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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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后，热闹了。伞兵各单位不断与共军发生交火，夜空中，这里跳起一颗照明弹、那里飞出一颗信号弹，枪炮声此起彼伏，打开步话机，到处都在嚷嚷：“报告，我碰到共军啦！……我也遇到共军啦……”　　　
　　　　黎明前的那一个多小时是最难捱的时候，伞兵们被善于夜战的解放军整得焦头烂额。蔡智诚他们提心吊胆地蜷在地上，两眼一摸黑，只能听见三八大盖在周围响个不停，时而“吧——勾”一声从头顶掠过、时而“的——嘟——”一下窜进泥浆……搞得大家战战兢兢、头皮发麻，不知道哪颗子弹会撞到自己身上。　　　　　　　　
　　　　《叶飞回忆录》里说，“敌伞兵纵队向东追击……天亮以后，敌人才发觉追赶的只是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掉头，连即将渡河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也不追了。但敌人失策了，要追上我们谈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们六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而由于敌人改变部署，我们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　　　
　　　　——4纵10师的师长是广东人卢胜、政委是蔡智诚的遵义老乡韩念龙——叶老将军误记成自己的福建老乡彭德清了，彭德清当时是12师的师长。　　　　　　　　
　　　　其实，如果仅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围部队并不一定能够甩掉追兵。因为整7师、整48师当天夜间都没有挪窝，而叶陶兵团主力在黑暗和泥泞里一晚上也走不了多远。可问题的关键是，伞兵总队直到第二下午才向总部提交战情通报，这就使得国军各追击部队在天亮以后又继续向东跑了大半天、从而与西向急行的解放军拉开了双倍的距离，于是就彻底追不上了。　　　
　　　　说起来，伞兵军官还不至于愚蠢到连“声东击西”的战术也弄不懂。实际上，7月27日清晨，伞兵各队就已经判明当面的共军只有三个团，分别是华野4纵10师的28、29团和1纵1师的第3团——兵力虽不多，却居然有两个纵队的番号——到底是不是佯动集团？真让战情参谋们伤透了脑筋。　　　
　　　　在此之前，参谋部门曾经有一个预案，认为“西瓜”和“面包”如果采取佯动，担任“掩护标靶”的一定是1纵的独立师。理由很充分：一，1纵有四个师，4纵只有三个师，由1纵分兵比较“公平合理”；二，1纵独立师不是叶陶的基本部队，他们原本是中原军区的“皮旅”，并且在“中原突围”时也担负过相同的任务、有类似的经验，这时再让他们牺牲一回，于公于私都“理所当然”——所以，马师恭司令要求伞兵各队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1纵独立师”的踪迹才敢做定论。　　　
　　　　这事情也确实不能怪马司令优柔寡断，要知道，“敌方佯动”的结论非同小可，报晚了最多挨一顿批评、报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蔡智诚他们只好越过4纵10师继续向前追击，一直跑到沂河边上也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这才赶紧回头报告战情，但时间已是27日的下午4点了。　　　
　　　　——事实上，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上看，叶陶兵团当时并没有“用番号迷惑敌人”的企图。牵制任务是陶勇主动要求的（叶飞担心其力量不够，又给他们补了一个团），这三个团都是叶陶的绝对主力，在当时，无论是叶飞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军区的“非基本部队”去充当自己的“替身”——国民党军之所以产生了“意料之外”的错觉，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军队传统和政治觉悟上与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　　　
　　　　战场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机械化装备进行追赶，而军队政治素质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种物质手段也无法弥补的，这就是国共两党武装团体的高下之分。　　　　　　　　
　　　　确认共军“声东击西”之后，国军各部纷纷调头，伞兵总队也匆忙向西边赶去。事实上，伞兵此时的位置距叶陶主力最远，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马师恭司令必须采取这样的姿态，要不然，日后向上峰解释起来，他可就麻烦了。　　　
　　　　但是，伞兵放弃当面的佯动部队，并不是忘记了面前的三个团的共军。当时，沂河边正驻守着整33军（整59师和整77师）的十二个团，所有的人都以为，凭借着雨季暴涨的沂河天险、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劳困顿的小股共军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没想到（就连叶飞和陶勇也没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围”的情形一样，“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华野佯动部队居然未经交战、直接就从33军的眼皮子底下过了河，顺利地进入了沂蒙山区。　　　
　　　　整33军是张自忠的队伍，抗战的旗帜、正宗的“西北军的种子”。在当时，对这支部队的任何一项处置都有可能引发非常复杂的政治后果，因此，从“剿总”到国防部再到蒋委员长，谁都拿“老西北军”阳奉阴违的做派无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黄百韬被他们搞得在碾庄自杀，蒋介石才气急败坏地撤消了59军和77军的番号、最终结束了这支部队的命运。　　　　　　　　
　　　　7月28日深夜，华野叶陶兵团主力冒雨越过了西线的津浦铁路——“西瓜”和“面包”从鲁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纵队奉命移防河南商丘，准备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发起合围。　　　　　　　　　　　
1947年7月28日夜，华野“叶陶兵团”穿越津浦铁路、跳出鲁南，连续强渡滕河、战家河、沙河、泗河，一路向西突围；与此同时，游弋于鲁西南地区的“陈唐部队”也努力摆脱当面拦阻、积极向东接应，8月1日下午，华野的两路“外线出击主力”终于在山东嘉祥实现了会师。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师甚感欣慰，毛泽东主席特意从陕北发来嘉奖电报，称赞“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体将士安好……”。因此，在以后的党史资料中，通常都把毛主席的这个表扬作为鲁南突围的最终评价，也把叶陶兵团和陈唐部队的胜利会师视为“七月分兵”的完美结局。　　　
　　　　但事实上，艰难的战事并没有因此嘎然而止——华野外线兵团虽然突破了鲁南的重围，却又陷入了鲁西的合围，国民党正继续调集重兵，准备对叶陶、陈唐部队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包围圈里的五个纵队似乎已经“穷途末路”。　　　
　　　　自7月初，陈士榘、唐亮率领何以祥3纵、王建安8纵和宋时轮10纵进入鲁西南以来，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三个纵队攻击汶上失利、攻击济宁也失利，减员过半，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落脚点。而刚刚突出重围的叶陶两个纵队的境况也很糟糕，4纵只剩下四个团，1纵虽然号称四个师，其实也只有五个团还保持着战斗力……所以，这五个纵队合在一起、力量还是不够强大，依旧被各路追兵撵得站不住脚。　　　
　　　　更为严重的是，极度被动的华野兵团仍然处于外线状态。伤病员送不出去，弹药和粮秣也无法补充，经过长途奔波和反复征战，部队的体力已经基本耗尽、几乎丧失了机动能力——因此有人认为，陈唐叶陶此时的局面比长征的时候更加困难，因为长征时的红军至少还可以钻进山里去隐蔽躲藏，而这时候的华野外线兵团，上有空中打击、下有地面追逐，部队位置完全暴露，在河岔湖泊之间疲惫招架，战斗力和体力都接近了极限。　　　
　　　　另外，困境中的部队还潜在着一大隐患——陈唐的三个纵队起源于山东的八路军，而叶陶则来自于华东的新四军（粟裕的基本部队为华野叶飞1纵、陶勇4纵、王必成6纵），两路大军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会师，却没有形成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核心，仍然处于各自行动的分散状态——正因为如此，8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粟裕赶到鲁西南指挥部队，粟裕随即回复：一、请陈毅司令员同去，加强领导；二、带6纵同去，加强力量——中央立刻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相形之下，国民党的战场形势却显得一派大好。　　　
　　　　8月2日，整7师、整48师、整57师和整84师从鲁南追到了鲁西的济宁、兖州一线，与此同时，欧震兵团的整75师、整85师赶来了，“五大主力”的整11师和第五军也赶来了，再加上整32师、整70师、整72师……各路重兵背靠济南、郑州和徐州，凭借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两大交通枢纽，兵员充备、调动灵便，不仅切断了鲁西与外界的联系，并且杀过运河以西、把包围圈里的陈唐叶陶一步步赶向黄河岸边……　　　
　　　　在那些日子里，徐州战区捷报频传。快速纵队每天都能听见抓了多少多少俘虏、击毙多少多少敌人的消息，这些消息使伞兵们相信：穷途末路的华野主力很快就会被歼灭，“山东匪患”很快可以解决，不久之后，黄河以南就不会再有大的战事了。　　　
　　　　可惜，正在高兴的时候，出事了。　　　　　　　　
　　　　1947年8月12日上午，蔡智诚在商丘“圣保罗医院”（今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拔牙齿，刚躺上手术椅子张开嘴巴等着上麻药，罗华和海国英突然跑进来报告说“出事了，整11师造反了”。　　　
　　　　天哪，整11师，人家可是五大主力呀！手术室里顿时就乱了套，蔡中尉也顾不上牙疼、连忙捂着腮帮子跑回了营房。　　　
　　　　蔡智诚他们是8月2日移防到河南商丘的。商丘是中州的门户、陇海铁路的战略要点，历来为兵家重地，从古到今，只要中原开战，这里就一定是军需物资的集散地（淮海战役期间的二野总兵站也设在这里）。解放前，商丘分为“商丘县”和“朱集市”两个部分，1947年8月，快速纵队的四个战斗大队就驻守在朱集火车站，而总部和直属队的营地则设在商丘县城里面。　　　
　　　　县城是“第六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周岩）的所在地，除伞兵之外，还驻着整11师的118旅33团——这118旅是以前的18军118师（也就是两年前在长沙受降时抢着进城的那支队伍），现任旅长为王元直（后升任第11师师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而这个33团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血战大王庄”、给解放军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老虎团”（好象《集结号》在做宣传的时候还在拿这个团的“战绩”说事），当时的团长是李树兰（金门古宁头战役中的118师师长），属于王牌中的王牌，十分强悍。　　　
　　　　8月初，118旅从鲁中转到了商丘（整11师的11旅和18旅暂时还没有来），王元直旅长在朱集车站下车以后就把“老虎团”留在了县城，让他们敦促着第六绥靖区兵站赶紧往前方运送弹药——按道理，象33团这样的虎狼之师从来都是横着肩膀走路、没有人敢惹的，更何况就在十多天前，他们刚刚在南麻战役中打了大胜仗，正显得趾高气扬、意气风发，办理催促军需这样的小事应该不费吹灰之力才对。可谁晓得，连续几天，朱集火车站都忙着为邱清泉的第5军发货，愣是没有人理睬整11师的急切要求，这可把“老虎团”给惹毛了。　　　
　　　　说起来，整11师和第5军都是“五大主力”，但这两支王牌部队在伞兵的眼里是有亲疏之别的——整11师属于陈诚的“土木系”，而第5军则属于杜聿明的“远征军系统”。快速纵队的军官大都来自第5军，就连蒋纬国副参谋长也是从远征军里出来的，因此，伞兵守在火车站，所有的弹药粮秣都往邱清泉那里送，谁也不愿意搭理胡琏的人马。　　　
　　　　8月10号，118旅开到了山东成武，可计划补充的弹药却连影子也没见着，王元直旅长没办法，只好把部队停下来不动了。而商丘这边的33团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情急之下就犯了“老虎脾气”，他们干脆在城门口设卡，看见运弹药的军车就贴上“整11师征用”的条子、直接押往曹县……　　　
　　　接连被抢了好几辆车，快速纵队很不高兴——别人害怕整11师，可伞兵就根本不卖他们的帐：你是“五大主力”、我也是天之骄子，你刚赢了南麻战役、我还刚赢了“滕县大捷”呢！你敢堵着城门抢东西，我就敢派装甲车砸了你的场子——于是，12号一大早，也不知道是奉了谁的命令，第4大队的第20队就开着几辆装甲卡车到城门口去“清除障碍”，没想到那“老虎团”还真够凶猛的，拖出战防炮就是几家伙，当场打翻了领头的装甲车、还打死了二十多个伞兵。　　　
　　　　这下子，事情搞大了。20队队长李贵田（中央军校十五期生，中共地下党员）回去就报告说“整11师反了！”，朱集火车站的各个大队闻讯立刻出动，坦克车装甲车榴弹炮迫击炮各就各位、把商丘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非要缴了老虎团的械不可。33团发觉情况不妙、赶紧退进城里准备打巷战，而留在城外边来不及招回的一个连就被伞兵一锅端掉了，还当场打死了三十多个人。　　　
　　　　战斗大队在城外面闹得欢，可快纵的总部机关还困在城里头呢！司令部和直属队完全弄不清状况，只好垒沙包、架机枪、守住工事，生怕老虎团冲进来报仇。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大门外开来几辆大卡车、速度还挺快的，蔡智诚他们也不管来人是谁、“嗵嗵嗵”就是一通机关枪，打得车上的人举着白旗直嚷嚷：“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绥靖司令部的……”　　　
　　　　“第六绥靖区司令部”也在商丘城里，司令官周岩是个老行伍，见多识广、沉得住气，他亲自出面、上下调停，折腾了一整天才算是达成了协议：快速纵队解除对县城的包围，33团撤出商丘、移防曹县，绥靖司令部担保对肇事双方都不追究、不处罚——说又说回来了，两支黄埔嫡系闹摩擦，他保定军校出身的周司令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了——不过，这件事情却把整11师的胡师长给得罪了，以至于后来到了台湾，胡琏上将动不动就骂国军伞兵是“会飞的猪”。　　　
　　　　不管怎么样，在47年的8月12号，一群“会飞的猪”总算是摆平了整11师的“老虎”，扣了他们的弹药、杀了他们的人、还把他们赶出了商丘城，真是过瘾极了。　　　　　　　　
　　　　8月13日早晨，蔡智诚又去“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