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6-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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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在血泊　

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乱刀砍戳。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为　

了灭迹。有一个名叫伍长德的，他被焚未死，待日军离去后从死人堆中逃了　

出来。也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根据国际法庭的调查和各种材料，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我南京　

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约在40万左右；至于被强奸、蹂躏、残害致伤的人数，　

以及被抢劫的财物、烧毁的建筑物等等，则更难以数计。这种种残酷的罪行，　

为现代战争中所仅见，充分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本质。这个骇人听闻的　

滔天罪行永远保留在历史上，不是日本少数人可以抹杀掉的。　

　　　　　日寇的南京大屠杀，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野蛮最可耻的一页。它将　

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大屠杀，仅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全部罪行中的一个突出例证。　

日寇侵入中国14年间，不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北平，不论在沦陷区，还是游击　

区，凡是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他们甚至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当作　

　“细菌战”的实验动物，到处制造“万人坑”、“无人区”，等等，其手段　

之残暴凶狠，面目之狰狞无耻，罪行之骇人听闻，实为人类有史以来所罕见。　

这种野蛮屠杀和残暴蹂躏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这笔血债，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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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法西斯强盗妄想用种种残暴手段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然　

而，它只能唤起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以强大　

的人民战争将其彻底埋葬，并作为留给中华民族教育子孙后代的一份反面教　

材。　

　　　　　抗战胜利以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　

给中国政府处死。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南京失陷后，唐生智逃往徐州，在列车上见到了力主放弃南京而在郊野　

决战的李宗仁。唐生智神情极为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南京开会时　

神情激昂的样子判若两人。唐生智说：“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料，实　

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李宗仁劝慰一番，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　

海路驶向武汉而去，从此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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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　

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红军战士无比顽强　

的意志，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1936年10月，中　

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部队胜利会师陕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　

可泣的光辉篇章。　

　　　　　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时期。1931年11且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1932　

年10月的宁都会议，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　

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　

到1933年初，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　

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　

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　

限，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　

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把中间派别断定为　

　“最危险的敌人”。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　

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　

剿”斗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　

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1934年　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　

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　

危机已到新的尖锐的阶段”。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　

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　

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　

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　

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　

要求阵地战和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　

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　

却逃跑主义”；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陈兵敌　

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　

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　

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　

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　

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凋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红军主力与敌人在　

广昌进行决战，结果大败。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　

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完全处于被动，穷于应付，以　

致军队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　

　　　　但是，即使在这样危急关头，他们还是拒绝了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　

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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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突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　

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　

作，即仓促转移。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前，1934年7月，为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　

剿”、中共中央决定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组为北上抗日先遣　

队，11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　

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12月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1935年　1　

月，红军在和敌人作战中失利，方志敏在突围中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　

义。余部在粟裕等率领下突围到浙闽地区坚持游击战争。8月，任弼时奉中　

共中央命令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8月12日，活动于湘鄂赣　

的红十六军并入红六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　

政委。10月20日红六军团到达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会合（会　

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　

应等指挥下，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西　

征。　

　　　　　］0月，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一　

部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约3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　

主力突围。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等共86万余人，于16　

日至21日从江西的瑞金、雩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　

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开始长征的时候，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　

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　

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湖边境向西转移。全　

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行动迟缓，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当时南京政府的军队在江西、　

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任命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　

何健为追剿总司令，调集大批兵力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前仆　

后继，艰苦奋战，渡漳水、占宜章、过粤汉路，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　

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　

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惨重的　

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　

在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　

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　

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　

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　

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　

面直顶的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　

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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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通道城　

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　

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向贵　

州进军的正确方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此红军改向遵义进发，把几十万敌军甩　

在湘西，争取了主动，12月底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现为草塘）。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　

的决议，决定打过乌江去，并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　

决定》。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会后，红　

军分三路强渡乌江，于1月7日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红军进入黔北后，　

敌人继续调集重兵，部署新的围攻。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一些犯过“左”　

倾错误的领导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说服和耐心帮　

助，也开始觉悟，转变立场，同意召开会议重新确立党和红军正确领导。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　

编后，立即出发，1935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　

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　

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12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　

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博古　（秦邦宪）、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洛甫　（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何　

克全）、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　

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此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李德　（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德国人）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　

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开　

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　

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　

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　

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　

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　

向。会上，其他同志多数作了发言，批评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了毛泽东　

的正确意见，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经过3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指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　

发言内容起草这一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中共党支部中去讨论，　

统一全党的思想。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遭　

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　

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基本原则。根据新的情况，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一致　

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