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征召入伍的，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作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残留痕迹的士兵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从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更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曾挫败马赫迪人（Mahdi）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每颗炸弹摧毁了一个中等城市，十二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里，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哥伦布与瓦斯科·德·甘玛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废除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阿修比
尾声核时代
试图回答上一章摊出来的问题，会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还只有三十年。拿破仑战争过去四十年发生过欧洲列强之间的有限冲突；过去将近一百年才发生一场把各国都牵扯进去的世界大战。当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样，大家以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今后的战争，一个人类历史上可以尽情享乐的时代已现出曙光。胜利后简短的欢欣一结束，苏联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对立重新出现，同战前一样地不可调和。几个月的时间，误解便导致了不合作；几年时间，不合作便导致军事对抗，导致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扩军备战的新水平。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秩序似乎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战略分析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说的“娇嫩的恐怖平衡”之上。
逝去的岁月应能谨慎地作证：事实上，和平只建立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世界上的大国把接受现状作为各国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愿再承受任何大动乱。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维持了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在一个我们看到的1945年后经济与社会迅速变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稳定，需要特殊的智慧，来规划政策与措施，这就像要节俭之神从他吝啬的手中施舍出一点点东西来一样困难。不过，人们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欧洲体系框架内，今后的战争，有两条充分的理由预言它们同本书上述有关战争发展的种种特点具有根本的区别。
首先一条理由，“欧洲”作为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已不复存在。正像15世纪末，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那样强大的外援军进入意大利各自支持冲突中的—方，把意大利半岛分割掉，于是意大利城邦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头一次反攻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珍珠港事变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内，“欧洲的历史”就此结束了。这两个国家，文化根源都来自欧洲，但她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她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她们来做中心；她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发生一场战争，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亦将限于这一范畴。
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体系同时并存，欧洲同其他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是扩散了其地理知识，然后是贸易，然后是军事力量的扩张；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欧洲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区之一，但是，她们的政治影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上已被剥夺了原有的位置。这个最敏感的点，就是把冲突限制于冻结的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产生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残留的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了顾问、训练或武器。
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国际武装冲突的形式几乎无穷无荆其中主要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常规的”冲突，所用武器还可认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武器的后代，虽然是更高级—些、更昂贵一些了，并且年复一年地寻求利用火箭技术与电子技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发明了“准确导向”的火箭（可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发射，甚至可由步兵携带），便在两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最虔敬的问题上投下了疑问：用人驾驶的飞机取得战场上的制空权，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参谋人员发现他们就像一百年前的参谋人员那样处于同样的窘境。他们知道，他们藉以作出推断的经验已经过时了；他们所能用来检验其可靠性的战例仅仅是中东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简短冲突，从这些特殊环境是很难得出什么确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