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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

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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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智诚解开身上的背囊,发现里面的发信机完好无损,可当他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却看见那收信机、共用器以及收缩天线之类的东西已经飞得越来越远,渐渐飘到共军那边去了……   
     ……             
————————————————————————————————        
    说到伞降和气象的关系,想说几句题外话:   
    大家都知道,前不久的汶川地震期间,解放军曾经在茂县实施过伞降。当时有报道说,15名伞兵使用“翼型伞”在茂县实施了空降,而装备“圆伞”的其他93名官兵则随机返航了。   
    ——就这件事,马甲我胡乱分析一番。   
    “翼型伞”是新型滑翔伞的一种(现代跳伞运动都使用这种伞),它也属于手抛伞。而所谓的“圆伞”则是传统的绳拉大伞,现在都带有牵引伞。   
    从现场的电视画面上看,先期跳伞的15名伞兵其实都配备了两副伞包,胸前带着小伞、身后背着大伞,而且舱门处还挂了牵引钢索,伞兵出舱0。9秒,牵引伞就打开了……这说明先头分队在伞降开始时使用的也是绳拉的圆伞,只不过这些圆伞在随后的下降过程中被甩掉了,伞兵们最终还是抛出了翼型伞。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多半是因为遇到了强劲的气流。   
    茂县空降是在无地面指引的环境下实施的,伞兵对地形和气象条件在事先并没有准确的预知,因此,先期跳伞的分队就要担负两项任务,一是调查地面情况,向中央报告灾情;二是侦察空中气象,向后续部队发出行动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条件许可,先头分队肯定会坚持使用主伞(圆伞)完成整个空降,而一旦他们不得不抛出抗风性能更好的翼型伞,也就意味着后面的大部队不可能再实施空降了。   
    翼型伞是目前各类降落伞中抗风性能最好的一种,但和其他手抛伞一样,它的伞面小、负载能力比较弱。先头分队执行的是侦察和联络任务,空降时只需要携带电台就行了,所以丢掉圆伞改用翼型伞是可以的,但后续的93人却不能够这样了。   
    这不是说那93人不会使用翼型伞(那也未免太小看我们的解放军了),问题的关键是这93人应该属于真正的救灾应急部队,他们必须配备相应的救援工具,这就非得使用圆伞不可。圆伞的伞面大,负载能力强,但大伞抵御风力的能力差,如果地面的风速过大,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通常情况下,从4000米高度开伞后的滞空时间大约为十五分钟。茂县空降的高度是4900米,圆伞如果遇到四级以上的侧风,在这十几分钟里会被吹出去五六公里远,这在崇山峻岭之间几乎就是一整天的路程。而如果遇上了乱流,降落伞群更会飘得七零八落,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集中起来,所以,是气象条件决定了使用主伞的后续人员只能返航。   
    退一步说,即便放弃救援工具,让后续的93人轻装上阵、全都使用翼型伞降落,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翼型伞的抗风能力强、机动好,但它需要的活动空间也就特别大。大家知道,在跳伞运动中(用的全是翼型伞),十人以上的集体项目都属于世界级高手的动作,而且还必须在气象条件非常好的条件下才敢玩,持续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十秒钟……大家也能注意到,茂县空降先期跳伞的15个人虽然技术绝对是全军最顶尖的,但他们也必须分成两拨出舱,这是因为翼型伞遇到强劲气流时是必须在天上“乱窜”的,如果队形密集、拉不开层次,就很容易出现搅拌、碰挂现象,在空中打起架来,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事——15个人的先头分队尚且如此,93人的大部队就更加麻烦了,因此,上级让后续人员返航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说起来。伞兵的空降行动总是与气象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如此,过去就更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想想也觉得:蔡智诚这家伙虽然干的是国军,但在当时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呵呵      
 池塘里的水不深,污水的底下是厚厚的一层淤泥。蔡智诚从空中扎进泥塘,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的尺骨却骨折了。当他从乌黑腥臭的泥浆里爬出来的时候,四周围已经聚满了好奇的眼神——这也难怪,“从天上掉下个大活人”的景象毕竟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见到的。   
   “这是什么地方?”蔡智诚问。   
   “杨围子”……“杨圩子”……“杨家庄”……池塘边的人七嘴八舌地报出了一大堆地名。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十四军的”,这次的回答倒很干脆。   
   “咦?你们是贵州人?”,蔡智诚忽然发觉这些士兵讲的是自己的家乡话。   
   “那当然,我们是八十五师二五五团”   
    ……        
    池塘所处的地方叫做杨围子(或者杨圩子、老杨家、杨庄……),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当时并没有确切的行政名称。在1948年的12月初,这里是黄维兵团第14军军部的所在地。   
    国民党第14军的首任军长是卫立煌,在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中,这路人马与共产党的关系算是比较特殊的——抗战之前,他们追剿红军十分卖力,愣是把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整成了“立煌县”;抗战时又和八路军非常友好,不仅给115师提供弹药而且还跑到延安去搞慰问,害得卫立煌被戴上了“亲共”的帽子;抗战之后却再与解放军杀得你死我活,从西北、华东一直打到华中、华南,共产党的四大野战军全跟他们交过手(4野在广西打的是重建的14军)。   
    在淮海战役期间,第14军其实并不满员,他们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四个团,是黄维兵团中人数最少、实力最弱的一支。   
    ——PS:   
    14军原本下辖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共计三个师九个战斗团另一个补充团。48年9月,83师调往陕西榆林(后转山西,在太原战役中被全歼),国防部因此另给了一个303师的空番号,指定的编练地点在湖南耒阳县。而当时的14军驻扎在河南省驻马店,所以就派遣10师30团、85师253团和军直补充团到湖南去整训新兵,计划是“派去一个师,带回来两个师”。但到了48年11月,14军受命紧急驰援徐州,正当部队集结的时候,“华中剿总”白崇僖长官却扣住了湖南耒阳的人马不肯放回来(这些部队后来编进桂系集群,在广西战役中被歼灭),新上任不久的熊绶春军长无可奈何,只好带着10师的28、29团和85师的254、255团披挂上阵。        
    区区四个团顶着一个军的大帽子,自然是很不经打的。战至12月10日,杨围子村里建制完整的部队就只剩下了85师的255团。   
    85师的老底子是黔军第43军(李燊),首任师长是遵义人陈铁(黄埔一期生,49年起义),官兵也大多来自于贵州。蔡智诚的表姐夫刘眉生(遵义人,黄埔五期生)在抗战期间担任过这个师的团长,在忻口会战中牺牲了,所以他对这支队伍并不陌生。   
    255团团长李剑民上校也是遵义人,他和蔡中校交谈了几句,发现两人之间居然还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老李是小蔡的妻子的姑父),当即十分开心,立刻就用棉被裹住蔡智诚,把他连人带电台都送到军部去了。   
    14军的军部设在一所民房的背后,这是一个七八米深的地洞,洞口被前面的房屋遮挡着,共军的观察哨看不见、炮火也打不进来,既隐蔽又安全。地洞里面十分宽敞,墙上挂着煤气灯,桌子和椅子上摆着军用地图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旁边还有几张行军床。14军副军长谷炳奎就在这些桌子椅子和行军床之间转来转去,一边听着蔡智诚的汇报、一边不停地报以冷笑:“哼哼,说得好听……风往共军那边吹,你管不了,人往共军那边跑,你也管不了。天上和地下一个样,你们都能找到借口……”   
    谷副军长的猜疑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头一天的晚上(12月9日夜),据守小王庄一线的85军的五个团以及军直属部队在23师师长黄子华的带领下全体投诚,把阵地移交给了解放军。这样,连同11月29日起义的廖运周110师,第85军的三个师八个团(216师只有两个团)居然在十天之内就全部“叛变”了,只给吴绍周留下一个尽是伤兵的军医院。   
    部下集体叛逃,身为12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的吴绍周当然难咎其职。吴绍周是贵州人,蔡智诚也是,但蔡贵州并不认识吴贵州,跳伞的人与85军也没有什么关系。吴军长的部下跑了属于“人祸”,蔡教官的部下飞了属于“天灾”,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码子事,可谷炳奎现在非要把他们扯到一起指桑骂槐,这就难免让蔡智诚觉得十分的不痛快。   
    于是,在军部地洞里憋了一肚子气的蔡贵州就去找自己的老乡发牢骚。他原本还觉得在私底下埋怨别人的上司有点不太合适,却没想到李剑民拍桌子摔板凳的,骂得比他更凶。        
    255团的团部里面除了李剑民,还有254团的团长何玉林,也是个贵州人。据这两位团长介绍:第14军是9月份才由“整编第10师”恢复军的番号的,当时,整编师的副师长熊绶春升任军长(前任师长是罗广文),副军长的职位本来拟由85师师长谭本良接任。谭本良的资格很老、声望也够,但他却是贵州讲武学校毕业,所以这个提名到了黄维那里就没能通过,最终还是让黄埔出身的10师师长谷炳奎担任了副军长。于是乎,谭师长一气之下就跑回贵阳老家生病去了(49年在黔西南率部起义),85师只好临时由副师长吴宗远(黄埔10期生)负责指挥。   
    踏入淮海战场之后,10师和85师交替担任14军的前锋和后卫,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正常,但后来,部队先是在浍河南岸遭到共军突袭,辎重和行李全部丢了,接着又在李围子吃了个败仗,10师师长张用斌负重伤、29团团长郑汝弼阵亡……于是,兵团部传令:“第14军军长熊绶春指挥无方、撤职查办,由副军长谷炳奎代理军长职务”(在这个通令中还有一条:“兵团副司令胡琏免兼18军军长,由副军长杨伯涛代理军长职务”——因此,熊绶春临死的时候已经不是14军军长,而杨伯涛的18军军长也只不过才当了半个月而已)。   
    谷副军长走马上任,但他的第10师已经差不多打光了(第10师的前身是45师,主要由安徽人和湖南人组成,历任师长方振武、鲍刚、卫立煌、李默庵、谷炳奎、张用斌,也是安徽人湖南人各占一半),这时候14军里还能打仗的部队只剩下85师的两个团,其中255团负责守卫杨围子,254团随85师师部在北面的沈庄担任外围防御。12月初,254团在沈庄阵地上连续顶住了共军的多次进攻,但代理师长吴宗远也身负重伤,按道理,这时候怎么都应该让85师的人继续指挥才对,可谷炳奎却硬要让10师28团团长潘琦来接替师长,结果搞得一帮贵州兵很不服气,不仅很快丢掉了沈庄,就连刚上任没几天的潘师长也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写到这里,说明一下:   
    一、丢失沈庄的责任其实并不能赖在谷炳奎的身上。最后一次“沈庄攻坚战”发生在48年12月8日,攻击部队为中野4纵(陈赓部)第10旅的29、30团,13旅38团和22旅的66团,四个团打一个团,别说是让潘琦指挥,就是请拿破仑来当师长也照样是要完蛋的。   
    二、有材料把潘琦说成是“10师代师长”,错了。潘琦是10师的团长,他代理的却是85师的师长——这大概是因为85师在几天之内接连被俘虏了两个“代理师长”(吴宗远和潘琦),而第10师却一个师长也没有被抓,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   
    相对于同在黄维兵团的10军、18军和85军而言,现有资料对淮海战役中有关第14军的介绍比较少也比较乱。究其原由,或许是由于其他三个军的六个正副军长统统被俘虏,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精力进行反省、研究和争辩,而14军的军长一个阵亡、一个脱逃,结果就没有人撰写回忆录了。        
    实际上,刚到杨围子的蔡智诚对14军的情况也并不了解,只不过当时他的身上很冷、胳膊很疼、心情也很不爽,所以很想找个机会发脾气,既然有亲戚和老乡们愿意陪着他起哄,他也就乐得跟着乱骂一通。   
    隆冬腊月,华中平原上寒风刺骨,255团的团部里点起了一堆火,生火的材料是从坟地里刨回来的棺材板,又硬又湿,弄得满屋子尽是呛人的浓烟。蔡智诚坐在火堆边上烘烤衣服,他那件沾满淤泥的军装已经不能穿了,李剑民给他找了一件灰色的棉袄,在当时,14军在战场上全都穿着这种“战斗服”,除了头顶上有个帽徽之外,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军衔或者兵种标志。   
    按道理,国民党军的战斗服虽然不佩挂领章和肩章,却依然是有等级符号的。它的胸口部位应该缝着一个标明身份的布牌子,将官的套红边、校官套黄边、尉官套蓝边,士兵的胸牌是黑边,而且胳膊上还必须有个注明部队番号的臂章。但第14军却早已经把这些标志统统拆掉了,当官的和当兵的全是一个模样,再加上连续征战许多天之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胡子拉茬的,因此也就更加分不清谁是谁了——这样的做法当然就会导致一些意外。比如前几天,10师师长张用斌在前线督战。当时阵地上的情况十分混乱,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张用斌只好一边走一边嚷“我是师长!我是师长!”,结果喊着喊着就被共军听见了,人家解放军用机关枪打了个招呼,“嘟嘟嘟”,张师长就变成了张铁拐……     
在蔡智诚的观念中,军官对荣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品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方先觉将军也再三强调“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然而,自从在14军军部看见谷炳奎军长居然也穿着和普通士兵完全一样的灰棉袄,蔡教官立刻就明白,杨围子村里的这支队伍已经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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