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7-牛津--历史和文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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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们扮演了一个模范性的然而不很光彩的角色。
1555年，两名改革先驱—休·拉蒂默和尼古拉斯·里德利被从伦敦塔押送往牛津。在那里，而不是在伦敦，他们被当做异教徒送上了大学的正统教会法庭。审判在神学院进行，那是一种传统的公审，最后他们在巴利奥尔学院对面的一个柴堆上受刑。拉蒂默临终的话是改革派经常引用的豪言壮语：“振作起来，里德利老师，享受这一时刻。我们今天将点燃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拉蒂默很快就死了，因为挂在他脖子上的火药很快就爆炸了，而里德利的柴堆只是慢慢地燃烧（“我烧不起来！”他当时喊道）。不到半年后，玛丽这个极端的天主教徒也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送上了牛津的柴堆。
伊丽莎白一世也推行大学教育政策，她比她的同父异母姐姐有节制得多，但坚定的性格绝不亚于玛丽。这下牛津和剑桥又重新开始长期垄断英国的教育了。同时这也带来一些弊端：天主教徒、犹太人、贵格会教徒、浸礼会信徒、无神论者、各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们一直到19世纪末都被排除在校门之外。每个大学生都必须对着1571年颁布的《三十九条信纲》宣誓，因为这代表着英国的信仰立场—在牛津注册入学时就要宣誓，而剑桥是要等到毕业考试之前。直到1854年，这一不可靠的举动才被废除。但是直到1871年，几乎所有的学院职位和教授席位都将持不同信仰者排除在外。
市民和师生之间自古以来就沿承的纠纷在内战时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内战时，大学支持国王，而市民支持议会。整整4年，牛津都成了保皇派的根椐地。1642年秋天，查理一世被赶出伦敦，带着他的朝臣和军队搬进他在牛津大学的总部。国王向几家学院征收钱财，将它们的银子用做战争经费。就这样，新学院成了火药筒，学校公园成了炮兵的据点。教师和学生们每星期必须帮军队修筑一次战壕。查理一世住在基督教堂学院，而玛丽王后住在默顿学院，两学院中间是基督圣体学院。为了让国王行动起来更方便，他们在花园围墙上开了一道门。戴维·利克是基督圣体学院的园丁，他保证说，这道木门—查理国王的专用门，“从那以后再没有打开过”。
1646年6月24日，牛津大学落到了议会军队的手里。查理国王早在4月份就戴上假胡子，化装成仆人，离开了该城。在处死查理一世两年之后，大学选举奥利弗·克伦威尔担任它的校长。牛津—“失败事业之家”，又一次选错了对象，因为君主专制复辟了。查理二世和他的父亲一样，当他访问牛津时就住在基督教堂学院里。在大学校园里，他只带他的西班牙狗溜达，还将他的情妇卡斯尔曼妮夫人安排在默顿学院。1665年，卡斯尔曼妮夫人偏偏在学院里给他生下一个儿子，这事实在出人意料，但总比当时光在伦敦就夺去了7万人性命的瘟疫好得多。在牛津—国王的行宫，英国议会在这里召开了两次会议，而1681年的那次是议会最后一次在威斯敏斯特以外的地方召开的会议。
在所有王朝中，斯图亚特王朝对牛津的感情最深。然而1687年，大学和王室之间出现了一次典型的权力较量。詹姆士二世不顾各学院根深蒂固的自治制度，任命一位天主教徒担任莫德林学院的院长，他还要牛津向罗马看齐，让英国回归到正确的信仰。可他既不能强迫莫德林学院的院士们一致接受，又不能吓倒他们。在院士们遭解雇后，学院也拒绝了那位指定候选人。国王虽然亲自来到牛津进行指挥，然而徒劳无功而返。他在倒台前两个月让步了，而莫德林学院则点起欢乐之火，鸣钟庆祝。从此以后，学院就在每年10月25日以一顿王政复辟晚餐来欢庆这场胜利和院士们的复职。
大学从一开始就在寻求王室的保护。奥里尔学院是第一座有君主做保护伞的学院，这位君主就是爱德华二世。牛津大学也一直十分重视设立王室教授席位。可是，尽管大学离权力很近，但它不允许任何人剥夺它的自主管理权。伊丽莎白一世访问过她的“亲爱的牛津”两次；詹姆士一世赞扬它是“记忆女神最神圣的庙宇”，是“缪斯之母”；只有维多利亚女王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古老的僧侣角落”。尽管如此，维多利亚女王还是送她的长子爱德华王子去上基督教堂学院。伯蒂觉得牛津很无聊，他更喜欢剑桥。而威廉王子一个也不喜欢，所以查尔斯亲王的这位长子就读的是爱尔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
让它的子孙后代去经历牛桥的折磨早就不光是英国王室的优良传统了。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将他的女儿送去了玛格丽特夫人学堂，让他的儿子去上巴利奥尔学院（和他本人一样）。日本皇室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人是德仁皇太子，1988年，他以一篇研究泰晤士河在18世纪作为运输通道所起作用的论文获得默顿学院的历史学硕士学位。他的夫人雅子和弟弟阿亚读的也是默顿学院。从那以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就像维维安·威斯特伍德设计的长袍一样吸引着日本的精英人士。
今天的牛津和以前一样充斥着十分普遍的怨言：交通太差！噪音太强！“牛津城纯粹是个地狱。它跟纽约相比，要拥挤5倍，交通噪音要高6倍。”（W·H·奥登语）18世纪末，为了适应马车交通的增加，最后的两座城门也被拆除了。每天100多辆邮车，可以想像那是多么拥挤啊！但发展的更高形式又一次从一所学院里诞生了。1637年的某一天，一种新鲜、陌生、奇妙的气味飘过巴利奥尔学院的一个个房间：咖啡香！一位来自希腊的大学生—纳撒内尔·科诺皮奥斯，成了“我曾经看到他喝咖啡的第一人”，他的同学约翰·伊夫林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的首家咖啡店于1651年在牛津开张—高街上的天使咖啡店，大体上位于今天的大咖啡屋所在的位置。在旁边的提尔公园附近，年轻的克利斯托弗·雷恩喝着他的咖啡，读着来自伦敦的最新报纸，同他的化学俱乐部的朋友们，也是后来的皇家俱乐部热情活泼的成员们进行着讨论。17世纪下半叶不仅仅是人们称做“便士大学”的咖啡屋的伟大时代—一杯咖啡卖1便士，那也是学院教育的黄金时代，牛津出现了像约翰·洛克这样的哲学家和罗伯特·胡克这样的物理学家。但学院当时就开始演变成一种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了。
自从王政复辟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来到牛津（和剑桥），以他们的方式充实了教学大纲。酗酒、赌博、嫖妓成了男人们考核自己的科目，而不是考核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历史学家埃德蒙·吉本在1752~1753年上学期间在莫德林学院度过了14个月—“我一生中最无用、收获最小的时间”，因为教授们长期以来“完全抛开了教学的假象”，他们所教的是教会的和反动的内容。吉本不得不离开这所学院，因为他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还有约翰逊博士，著名的词典学家，一年之后也离开了牛津。那是1729年，正如他的朋友博斯韦尔所写，“为贫穷所逼”，因为他没有钱。贫穷的约翰逊是一个脚穿破鞋的聪明人。
18世纪，牛津大学是一个小型的阶级社会。等级制度里也包括那些给同学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他们侍候那些贵族子弟，那些学院俱乐部的特权者。基督教堂学院还在1600年左右就为这些寄生虫学生单独修建了寓所。在这种气氛中，韦斯利兄弟及其朋友们有点标新立异。他们从1729年起就在林肯学院聚会，约翰·韦斯利是那里的院士，而弟弟查尔斯是那里的学生，他们在上课时间一起阅读古典文学，星期天阅读《圣经》，去监狱拜访犯人，探望病人，从事社会公益工作。同学们称他们是“圣人俱乐部”、“圣经蠹虫”或“卫理公会教徒”，因为他们行事十分严格，而且他们信守自己的信念，生活得丰富多彩。卫理公会教徒们还以这个别名发展成了一种世界范围的运动。
牛津一直就是一座思想家和探索者、著名怀疑者和狂热改革家的城市，从14世纪的约翰·威克利夫一直到约翰·韦斯利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只要1833年7月14日在圣玛丽学院参加过立法布道的，就可以讲他亲历过牛津运动的发端。当时，诗歌教授约翰·吉卜尔宣讲了国家对信仰的背离。事件的起因是一些爱尔兰教区受到的压迫，而较大的问题则是教会要独立于国家，缅怀他们的天主教之根。这些激进思想起源于牛津，随后几年席卷全国，成为当时的大争论之一，对国内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如人们常讲的，牛津运动起始于奥里尔学院的公用室。这场运动的先驱者，3名大学教师，曾聚集在那里—约翰·基布尔，后来的乡村牧师和深受欢迎的赞美诗诗人；爱德华·普西，希伯来语教授，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还有约翰·亨利·纽曼，圣玛丽教堂的代理牧师。他们在布道时以及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总共70篇文章中宣传他们的改革思想：提倡基督教早期神学家们的理论，提倡古代教会的礼拜仪式，提倡圣礼的神圣，关心城里的穷人，而不仅是关心人们的灵魂生活。他们试图在罗马和英国教会之间找到一种中庸之道，一种新的英国天主教的虔诚感。
约翰·纽曼成了牛津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布道使圣玛丽教堂听众云集，分裂了牛津的一致信仰。亲耳聆听过约翰·纽曼布道的马修·阿诺德描写道：“在下午朦胧的光线里，穿过圣玛丽教堂的走廊，走进布道的讲坛，然后，他用语言和思想打破沉寂，犹如一种宗教的音乐—微妙、甜美、悲伤、催人神思，谁能抵制这圣灵出现时的诱惑呢？”纽曼的信徒们在言行上都追随他们的偶像，像他一样严格斋戒。1845年纽曼皈依天主教离开了牛津，这让他的弟子们也大为震惊。十几年后，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约翰·埃弗里特·米莱为他画了一副肖像画：面色苍白，苦行僧似的、魅力独特的形象，身着红衣主教猩红色的僧袍。
基布尔学院，在这牛津运动的诞生地，运动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体，尽管它的反叛精神早就被圣公会的幕后统治集团消耗光了。只有圣玛丽·莫德林教堂被烟雾缭绕的大弥撒拯救了下来—英国圣公会倾向于天主教的高教会派的传统礼拜仪式。耶利哥城区的运河旁坐落着牛津运动时的战舰—圣巴纳巴斯教堂，建有新拜占庭式的金光闪闪的半圆形后殿。19世纪的一幅漫画将这座教堂画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车站，还在上面标着：“圣巴纳巴斯，统统换车去罗马！”
这一反教皇的情绪有其传统根源。人们曾经将天主教徒看做是服务于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五纵队，是英国的敌人，而且是一项政治死罪。现在好了：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1840~1850年间英国天主教徒的数目不止翻了一倍，增加到了84。6万人左右。许多改变信仰的名人都来自牛津：像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这些作家，极度兴奋的抒情诗人和耶稣会会士G·M·霍普金斯，连罗马教皇都非常崇拜的英国天主教辩护士C·S·刘易斯。在牛津大学就读过的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是宗教改革以来被选为牛津院士的第一位天主教徒—“斯莱戈郡人”厄克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学教师之一，他所谓的罪孽让格林的学友伊夫林·沃怒不可遏，伊夫林深更半夜在学院庭院里喊叫：“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男人睡觉！”在伊夫林的《重访布赖兹海德》里，雅斯珀尔给他的侄子查尔斯提出了那个牛津式的建议：“你要当心天主教徒们，他们全都是同性恋，讲一口难听的重音的英语。”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3节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3）
直到1854年，大学才正式接收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的不信奉国教者入学牛津运动的结果。主要是取消测验活动，取消《三十九条信纲》条款，别的运动也想涌进牛津—铁路。不过它来的还是很晚，院长们直到1844年都在排斥它。当时邮车需要6个小时才能到达伦敦，所以何必让大学生们更快地接触到首都的诱惑呢？
大学也强烈反对大西部铁道公司将一个车厢生产厂迁到牛津的要求。1865年，斯温登公司获得了该项目。看上去工业革命在这座有着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城市里没有燃起任何希望，虽然在1790年，像每个注重自己的名誉的英国人一样，牛津也修建了一段运河。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从经济上来看，这会促进它同考文垂和中部煤矿的联系；而对于院长们来说，这可是种大不幸。但是，这是自那个不幸的圣修士节骚乱以来，市民和学院师生之间的首次大合作。
中世纪时牛津的财富主要是织布工人们创造的。当他们搬到乡下时，这一行业带来了城市的经济损失，而从中获得好处的只有各学院，这下他们可以借机买下市中心最好的地皮了。19世纪中期，大学拥有不止30公顷的占地面积，超过一半的内城，而当地居民住在高街后面的狭窄胡同里，或住在条件恶劣的郊区。城里多次出现天花，圣埃伯贫民区里也发生过，而基督教堂学院就坐落在这个贫民区中央位置。1801~1851年，居民人数翻了一倍，增长到25 000人，但贫穷仍然笼罩着工人聚居区。19世纪时，牛津只有一种值得一提的工业—印刷业。其中最大的一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有750名雇员。
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光辉笼罩着这个名字及其所有者和大学的徽标—三个王冠之间是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左侧盖有7枚印章，正面印有座右铭：“上帝是我的明灯”。大主教劳德早就认识到了，用上帝的话一定可以做成好生意。1636年，他为他的大学争取到了《圣经》的经营垄断权和出版“各种书籍”的国王特许令。19世纪，《圣经》和祈祷书成了这家出版社的畅销书，还有课本、选集、百科全书、词典，尤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