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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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师和第五军——这么多的精锐主力集中在一起，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策略，呈纵深梯次向前攻击，解放军一时还真没有办法对付。　　　
　　　　很快，临沂、泰安等战略要地相继被国军攻占，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车终于可以开到北平了。　　　
　　　　而就在这时候，又从西北传来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说起来，进攻延安的事情差一点就与伞兵有关系。　　　
　　　　47年春节过后，伞兵总队抽调五个战斗队（加强连）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准备对延安实施空降突袭。部队先是在南京进行伞降训练，然后又转到西安郊区进行地面模拟，并针对不同情况拟定了数套作战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团接近目标的同时，迅速控制延安机场（机场是乘车离开延安的必经之地），并对杨家岭、王家坪等重点目标实施攻击。　　　
　　　　3月15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的运输机和轰炸机部队也已经到位。可到了18号，地面部队逼近延安的时候，胡宗南只是命令轰炸机起飞作战，却没有让伞兵出动，特种部队最后无功而返，于3月底回到了南京。　　　
　　　　这次行动夭折的原因，西安绥靖公署的解释是“走漏了风声，延安方面已经有所察觉”——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从《汪东兴日记》上看，当时，解放军在延安机场挖了壕沟、布置了警戒部队——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号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依然坚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泽东主席最后还是经飞机场撤退的，真是够有胆魄！　　　　　　　　
　　　　当时，伞兵的行动计划十分保密，甚至连参谋处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内情，蔡智诚当然也就更无从知晓。从济南回来以后，他立刻被派到三青团的工作队、参与对付“闹事”的学生。　　　
　　　　帮三青团干活属于“特务工作”，可以领取“特别费”，但这笔外快其实并不好挣，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学生们的情绪又很激动，稍微有点良心的军警都会感到左右为难、无从下手。　　　
　　　　整个三月份，“蔡特务”都在为了沈崇的事情和别人吵来吵去，直到美国强奸犯皮尔逊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大学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谁知道，四月中旬，学生们又开始上街游行了，这回的抗议主题换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甚至连大学教师也参加了进来，还打出一个很有名的横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反饥饿”运动是内战期间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民主风潮，因此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有利的敌后战线”。这场运动最初发端于47年4月，正式爆发于47年5月，并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底，运动的主力军始终是全国各大学的师生。　　　　　　　　
　　　　大学师生们为什么要带头闹事呢？算一笔帐就明白了。　　　
　　　　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为例。47年4月，该大学普通教员（助教）的月薪为100万法币（蔡中尉此时的军饷为60万法币），这笔钱如果全部用来买米，可购糙米400斤，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六百元；如用来买肉，可买猪肉100斤，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元；但若是用来购买黄金，即便按照47年“黄金浪潮”的黑市最高价，也可换得纯金55克，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元。由此可见，物价上涨，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生活物资方面，物价高的情况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内战，战争的兵员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匮乏，战争的破坏又使农田荒芜，造成粮食产量下降。战争阻断了城乡之间的交通，使农副产品无法进入城市市场，随着战局的恶化，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也就越来越高。　　　
　　　　这样的物价对有钱人的影响不大，肉价再高也触动不到富翁的神经；军政人员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在军队里吃饭是不花钱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时间内也有办法，因为只要胆子大一点，多到乡下去跑几趟，就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粮食。真正难以承受压力的是社会工薪阶层和大学的师生们。　　　
　　　　1947年，“中央大学”的学费是每学期二十五万元法币，政府每个月发给学生八万元生活费。在3月份以前，大学生依靠国家补贴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现在却不行了，随着粮油价格上涨，4月份的伙食费需要十万元（同期，北大47年夏季的学生伙食费为14万元，更高），这样一来，学生们到了月底就要饿肚子了。　　　
　　　　单身汉的大学生吃不饱，需要养家糊口的教授也不得不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虽然政府向大学教员低价供应美国糖果、牛奶和面粉，但教授们都知道那是嗟来之食，既不能保证长久也不符合道德规范（比如，朱自清先生就坚决不领美国食品），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必须停止内战。　　　
　　　　于是，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形成了。抗议者提出了十几项要求，有的比较天真（比如要求“将教育投入提升到国家总预算的15％”），有的却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师待遇，要求学生的生活补贴费用随物价水平上调）。刚开始的时候，游行队伍还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喊喊口号，并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可到了5月份，局面却突然发生了恶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学生们的情绪反而更加激动起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万名师生齐聚首都，准备到“国民大会堂”举行示威，结果在中山东路遭到军警的野蛮殴打，一百多人被打伤，二十多人被捕，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5。20血案”。　　　　　　　
5月20日，游行学生与国民党军警在中山路口争抢高压水龙，随即发生血案。　　　　　　　　
　　　　从这一天起，“5。20运动”就伴随着那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席卷全国，运动的口号也在“反饥饿，反内战”之外新增加了一条——“反迫害”。　　　　　　　　
　　　　也就在47年5月20日这天，从山东传来了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的消息。　　　
　　　　内战以来，整74师一直是华东战场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重点进攻”的这两个月里，他们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战”的名声已经盖过了骄傲自负的第五军和谨慎保守的整11师，一举成为国军中功绩最为显赫的王牌主力，蒋委员长赞誉他们“代表了革命军人的精神”，甚至认为“只要有十个74师，三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是，就在前方“连连告捷”的时候，这个“革命军人的标志”却突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不免让大家惊愕万分。　　　
　　　　整编第74师是在国民党军处于进攻高潮时期被歼灭的，这使得它的灭亡不象其他“几大主力”那样狼狈，甚至还带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在当时，伞兵总队组织军官进行了相关讨论，蔡智诚他们并不清楚战场上的详情，只是从通报上看到74师是“被敌重兵合围”、“弹尽粮绝”、“力战而亡”的，因此认为其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友邻部队应变失措、救援不力；二是整74师携带的弹药基数太少，难以应付孤军作战的局面——直到这个时候，军官们仍然不愿意承认，人民解放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战胜国民党精锐主力的程度。　　　　　　　　
　　　　伞兵之所以讨论整74师的教训，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开赴徐州的命令——随着战局的恶化，原本“扈卫首都”的空军特种部队也要被投入战场了。　　　
　　　　也正是这道命令宣告了蔡智诚的留学梦的破灭。　　　
　　　　5月22号下午，参谋处长刘农畯传达通知：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伞兵部队原定1947年的留美计划停止执行，留待48年度另行安排——听到这个消息，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一年多来，“留美预备生”们时刻都在盼望着能够出国进修，谁知道，就在行期临近的最后关头却发生如此变故，真让大家欲哭无泪。　　　
　　　　直到多年以后，蔡智诚先生还在感叹：“如果张灵甫晚一个月被消灭，我们就可以出国了，那正好可以避开内战……”　　　　　　　　
　　　　5月24日，伞兵总队奉命离开南京，这时候正值“5。20运动”的高潮。　　　
　　　　这一天，全国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国民政府镇压民主的暴力行为，来自华东各省市的学界代表聚集南京，慰问受伤学生、声援民主运动。一时间，中山大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人们用抗议的横幅、用反战的口号、用“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欢送”着走出军营的官兵。　　　
　　　　伞兵部队在群众的咒骂声中艰难行进，大家都显得灰溜溜的。莫永聪郁闷地问同伴：“咱们到底为什么打仗？是为了保护他们、还是为了消灭他们？”　　　
　　　　蔡智诚只好苦笑着回答说：“为了国家，勉为其难吧……”　　　　　　　　
　　　　“不管民众，只顾国家”，这就是蔡智诚当时的心态。　　　
　　　　内战不得人心，这是国统区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当初挑起战事的时候，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原以为半年之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结果一年下来，前方陷入僵持，后方混乱不堪，政治糜烂、交通阻塞、农业破败、商业崩溃、厂矿企业的开工率不足20％。社会上民不同心、政府里官不同德，经济状况和国民情绪甚至不如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　　　
　　　　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内战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许多政界要人也反感内战，因为蒋介石正利用内战排除异己、实行独裁，阻碍了民主的进程。不过，这时候，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政客或者学者都没有料到，这个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国民党军队将会遭到全面溃败、国民党的政权也将会彻底垮台——而这时候的蔡智诚当然更加预测不到历史的未来。尽管已经意识到共产党难以战胜，但他却认为“如果就此停战，中国将面临分裂”，“唯有军事才能够挽救时局”，他觉得，政府虽然陷入了困境，但“党国”的力量依然比较强大，如果再打一打、取得几场“决定性的胜利”，或许就可以使社会局面出现转机。　　　
　　　　抱着这样的心态，蔡智诚走向了战场。　　　
　　　　当这位知识青年投入内战的时候，他的内心并不是无意识的。在“民主协商、和平建国”与“三民主义武力统一”的两条道路之间，他选择了武器；在“社会安定的愿望”与“集权统治的需要”之间，他听从了独裁者的指令——1947年5月，面对着震耳欲聋的反战呼声，蔡智诚并没有放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信条，因此，当他作为国民党军人走进内战的战场的时候，他也就此走向了失败、走向了今后的痛苦。　　　　　　　　
　　　　1947年6月，国民党空军伞兵总队在徐州编为“第三快速纵队”，由马师恭出任纵队司令官。　　　
　　　　在马甲我的印象中，伞兵的这个“第三快速纵队”也许是国军编制中的第一个“全美械机械化部队”。　　　
　　　　47年10月以前，国军中真正的“全美械”部队只有第一批装备的5个师（新一军30师、38师、50师和新六军的14师、22师）以及第二批的4个师（第五军的45师、96师、200师和青年军的207师）——而这三个军也只是实现了“美械化”，并没有达到“机械化”水平，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人马还是靠走路的——至于那些带“整编”字号的单位，包括整74师和整11师都只不过是“半美械”，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机械化”了。　　　
　　　　那时候，国军中的“机械化部队”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快速纵队”。它的编制规模通常相当于加强旅，实际上是由摩托化步兵与坦克兵合成的临时结合体。　　　　　　　　
　　　　说到国军的坦克，大家应该并不陌生，电影上经常可以看到国民党坦克被手榴弹或者炸药包整得东倒西歪的样子，总是显得特别倒霉。但其实，国民党的装甲兵（那时候叫“战车部队”）也有表现不错的时候，比如抗战期间在昆仑关和缅甸北部、内战时期在金门岛的古宁头，都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按说，这山岭、丛林、海滩都不大适合使用坦克，可国军战车却在这些地方打得挺好，反而是开到了大平原就不知道该怎么玩了，真是个怪胎。　　　
　　　　内战期间，国民党装甲兵总部下设三个战车团。第一团在徐州，全部装备美式坦克，蒋纬国就是这个团的团长；第二团在郑州，坦克为英国的“维克斯”和苏联的T26；第三团先是在北平，后来去了东北，全都是日本坦克。　　　
　　　　从道理上讲，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应该都明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常识，可国军却十分古怪，他们愣是把坦克团拆解成连、排单位，分散到步兵部队里去——也不知道蒋纬国他们怎么会从德国人那里学来了法国人的办法。　　　
　　　　国军坦克“集中使用”的最大单位是营，集中使用的方式就是加入“快速纵队”。在伞兵之前，曾经有过三个快速纵队：“第一快速纵队”是由整28师80旅和战车一团的一个营联合组建的，这个整28师属于日械部队，所以“第一快纵”是日本的枪炮加上美国的坦克，不能算作真正的“全美械机械化”，他们于47年元月在鲁南被歼灭；“第二快速纵队”是由整27师49旅加上战车二团的一个营合编而成，中国枪、日本炮、丰田卡车、英国和苏联的坦克，简直就是个万国博览会，他们于47年4月在豫北被歼灭；另外还有个“第三快速纵队”，由青年军207师第1旅加上战车第三团的一个营组成，美国的枪炮、日本的坦克，这个老的“第三快纵”被207师收编了，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　　　
　　　　就这样，一直到了47年的6月，国民党伞兵与战车第一团合编，国军历史上的第一支真资格的　“全美械”快速纵队才算是隆重出炉了。　　　　　　　　
　　　　新的“第三快速纵队”以伞兵总队为基干，由十二个伞兵队（加强连）和四个直属队组成作战集团，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