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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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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        
    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十二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   
    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   
    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少将(黄埔六期生,湖南长沙人。49年被俘,66年获特赦)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十四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十四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青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大约是在凌晨四点左右。   
    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   
    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   
    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   
    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   
    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        
    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先就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象仙灵一般,神秘而庄严。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   
    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导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   
    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先说出来呀……”        
    1945年6月7日上午9时,机舱里的黄灯亮了。   
    “全体起立!跳伞准备!”,周之江分队长大声地吼叫起来——这喊声意味着,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伞兵空降作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可是,在当时,机舱里的伞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前十分钟亮起黄灯准备灯,也就是要让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钟,不过,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全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检查着牵引索挂钩和自己的伞包。   
    有意思的是,蔡智诚这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运输机会不会遇到敌人战斗机的拦截,也没有去考虑地面上是否有敌军的炮火。他满脑子担心的只是降落伞能不能顺利地打开,或者,自己会不会掉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   
    “跳伞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分队长继续吼叫着:“不许在门口停留!飞机上磨蹭一两秒钟,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几里路,要害死人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机舱门口挪动了几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给耽误了。        
    在蔡智诚身上,不仅背负全套伞兵装备,还携带着五十节干电池(手电筒和火箭筒都需要这玩意),沉重的行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地跳出舱门。   
    扭头看看身边的潘崇德,蔡智诚不禁乐了。传令兵挎着步枪,背着降落伞包和作战行囊、胸前还挂着“美式步话机”,那家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开来、装在挎包里也是好大的一堆。        
    伞兵的“美式步话机”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scr300型背负式调频对讲机,马甲我一时找不到图片。   
    不过,大家对它应该不陌生,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背着的就是这东西,当然,《南征北战》里李军长喊“张军长,拉兄弟一把……”;使用的也是这个玩意       
    感谢西西河的朋友,帮马甲找到了图片。   
    这是scr300型步话机的发射/接收装置,也就是它的主机。       
    装上天线、电池、话筒、耳机之类的配件,就可以这样通话了         
    潘崇德的个子本来就不高,浑身上下被几个大包袱夹着,只露出半截伞兵钢盔,看上去就象个能移动的帆布口袋。蔡智诚幸灾乐祸地想:这小子一离开飞机,肯定就跟个大秤砣一样直接掉下去了,多结实的降落伞也不管用。        
    “嘀——嘀——嘀”,突然,跳伞铃响了起来,头顶的绿灯亮了。   
    机舱门被打开,分队长喊叫着、士兵们相互催促着:“快跳,快跳!”   
    舱门边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去,快要轮到蔡智诚的时候,飞机忽然转了个弯,机身猛地向右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队长也顾不了那么多,托起背包,硬把他推出了舱门。   
    蔡智诚几乎是大头朝下、从飞机里倒栽葱摔出来的。他心想:“完蛋完蛋,伞绳一定打结了,这回我死定了……”,可没过多久,“嘭”的一声,降落伞在他头顶上张开了——抬头看一看,蓝底子、绿条纹的大伞花开得真是漂亮。   
    降落伞在天空中飘飘荡荡,可伞兵的滋味却比不上先前训练时的轻松自在。跳伞之前,全部的装备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带上,先前背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诚觉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   
    低头朝地面看看——真不错,没人放枪也没人开炮,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种满了水稻。   
    “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反正不会真的飞到了日本”,蔡智诚心想。        
    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浑身上下这么多东西,掉进水里就直接沉底了,绝对爬不上来的……”(一周后的“广东开平空降”,伞兵一队的士兵就掉进鱼塘里淹死了一个)   
    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   
    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家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呐!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象个外科大夫。可现在,这小子的模样却凄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   
    “是蚂蝗,吸血的”   
     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   
    以前,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于是,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弄不清该怎么办了。   
    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   
    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   
    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洪市”   
   “什么洪市?哪个省呀?”   
   “湖南省衡阳县”   
    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        
    这时候,天上的运输机和战斗机全都没有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红色的、黄色的降落伞继续在空中飘荡。按伞兵的规矩,士兵的降落伞是蓝底绿条纹,军官的是白色,这些红色、黄色的降落伞携带的都是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   
    这么多武器装备,该怎么收拾?收拾以后又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部队的长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放眼眺望,远处树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连忙朝那里奔去。   
   (说句题外话。萨苏曾经讲过,松山的日军曾经看见占领阵地之后的国军挥舞着一面“白旗”。萨老大对此挺纳闷的:打了胜仗还举白旗干什么?   
    以马甲所知,当时的远征军,召集部队的指示旗就是白色的,那代表军官所处的位置——国军的这个规矩不晓得是从哪里学来的,确实比较古怪)        
    “召集旗”跟前站着分队长周之江上尉,传令兵潘崇德正在旁边组装那台步话机。这小子不但没有“象秤砣一样”的摔死,而且身上连一点儿泥水也没粘上,真是够有本事的。   
    举手敬礼报到:“报告队长,上士蔡智诚归队!”   
    周队长点点头,又接着东张西望。过了一会,他悄悄问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见队部的人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   
    “嗯,他们好象是飞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湖南衡阳——怎么?你不知道?”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周队长显得气急败坏。        
     蔡智诚不禁愣住了——天呐!那么,现在有谁知道,我们坐着飞机跑到湖南的这片稻田里来,到底是为了干什么?      
看了“蒲公英(十一)”,好些朋友认为伞兵们是在搞演习。这不奇怪,因为网络上有记载,“伞兵空降洪罗庙”的时间应该是在45年的7月下旬——这个记录出自衡阳文史资料,而且基本上都源于李延平老人的口述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李延平是当年的参战伞兵,他的记忆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但他的口述与马甲之所闻在细节上却存在着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比如空降时间(这个稍后可以解释)、比如伞兵的编制(李老人说鸿翔部队下设一个跳伞中队、四个机降中队)、比如美军的作用(李老人说美国兵是直接加入鸿翔部队、与中国军人混编的)、比如赫斯和姜键的军衔(李老人说他俩是上校),另外,李延平老人还说他在台元寺生擒了日军师团长三木郎少将,而马甲我无法确认这个战果。   
    我尊重李延平老先生的意见,但我还是决定照着自己的思路写下去。李老人的文章是血雨腥风的亲身经历,马甲我的文字是道听途说的姑妄言之,我和他老人家各置一辞,大伙马马虎虎地看着,信与不信都没有关系,权当做消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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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伞兵首次空降作战”的殊荣,本来并不属于第二伞兵队。   
    早在45年5月份,突击总队就拟定了一个“袭击罗定机场”的计划。当时有情报显示,驻海南岛的日军航空队正陆续向大陆方向转场,广东的罗定(有一些资料误写为“罗店”了)是他们主要的中转途径,并且,这个机场也是日军飞机支援广西战场的重要基地。为此,突击总队决定,由美军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亲自带队、率领第一伞兵队(队长井庆爽)对罗定机场进行突袭,破坏敌机场设施、摧毁其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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