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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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舱里，姜键正在给母亲削水果，老太太晕船，头疼得厉害。　
　　　　蔡智诚附在他耳边报告说：“团长，不对劲，轮船掉头向北了”　
　　　　姜副团长点点头：“我知道，上峰有命令叫我们去青岛”　
　　　“去青岛？美国海军都撤回来了，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你们去青岛，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不知道，反正有命令叫这条船改航就是了”　
　　　　　姜键的样子显得很不耐烦，可蔡智诚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含混的理由。他又跑到客舱尽头的船员铺位去找报务员应书标。那时候，轮船上的报务人员都是由军统指派的，相对比较“可靠”一些。据应书标说，伞兵从昨天晚上就接管了“中字102”的驾驶舱和电台室，说是有命令要改道青岛，全船实施战备航行，并且关闭了灯光和无线电通信，正在当班的顾庚源大副和他这个报务员都被撤换掉了。　
　　　　　“去青岛的命令是谁下达的？核实过没有？”　
　　　　　“不清楚”，应书标回答道：“我正准备跟招商局联络，伞兵的通信官就把电台的真空管拔掉了……”　
　　　　　“现在开船的是什么人？”　
　　　　　“林船长在驾驶台操舵，伞兵另外派来了两个人，一个负责领航、一个管轮机舱”　
　　　　　　蔡智诚立刻醒悟到，“伞兵派来的那两个人”肯定就是中华海员工会的白力行和武成迹。这样看来，轮船转向的起因多半与团长刘农畯有关，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却难以判断。客舱里的姜键副团长态度暧昧、而一营长钟汉勋和二营长杨鹤立又都是刘农畯的湖南老乡，想来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团附（参谋长）李贵田和三营长李敬宾还能够指望了。　
　　　　可这时候，船尾客舱与外界已经无法进行联系，舷梯上架起了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直指舱门，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壮汉双手叉腰守在那里，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就象是门神一样。　　　　　　　　
　　　　　舱室里的乘客此时也已经猜到外面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陈丽君紧紧地攥住蔡智诚的衣角，丈夫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好象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什么祸来。内心十分惊慌的蔡智诚此时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强做镇静，22兵团通信队的吴学挺队长跑来探问“兵变了怎么办？”，他还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说：“不要怕，船上有那么多伞兵，中字102绝对成不了重庆号”。　
　　　　直到这时，蔡智诚依然对局势的“好转”心存侥幸。他觉得军舰的哗变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伞兵部队的文化素质高、政治要求严、待遇条件好，长期以来都以“党国精锐”自居，附和叛乱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负责弹压的那几个军官明显都是刚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经验，只要出现合适的机会，船上的局面就极有可能发生逆转。　
　　　　临近中午的时候，舱面上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听得出是有人在厮打，还听见有人在喊叫：“团长！我们要见团长……营长，营长在哪里？”，蔡智诚连忙回头向舱内望去，却见姜键、钟汉勋和杨鹤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丝毫也没有准备回应的迹象。没过多久，甲板上又传来一连串枪响，外面的一切就平静了下来。　
　　　　　下午三点，几个督察队员进入客舱搜缴武器，姜键这时也站起来要求大家交出各自的佩枪。蔡智诚这才终于确认大势已去，他看了看官员家眷们惊惶的面容，再看着自己妻子的无助的眼神，只好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摸出手枪、递到了昔日的长官的手里。　　　　　
　　　　　事已至此，轮船上原本十分紧张的气氛反而平静了下来。交出武器之后，客舱里的军官陆续被喊出去开会，下午五点左右，蔡智诚也被人带到了会议室里。　
　　　　所谓会议室其实就是舰桥上的军官餐厅，餐厅门口的一边站着团部连连长刘锦世，另一边站着排长孟虎（就是那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个，他是华野敌工部的人员）。　
　　　　从船尾一路走来，蔡智诚已经可以大概判断出兵变的内情——副团长姜键以及一些营长连长两手空空、表情木然，在督察队的监视之下显得无可奈何，而在舰桥上站着的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和伞三团团附李贵田则是全副武装、喜形于色，分明是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前甲板上，通往中舱的跳板已经被收了上来，几挺重机枪对准了舱门口，底下的两千多号人马别说是只有空枪没有弹药、就是装备齐全也很难冲得上来。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得比较清楚。LST—1型坦克登陆舰的坦克舱有两个出口，前舱门在航行期间是不可能打开的，另外还有一个向上的舱门通往甲板。这个上舱门的通道是一块活动跳板，放下来的时候可以让舱面的汽车直接开上沙滩，但如果收回去以后就隔断了中舱与甲板之间的联系——除非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连的官兵，一般人是爬不上去的）　　　　　　　　
　　　　会议室里坐着团长刘农畯，另外还有伞三团的副官姚家铖（刘农畯的表弟）、书记官黄牧农（刘农畯的妻弟）和伞兵军械处的政训员王独慎（刘农畯的同乡同学）。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那个带着两支手枪、两支信号枪和一杆冲锋枪的“西部牛仔”，蔡智诚后来才知道他叫周其昌，表面是通信连的中尉技术员，实际上是上海地下组织派来领导起义的支部书记。　
　　　　餐桌上摆着一份由黄牧农起草的《起义宣言》，宣言的底下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刘团长说，在广大爱国士兵的强烈要求下，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军官已经联名宣布起义（二营副营长孙家驹、一营特务连长杨绳武、三营特务连长李国平等人在骚乱中被处置，没有在起义名单上），“中字102号”的船员在得知喜讯之后也表示响应，现在还要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态度。　
　　　　　这时候的吴学挺和蔡智诚还能有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是坚决拥护起义。　
　　　　不过，吴队长提出他们通信队（只有二十多个技术人员）的家眷都在台湾，为避免牵连亲属，是否可以不参加公开的签名？蔡智诚也表示自己所护送的都是些平民，他这个“专员”签的字并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回去商量一下再说……好在刘农畯等人似乎并不在乎蔡智诚和吴学挺是否愿意签字画押（“中字102号”的船员也没有签字），他们只是再三强调各单位必须严格纪律，不能发生骚动、不得向过往船只和飞机发信号，倘若出现违规情况，带队的人要负连带责任。周其昌书记并且着重申明：“这条船上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船上还安装了几十吨高爆炸药，谁敢反抗必将自取灭亡！”　　　　　
　　　　于是乎，蔡智诚只好回到客舱里向大家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并担负起了维护秩序的重责。在那些国大代表和家眷们的眼中，他这个“专员”已经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了起义者的代表——可天地良心，这时候的他甚至连轮船的目的地究竟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呢！　　　　　
在“中字102”上，由蔡智诚负责护送的四十五个人来自于八个家庭，他们都是国民党立法院长刘健群的幕僚。刘健群是贵州人，祖上在遵义城里开鞋帽铺，与蔡智诚家是街坊，刘院长本人当然没有卖过鞋子或者帽子，他从贵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就给何应钦当秘书，后来又帮蒋介石搞复兴社和“三青团”，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从根子上讲还是老何的弟子，他在立法院的这帮幕僚其实也属于何应钦的门下。　
　　　　四十五个人中资格最老的要属“国大代表”张志韩。张志韩是贵州贵阳人，北大毕业，曾经当过福建省政府秘书长，还是贵州大学和贵阳医学院的创始人，称得上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按照他的观点，手握兵权的人临阵易帜总是有利可图的，比如抗战时的伪军将领无论投蒋还是投共都不吃亏，反正到最后受审判的全都是手无寸铁的政客文人。现在的伞兵团长有本钱去学傅作义，22兵团通信队也有军需物资可以做见面礼，惟独“国大代表”毫无价值，除了被枪毙就不会有啥好下场……听他这么一说，周围的男女老少立刻慌了神，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干脆昏厥过去，客舱里顿时乱成了一团。　
　　　　蔡智诚也弄不清张志韩讲的是真是假。这时候的他反驳不是赞同也不是，只好捧着伞兵发放的《起义宣言》，一遍又一遍地念：　
　　　　“我们是有着高度政治认识和热情勇敢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的局势和今后的革命发展了解得很清楚。压迫和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经走向日暮途穷，它的残暴黑暗统治就要垮台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下即将普遍地建立起来，全国人民马上就要沐浴到光明的阳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立即投入到革命的怀抱中去。我们在中字102号登陆艇上效法肇和兵舰以及重庆号军舰，为投入革命的阵营而起义。每一个同志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加速革命的早日胜利，完成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　
　　　　与此同时，伞三团的刘农畯团长也在喇叭里发表讲话：　
　　　　“我们正向解放区前进，即日就可到达。解放区的人民已在热烈地欢迎，我们将成为新中国革命伞兵的基干……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第一是不愿意大家做国民党反动战争的炮灰，第二是为了拯救千千万万被国民党苦坏了的同胞。我个人牺牲一切毅然地来领导大家起义，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各位前程的远大……各位家眷的生活请不要顾虑，我们负责妥善地照顾，各位的私人财产和物品，我们负责保护……”　
　　　　这样反复地宣传了好长时间，轮船上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了下来。　　　　　　　　
　　　　夜深了，但蔡智诚却还不能够有片刻的歇息。　
　　　　整整一天，“中字102号”都没有给乘客们供应食物。饿肚子的办法对抑制士兵的过剩精力或许有所帮助，但国大代表和家眷却忍受不了，这帮家伙平时都是舒服惯了的人物，如今连饿带渴、再加上晕船和害怕，立刻就病倒了好多。原本就十分拥挤的船舱现在又变成了病房，倒霉的蔡专员只好硬着头皮充当护士，一趟接一趟地跑上甲板找开水、找食物、找医生。　
　　　　甲板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子夜过后，“中字102号”与上海方面的联系的已经中断了24小时以上，招商局和港口司令部肯定已经知道这条船出事了，极有可能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搜索拦截。　
　　　　晚上12点，船上的雷达发现一个由北向南移动的目标，作战室主任胡爱华（原伞三团通讯连连长，起义后被提拔为营级干部）弄不清那是个啥玩意，急忙找22兵团通信队的专家来帮忙“分析诊断”。可22兵团的“专家”全都是陆军，对海军的东西也不内行，他们只看出雷达上的影子应该是从青岛方向开过来的军舰，航速在20节左右，预计4小时之后将与本船发生接触，但至于是两艘小炮艇还是一艘大兵舰就不能确定了。　
　　　　“中字102号”的舱面顿时大乱，刘农畯指挥部下把原本捆扎成一堆的迫击炮全都拖了出来，这里安一门、那里装一门，摆出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蔡智诚虽然也帮着搬运炮弹，但他心里却觉得这样的举动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当时，负责巡弋青岛至上海沿线的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如果来的是两艘小快艇，他们根本不敢招惹4000吨级的LST登陆舰，所以“中字102”装不装迫击炮都无所谓；但如果来的是艘大军舰，那就肯定是“长治号”——因为第一舰队的大船中只有“长治舰”的速度能够达到20节——早先在普陀岛军演的时候，扮演“炮兵司令”的蔡智诚曾经用排炮打过长治舰。虽然当时的裁判部很不公平，不仅宣布“蔡司令”的射击无效，而且还反过来让“长治”把“岸炮阵地”掀了个底朝天，但小蔡却因此对这艘军舰多了几分关注和了解。他知道，“长治舰”的个头只有“中字102号”的一半，但马力却是LST的三倍、速度是LST的两倍，并且装有三门120MM主炮（前二后一），是第一舰队中航速最快、火力最猛的战舰，象“中字号”这样的“Large　Slow　Target”　（慢吞吞的大靶子），无论加装多少门迫击炮也不是它的对手。　
　　　　雷达发现目标之后的那四个小时是起义人员最紧张的时候。蔡智诚不断地往返于甲板和客舱之间，一边维持着船舱里的秩序、一边暗自祈祷着从北方而来的目标只是快艇而不是“长治”。　
　　　　“中字102”实施了灯火管制，客舱里的男女老少在一片漆黑中鸦雀无声，就连病号们也趴在床上竭力压抑住呻吟，仿佛每一次喘息都有可能惊动那艘遥远而可怕的军舰。　
　　　　蔡智诚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彼此间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悄悄对自己的爱人说：“等逃过这一劫，我们就回家，一起喂金鱼、养兰花，再也不出门乱跑了”……女人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幸福的笑颜。　　　　　　　　
　　　　凌晨4点，雷达上那个恐怖的目标从“中字102”东面约十海里处相向驶过，没有做出任何的敌对动作。甲板上响起了一阵轻快的掌声，蔡智诚也跟着鼓掌，但此时，他的心里除了如释重负的愉悦之外，却又突然生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　
　　　　4月15日4时20分，“中字102”转头向西，驶往大陆。就在这个时候，22兵团通信队的一个姓翁的军官却突然跳了海。那家伙是广东人，蔡智诚不知道他的游泳水平到底有多高，也不清楚他跳海的目的是想追上那艘高速行驶的军舰还是想直接游到台湾去——反正船上的人都认定这小子绝对是必死无疑。轮船没有做片刻停留，径直就开走了。　
　　　　事实上，直到4月18日新华社发表伞兵三团的起义通电之前，国民党军方对这支“嫡系精锐”的忠诚度始终没有产生过怀疑。在与“中字102”的联系中断之后，港口司令部的判断是“船舶遇险”，招商局花钱租了陈纳德公司的飞机在海上来回寻找，搜寻的范围也只是在上海至福州之间，根本就没想到要到北边的海面瞧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