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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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加上“渐进”这个词，以排除不愉快的联想和表达我的信念：“渐进的修补”（有时这样来称呼）和批判性分析相结合，不论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中都是取得实际成果的主要方法。由于人们对社会的改进提出批评和建议，或者更确切他说，由于人们力图发现某种经济行为或政治行为会不会产生预期的或所希望的结果，从而使社会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方法确实可以称之为古典的方法，而这就是当我把技术方法归结为社会科学或归结为“渐进工程”的时候我心中所想的方法。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技术问题可以有“私人的”和“公众的”性质。例如，关于商业管理技术或改善劳动条件对生产的作用的研究属于前者。关于监狱改革或普遍健康保险或者关于借助法庭来稳定价格，或者实行新的进口税等等对收入平均的影响则属于后者；有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控制经济周期的可能性；或者在国家管理生产的意义上的中央“计划”是否与有效的行政管理民主监督相一致的问题；或者如何向中东输出民主的问题，也属这一类。
　　　　强调实际的技术方法并不意味着应该排除通过实际问题的分析而提出的理论问题。恰恰相反，我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认为技术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提出一个纯属理论的重大问题。但是，技术的方法除了帮助我们选择问题这一基本任务以外，还把一条戒律加给我们的纯理论倾向（特别是在社会学本身的领域中，这些倾向很容易把我们引入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因为这使我们不得不使我们的理论服从一些确定的标准，例如明确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的标准。我或许能够把我关于技术方法的观点表述如下：社会学（或许一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应该寻求“它的牛顿或它的达尔文”不如说寻找“它的伽利略或它的巴斯德”。
　　　　这一点以及我上面提到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类比，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对，这就象我们选择象“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这些词的情形一样（尽管“渐进”这个词表达了重要的限制条件）。因此我最好说，我充分理解对僵化的方法论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用哈耶克教授的话来说）的斗争的重要性。然而，我不明确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这种有成效的类比，纵然我们认识到它已经在某些方面被严重地滥用和曲解。再者，我们已表明了这些僵化的自然主义者所抨击的一些方法基本上正是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方法，除此之外，我们很难提出比这更有力的论点来反对他们。
　　　　表面上看对我们称之为技术方法所提出的一种异议是，这种方法意味着对社会秩序采取”能动主义的”态度（参阅第①节），因而容易使我们不赞同反干预主义者或“被动主义者”的观点。这观点认为，假使我们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状况不满，乃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和为什么能动的干预只能使事情更糟。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当然丝毫不赞同这种“被动主义者”的观点，我还认为全面的反干预主义政策是站不住的——即使以纯逻辑的理由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它的拥护者们不得不为了防止干预而推荐某种政治干预。然而，技术方法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立的（它本来就应该是中立的），而与反干预主义不相容；相反，我认为反干预主义包含着一种技术方法，因为断言干预主义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就是说某些政治行为不能取得某些结果——取得的不是希望的结果。任何技术的最典型任务之一就是指出什么是不能实现的。
　　　　更严密地考虑这一点是值得的。正如我在别处表明的，所有的自然规律都可以表述为断定某事不可能发生；就是说，可以用谚语的方式表述为一句话“你不能用竹篮子打水”。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能制造一台永动机”，热力学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能制造一台效率为100％的机器”。对自然规律的这种阐述方法使其技术意义变得明显，因此它可以被称为自然规律的“技术形式”。假如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反干预主义，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它很可以用这样一些话来表述：“你不能得出如此结果”，或者，“如果没有如此伴随作用，你就不能取得如此结果。”但这表明反干预主义可以被称为典型的技术论。
　　　　当然，社会科学领域并非只此而已。相反，我们的分析的意义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使我们注意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种真正基本的相似性。我想，社会科学规律或假说是存在的，它们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是相似的。鉴于这些社会学规律或假说的存在（不同于所谓“历史规律”）常常受到怀疑，我现在要举出一些例子：“你不能采用农业关税而同时又减少生活费用，”——“在一个工业社会中你不能象组织生产者压力集团那样有效地组织消费者压力集团。”——你不能有一个中央计划社会的同时又保持具有竞争价格主要职能的价格制度。”——“你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而又没有通货膨胀。”另一组例子可以取自权力政治：“你不能进行一场政治改革而又不产生对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是不可取的影响。（因此，要提防它们）。——“你不能进行一场政治改革而又不使反对力量加强到大致与改革的范围成比例的程度。”（这也可以说是“总有与现实相联系的利益”的技术推论）——”你不能进行革命而又不引起反抗。”还可以给这些例子再加上两个，这两个例子可以称为“柏拉图的革命规律”（出自《理想国》第八卷）和“艾克顿勋爵的腐败规律”，分别是：你不能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因内讧或战败而受致削弱的话。”——“你不能给一个人以控制他人的权力而又不诱使他去滥用权力”——这种诱惑大致随着所掌握的权力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几乎无人能够抵御这种诱惑。”在这里我们没有假定已有证据的力量支持这些其表述还有很大改进余地的假说。它们不过是渐进技术要讨论和充实的那种类型的陈述的例子罢了。
21．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的对立
　　　　尽管“工程”这个词会带来有异议的联想，但我还是用“渐进的社会工程”来描述渐进技术结果的实际应用。这个词之所以有用，乃是因为需要有一个适用于各种社会上活动的词（私人的活动和公众的活动），这些活动要实现某个目的就得自觉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技术知识。渐进社会工程和自然工程一样，都把目的置于技术领域之外。（技术之对待各种目的，只是看它们是否彼此相容或能否实现而已。）在这一点上，它和历史决定论不同，因为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取决于历史的力量，因而它包括在历史决定论的范围内。
　　　　正如自然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和改造、维修机器一样，渐进社会工程的任务是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这里所用的“社会建构”（Social　institutions）这个词的意义很广泛，包括私人性质的和公众性质的东西。因此，我将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企业，不论它是一个小商店还是一间保险公司，同样也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一所学校或一种“教育制度”，或一个警察部队，或一个教堂，或一个法庭。渐进的技术师或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然而，尽管渐进工程师对这种事实可能有极深刻的印象，但他作为技术师或工程师将以“功能的”或“工具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建构，他得把它们视为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或者认为它们可以加以改变而服务于某些目的；认为它们是机器而不是有机体。当然，这不是说，他将无视社会建构和实际工具之间的根本区别。恰恰相反，技术师以假说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结果时，不但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似，也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下面的例子表明，用技术形式来提出关于社会建构的假说确实是不困难的。“你不能建造连傻瓜也会干的社会建构，即其功能不大依赖于人的建构，你充其量只能帮助人们进行工作以期达到社会建构的设计目的，从而减低人的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成功与否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知识。（社会建构好比堡垒。“白们不但要设计得好，而且要恰当配备人员。）”
　　　　渐进工程师的特有态度便是如此。他也许抱有把社会看作“整体”的某些理想（例如社会的普遍福利），但他并不相信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设计的那种方法。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某些个人或集团的财富的积累或权力的增加；或者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或者保护个人或集团的某些“权利”等等。因此，公共的或政治的社会工程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可以是极权主义的，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W·李普曼以“自由主义的议程”这个标题列举了一些渐进改革的意义深远的自由主义纲领的例子。）渐进工程师，例如苏格拉底，知道他的知识多么少。他知道我们只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警惕改革中难免出现的不利后果；他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不能分辨这种改革的原因和后果，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
　　　　这种“渐进的修补”与许多“能动主义者”的政治气质格格不入，能动主义者的纲领也被描绘为“社会工程”的纲领，可以称之为“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工程”。
　　　　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
　　　　或许有人会问，渐进方法与这里所说的整体主义方法有无根本的区别，因为我们还没有给渐进方法的范围划出界线。就这里对它的理解而论，例如，宪法的改革属于它的范围；我也不排除一系列的渐进改革是由某种普遍倾向引起的可能性，例如，使收入更平均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渐进方法可能导致通常所说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可能有人会问，在这些较为雄心勃勃的渐进工程与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方法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假如我们考虑到，在估计某种改革方案的可能结果时，渐进技术师必定尽量准确地去估量任何措施对社会“整体”的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贴切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并不想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指出整体主义的技术师和渐进技术师对社会改革任务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整体主义者反对渐进方法，认为它太温和。然而，他们的反对和他们的实践并不相符；因为他们尽管是雄心勃勃的和无情的，但在实践中总是笨拙地随意应用基本上属于渐进的方法，只是不审慎和缺乏自我批评。原因是，整体主义方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事实上，这种权宜措施同较温和而谨慎的渐进干预相比，更具有中央计划或集体主义的计划的特点；它不断地使乌托邦工程师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说，它导致众所周知的无计划的计划。因此，实际上，乌托邦工程和渐进工程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于规模和范围，其实不如说在于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学说在合理改革所应采取的方法的看法上来比较的话，它们的区别不在于规模和范围，而在于别的方面，与我们往往所设想的相反。我认为在这两种学说中，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并容易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我认为这两种方法，其一是可能的，其一简直是不存在的，不可能的。
　　　　所以乌托邦的或整体主义的方法和渐进的方法之间的区别之一可以表述如下：渐进工程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使乌托邦主义者对关于社会建构的控制限度为社会学假说产生了反感；例如，这一节上面提到的表明“人的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那个假说。乌托邦的方法先验地拒绝这些假说，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在另一方面，与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问题又必然迫使乌托邦主义者（不管他愿意与否）要用社会建构的手段来控制人的因素，并且把他的纲领加以扩大，使之不仅要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对人的改造。“因此，政治问题就是组织人的冲动，然后把这些冲动引向正确的战略目标，使发展的总过程沿着预定的方向前进。”这个纲领是容许失败的，甚至在付诸实行之前也是如此，这似乎与好心的乌托邦主义者相违。因为这个纲领改换了他的要求，他本来要求我们建设一个适合于人们生活的新社会，如今则代之以要求我们去“改造”人，使人适合于他的新社会。很明显，这就排除了检验这个新社会的成败的可能性。因为对于不愿意在那里生活的人来说，只需承认他们不适合在那里生活，承认他们的“人的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就行。但是，如果没有检验的可能性，那么，声称采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