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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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两夜，吓得刘家一家老小不敢出门儿。刘大爷想，兔子急了也咬人，就出来安慰孙满仓：“满仓，又不是我要给你老婆戴帽子，事出有因嘛。你别着急，我们再研究一下。”
于是，刘大爷召集来农会的几个干部开会。大家分析到，按说这个胡荣花也是苦出身，是恶霸地主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从要饭的叫花子手里买来的，没有享过几天福，于是，农会的干部们就决定不再给她扣地主分子帽子了。从此，刘大爷的儿子刘庆典恨死了孙满仓，地主的小老婆胡荣花却爱死了孙满仓。
胡荣花这女人，肤色较黑，脸长得却很俊俏。眼儿媚，乳房高，腰部细，屁股翘，说话嗲，走路飘，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风骚味儿。她有一个小毛病，就是经常害偏头疼，两边鬓角轮换着贴小膏药。她的小膏药，不是摊在白布上，而是摊在红布上。鲜红的膏药片儿，贴在鬓角上，不但让人不觉得丑，反而增加了几分妩媚。在许多光棍汉眼中，胡荣花差不多就是七仙女下凡。她虽然爱孙满仓，但这种爱更多的是感激成分。她在和孙满仓共同睡觉的第一个晚上，就觉得孙满仓没多大用处。两个人都急了几身大汗，也没有能够把那个小虫虫儿，抿进小洞洞儿。她心里只怪自己的命不好，先是嫁个糟老头子，让孙乃器的指头受用；又嫁了个外强中干的庄稼汉，连指头受用也不会。即使这样，她仍然待孙满仓很亲，给人说话，总是“俺的仓”怎么怎么的，亲昵无比。
时间久了，胡荣花到底挨不过正常的生理需求，就不断闹出点风流韵事儿，在地里、麦场里与一些野汉子苟合。尝到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孙满仓本事不济，偶尔动兴与胡荣花交配，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在这个时候，胡荣花非常厌烦他，推开他，给一个脊背，独自呜呜抽泣。
孙满仓心里有愧，对胡荣花与其他男人亲热，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常常安慰自己说，为人不可妄贪，有人做饭，有人心疼就行了。反正胡荣花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老婆，两腿间的那玩意儿又不是米面缸，挖点少点。心里逐渐麻木以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除了吃饭，就一直住在牛屋里，任凭胡荣花与野男人纵情折腾。
过了几年，胡荣花生了不知谁是亲生父亲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老大两岁时得破伤风死了，只留下了一个孙二孬和一个孙丫丫。胡荣花的“破鞋女人”称呼就在乡亲们中间流传起来。
寨子里的男人们就是奇怪，胡荣花的名声越臭，就越有人想沾她，弄得寨子里的女人，看见胡荣花就“呸”她，还严加防范自己的男人。许多男人吃不到胡荣花的 “豆腐”，只好在梦中和胡荣花胡搞一气。倒是胡荣花生了两个小子之后，奶子变得下垂，皮肤开始松弛，黑色变成烟青色，想她的人才少了。只剩下几个光棍汉还是她的老相好，经常掂一捆菜或者几斤面粉，悄悄地去和胡荣花亲热一回。
这胡荣花很有长处，她一段时间只和一个男人来往，对其他人并不兜揽。没有好处她也不干，有了好处，尽量用在男人和儿女们身上，可她自己毕竟在孙乃器家中过好日子习惯了，有些好吃懒做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戴了一头绿帽子的孙满仓，儿女双全，尝到了物质上的甜头，小日子过得比别人稍微滋润一些，完全没有了廉耻和嫉妒，对子女和老婆疼爱有加。
可是生活毕竟太糟糕了。这一年过罢春节，到了三四月份，正是春荒时期，我们寨子里的好多人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基本上依靠挖野菜度日。他们家里的日子虽然好过一些，也没有了不明来历的肉吃。胡荣花和孩子们嘴馋，吃饭时没有少念叨过年的好日子。“一定要想方设法弄点肉吃，让老婆孩子解解馋”，这个念头，像虫子一样咬着孙满仓的心，让他昼思夜想，看见任何动物，都想把它们变成肉拿回家里。
这一天早上，孙满仓的脸色煞白，跑到生产队长贵亭叔的家里，对贵亭叔说：“贵亭哥，我的那头牤牛不吃草，不倒沫，也不知得了啥病！”
那时候，伟人毛泽东有句农村干部和群众挂在口边的名言：“牛是农民的宝贝。”也真的是这样，农业机械化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牛全部用来使役，是农民最得力的生产帮手。一个生产队里，十几头牛是所有农户的宝贝。贵亭叔一听就急了一身汗，赶紧跑去一看，这头已经十来岁的老犍子，眼里流着泪，卧在牛铺里一动不动，贵亭叔怎么轰也不站起来。贵亭叔和几个牛把掰开牛嘴一看，这头牛的舌头不见了，含了一嘴血水。贵亭叔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叫会计立即向大队支书刘庆典报告。
接到报告后，刘庆典马上带着治保主任张群柱来了，简略地问了一下情况，立即组织民兵挨家挨户搜查。不到小晌午，有几个民兵在孙满仓家锅底洞的灰堆里，找到了那半截用破布包着的牛舌头。至此事情真相大白，谁也想不到，少言寡语、老实巴交、根红苗正的贫农社员孙满仓，竟然是谋害生产队耕牛的凶手！刘庆典一声断喝：“把孙满仓给我捆起来！”立即有民兵把孙满仓五花大绑，送到了公社院。
我们八队的社员，还有其他队的社员，都拥到了公社院。大家都很痛恨孙满仓，认为他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公社书记、社长，立即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报案，县公安局指示，马上派人前去押解这个罪犯归案。
在等待县公安局来人时，刘庆典让民兵把孙满仓吊在公社院的椿树上，脚尖挨不着地，直勾勾地吊了一个时辰。开始，孙满仓脸上的青筋蹦了好粗，瘦肋巴上往下流汗，大裤腰子都浸湿了，“娘啊大啊”地号叫，央求领导们把他放下来。孙二孬跑去，见到爹爹这么惨，搬来了两块砖，垫在他爹的脚下。刘庆典看到了，一脚把这两块砖给踢飞了。后来，孙满仓不再叫了，脸颜色变得青白，大眼朝天望着断了气。有民兵去把刘庆典叫来，刘庆典让人把孙满仓放了下来，还踢了踢他说：“日你妈！装死！装死也不行！”等孙二孬把胡荣花喊到场，胡荣花趴在孙满仓尸体上放声大哭，哭着哭着差点昏死过去。
公安局的人到了以后，问了几份笔录，就空手回去交差了。那头牛当然被宰杀了，八队的群众每家都分到了一块肉。但是，除了小孩子们兴高采烈以外，大人们没有一个吃出滋味来的。
到了“拔钉子”运动来了后，这件事儿才有人写了告发刘庆典的小字报。支书刘庆典为此被抓到县拘留所里，坐了四个月的劳改。回来后，刘庆典又官复原职，因为上级批示，“拔钉子”运动犯了扩大化的毛病。刘庆典虽然一扫从劳改队回来时头发、胡子很长，又黑又瘦的形象，但整个人深沉得多了，对孙家也比以往宽厚了许多，只是见了孙二孬仇恨的眼光，心里总是打寒战。
第12节 游街
孙满仓死了，生产队里分给牛肉时，贵亭叔让保管员刘庆河多给了胡荣花家一倍，并且亲自送去，交给了孙二孬。胡荣花哭着从床上爬起来，把这些牛肉煮熟，用竹篮子盛着，带着孙二孬、抱着孙丫丫到孙满仓坟上，在肉上插了一双筷子，祭奠这个为牛肉而献身的死鬼，再一次哭得死去活来。孙二孬仿佛一下子懂事了，和妈妈一起跪在坟前，哭足哭够，说啥也不让妈妈把这点肉带回家里，三口人就把牛肉埋在了孙满仓的坟前。离开孙满仓的坟没有多远，孙二孬回头一看，见到两只黄狗在扒那块肉，就疯了一般的奔了过去，拿着石头狠狠地砸这两只黄狗，然后搬来了许多块石头，在孙满仓的坟前又埋了一个这块肉的坟头。
对于孙满仓的死，上级和大队干部定性为畏罪自杀，虽然胡荣花成了犯罪分子的家属，支书刘庆典他们倒是没有再难为她。
孙满仓走后，胡荣花心如死灰，万念俱灰，十几天躲在家里，除了给两个孩子做一点饭以外，自己不吃不喝，以泪洗面，瘦得不像人形。过了十多天，胡荣花开始出门以后，脸上晴朗了一些，几个不知深浅的邻居兄弟，试探着给她开玩笑说：“嫂子，快去给满仓哥的坟头扇干，你再锉一榫儿吧（改嫁给本家兄弟）。”胡荣花的脸一寒，扭头就走，到了没有人处，又放声哭起孙满仓那个死鬼来。她想到，自己的命咋这么苦，一个男人炮敲了，一个男人揪死了，连个男人都守不住。虽然说不清两个孩子到底是谁的种子，她心里只认定就是孙满仓的。两个孩子又年幼，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他们拉扯大。为了不让孩子们当“带犊儿”（又叫“拖油瓶儿”），受后爹的气，发誓至死不改嫁。
有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相好们怎么敲门，她不但不开，还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仿佛立志要给孙满仓守节。由于没有了外来的接济，胡荣花一家三口人的日子越过越差。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胡荣花再一次敞开了爱的胸怀。与以往不同的是，她不再是隔一个时期固定一个对象，而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条件是相好必须不能空手，凡是不带东西的人，坐上一坐，说说闲话可以，要想上床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再大的口愿也不可能让她把裤带解开。也有人“硬上弦”，强拉硬拽的，胡荣花如同愤怒的母狮子，又抓又咬，又哭又骂，让他不能得逞。因此，二孬和丫丫的生活水平要比同龄的孩子们高一大截子，丫丫还把她妈挣来的糖块分给小伙伴们吃。有一次，贵亭叔的孙女刘小芬，拿着一块糖回家给贵亭婶吃。贵亭婶知道了这块糖的来历以后，勃然变色，往粪坑里扔了这块糖，还动手打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女。丫丫再一次给小芬糖时，小芬说啥也不要，并且说：“俺奶奶说了，你的糖脏，谁吃了谁的肚子里生虫子！”
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几年来，寡妇胡荣花的门前门后，发生了不少是非。终于，这些在寨子里经常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演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大队小学里的教师们到了夜里，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读报，教唱歌，教背语录。“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人小孩都会唱得滚瓜烂熟。其中唱得最多的，是一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旋律比较优美，寨子里、地里到处飘荡着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旋律：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唱“忆苦歌”的同时，大队里还组织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无甜可思，主要还是忆苦。大会之前，支书刘庆典专门让支委们挑了几个苦大仇深、能说会道的人在会上讲演。
刘八爷口才好，就被大队干部荣幸地选中了。会上，他上台绘声绘色地讲了过去受地主老财剥削和压迫的苦难，讲到伤心处，哭得十分哽咽。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中，台下的男人们个个阴着脸儿，妇女们哭成一片。
当讲到他大伯被拉壮丁的惨痛经历时，刘八爷说：“……我伯一看，队伍上几个大兵来抓他，撒腿就跑，后边几个国民党的龟孙子就撵，我伯跑呀跑，跑到了三队下粉条的院子里，后边的枪声炸豆一样地响了起来。我伯知道这里不能躲藏，又翻上了院外的半截墙，刚刚爬了上去，‘砰’一枪，打着了我伯的后腿呀……”
男人群里不知谁小声问：“老八，老八，咋没有打着你伯的前腿呀？”一群人哄地笑了起来，气得支书刘庆典拿起一只鞋敲桌子，厉声责骂群众：“笑 啥笑？你们到底有没有阶级立场？谁再笑给我揪上来！”一群人伸伸舌头，谁也不敢再笑了。
另一个忆苦对象是周老九，周老九是大队小剧团里唱丑角的，平时说话很惹人发笑，这一次却不搞笑。但他讲的苦处，让人越听越不是味道，竟然诉苦诉起了 1960年饿死人的事情，这可是新社会发生的惨剧。诉这种苦，与刘大爷当政时的政绩分不开，显然有点反动。正讲得带劲儿，支书刘庆典赶紧截住了他的话头，让他下去。周老九小踮脚跑到刘庆典跟前，谦虚地问：“支书，请你批评，我哪点讲得不好？”刘庆典不耐烦地说：“下去，下去！”周老九下去的时候，做了个鬼脸，男人们再一次哄笑起来。
各个生产队还组织群众吃了忆苦饭。我们八队队长贵亭叔安排妇女们，到野地里挖了一些叫“刺角芽儿”的野菜。这种野菜吃着有点扎嘴，荒年没有东西吃时，可以用来救命。据说，这东西煞血，现在在大酒店里，当做降血压的补品。当时，我们八队在牛屋院支了一口大锅，加了一些黄豆瓣儿，熬了两大盆少油没盐的菜汤，又蒸了一些玉米面拌些谷糠做成的窝窝头，用的糠不多，吃起来虽然粗糙一些，也比多数群众在家里吃的红薯面窝窝头还要好吃。食堂解散以后，全生产队的人，许多年没有在一起聚餐了，大家聚在一块儿吃的忆苦饭里，好像加入了兴奋剂，男人领着女人，女人带着小孩，你一大碗，我一大碗，不管吃完吃不完，全部采取了抢的手段，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主食上，一大箩筐玉米糠窝窝头很快就被抢光了。
忆苦活动很有成效，群众的阶级觉悟全面提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全大队掀起了大做好人好事的活动。白天，生产队干活根本用不着再敲钟了，人人争先恐后，一个比一个积极，以前一天干完的农活儿，现在不到一晌就能完成。到了夜里，更是做无名英雄的好时机，街道不知谁打扫了，白天干干净净的，道路上的坑坑洼洼也有人垫平整了。地里如果有当天牛把们拉去的农家土肥，夜里准有人偷偷地撒开了；如果有当天砍下来的庄稼秆儿，夜里也一定有人把这些秸秆儿挪到了地边上，方便牛把第二天拉粪、犁地。凡是夜里干的活儿，没有人承认，当然生产队里也不用记工分，都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