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1-历史的坏脾气-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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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阶级观念是一种思考的维度一样，乡土也是考察社会和历史的一种视角。我们今天考察农民工的时候，几乎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地缘的线索和地缘的角度。同样，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基于地缘的群体冲突，其意义并不比阶级斗争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强调阶级冲突的时候，往往遮蔽了在这冲突之下原有的地缘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同样会使历史的真相昏暗不清。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一般公认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察，就会发现，洪秀全和冯云山们创立的拜上帝会（教）在广西紫荆山区立足发展，其实离不开两广地区土客籍冲突斗争的大环境。洪秀全他们是客家人，因此他们创立的教，也只能在两广客家人中找到拥护者，而紫荆山区恰是一个客家人的集中积聚地。拜上帝会（教）的到来，为此地一直受到土籍人压迫的客家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组织工具。而正是在与土籍人的争斗中，拜上帝会（教）逐渐武装化。同时，由于占据优势资源的土籍人一向比较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而且由于土籍的干预，使得拜上帝会与官府和解的可能完全消解，双方的猜忌越积越深，所以，拜上帝会（教）与土籍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他们与官府的冲突，直至演变成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这也是为什么连石达开、韦昌辉这样富有的客籍乡绅也被卷进了起义之中的缘故。
同理，阶级的分野，有时在现代都市的市民和工人中，也是暧昧不清的。如果非要强行划出敌我分明的一条线来，实际上势必存在许多的误划。在建国之后，扫荡地缘封建关系，将把头和工头归为反动阵营，出于治理的需要，而且有强大的政权做靠山，当然并无不可。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搞工人运动的时候，如果如此地“六亲不认”，那么代价很可能是整个运动的窒息。事实上，在工人运动一度红火的时候，中共工运的领导人，不仅利用了非技术、半技术工人的乡土关系动员了工头的力量，而且主要负责人还加入“封建”帮会，借助帮会的力量开展工作。
中国人的阶级意识如果存在的话，肯定要晚于乡土意识。按西方的经验，比如资格最老的英国工人，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两个因素，一是超越原来乡土的共同的生活娱乐形式的出现；一是跨行业的共同罢工斗争的胜利，即运动的发生。于前者，是基于足球这种不登大雅之堂、却又适合大众集体狂欢的体育运动形式的出现，足球运动的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的黏合剂；于后者，意味着至少需要大规模的罢工的成功，才能使处于这个阶层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行动的必要。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乡土意识，进入都市的人们，实现对乡土的超越，把阶级意识放在首位，恐怕需要的时间更长，条件更苛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虑农民工突破乡土的藩篱问题，恐怕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乌托邦式的玄想。
任何人在多数时间里，都是站在地上观察这个世界的。可是，不幸的是，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一样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们往往忘记了，脚的着落处，才是我们行动和观察的最原初的依据。
农民“失语症”的病史考察
现今，中国农民的失语，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各种超额摊派来了，他们说不出话；贪污腐败来了，他们说不出话；治安环境恶化，他们说不出话；农村道德水准下降，他们说不出话；卖血被传上了爱滋病，被鸡头拐去了女儿，还是说不出话。被人在权钱交易的合谋下谋去了责任田并且拆掉了房子，总该说话了吧？依然没有，世界上只是多了几个自杀身亡的农民。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农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大学生身份的孙志刚出事，恐怕还是废除不了。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农民从来都是需要别人来代他们说话的，所以，现在也谈不上是失语。这种说法虽说由来已久，但其实多少有点似是而非。自古以来，固然农民一直希望别人，特别是有力者为他们说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就不能说话，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们自己的活动半径内。在传统的时代，农民一直都是有话语权的，虽然并不充分。当然，农民的话语权是分梯度的，农民中的精英，乡村能人和乡村知识分子，说话的声音最大；边缘的精英，诸如教门领袖、帮会小头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说话声音也相当的响；一般的殷实农户，只要不是特别内向，也有声音。只有贫弱的边缘群体才总是需要别人“代表”，或者是让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让边缘精英代表，或者让外面的别的什么人来代表。
在我们某些学者的习惯里，总是倾向于只把老实巴交、仅知道埋头种地的人当成农民，而将其他的农村人口都归为别的类别。说乡绅的时候，把穷秀才也归了进去，归进去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别忘了这些穷秀才，其实也是农民，至少农民的属性比较重一些。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与分类，显然不能那么严格，跟我们古代的学科分类一样，多少有点混沌的意味，具体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种面目。至少，农村里的穷秀才和识文断字并进过考场的童生们（这些人的数量相当多），比如像洪秀全、冯云山这样的人，绝对是有话语权的。
在传统社会里，农民的教育、文化、习俗以及生活环境是浑然一体的。大体上，农民农业生产以外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校教育（私塾、乡塾等），一是戏曲熏陶。私塾教育不仅给了农民识字的能力，还教会了农民礼仪，使得农民的婚丧嫁娶有了张罗和喊礼的人，更重要的是给了农民说事的道理。这种道理经过戏曲里忠臣义士、义夫节妇形象的催化，使农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忠不孝，什么叫做不仁不义，什么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用这些道理来衡量。农民之所以总是倾向于请乡绅来调解纠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乡绅更加知书达礼，对这些道理懂得更多，尽管这些没有做过官或者具有高级功名的乡绅、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别的什么有威望的人出来调解，用的话语也都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严重违反了这些道理，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大狗叫，小狗也会叫，农民的嘴巴同样是不饶人的，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公共空间，也有社会舆论，别的不说，就是妇女们的家长里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农民的这种话语，虽然不能上达天听，影响朝廷的政策，但对乡绅却是有作用的。乡绅在乡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农民对他们的拥戴，显然，这种拥戴是跟乡里道义有密切的关系，乡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让自己的桑梓地的农民看不起。也可以说，即使没有乡绅出面，农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这种能力在平时体现为大型宗教和戏乐活动的组织，在战乱年代则表现为结堡自卫，在其中，农民的话语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农民说的话在某些条件下，也能影响到外边的世界，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那么多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过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设置机构专门采风。民间的声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会影响到上面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来，由于新旧教育的衔接在改革中没有做好，私塾被废除之后，虽然并没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但毕竟在陡然的变化中走向全面衰落，乡村文化的话语链出现了断裂。加上民国以来战乱和动荡不断，农村精英劣化，强权话语进入，传统的礼法秩序陷入混乱，农民的说话能力开始大幅度退化。尽管如此，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仍然可观。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权力真空状态下，农村不仅出现了像红枪会这样部分由边缘精英主导的民间自卫组织，也有大量传统精英领导的联庄会这样的组织，对外来侵入的势力还多少有点对话的权力。
中国革命在农村，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后者），在农村完成了颠覆性的革命。经过革命的风暴洗礼，新中国的建立也意味着农村话语的根本性变革。革命不仅仅是老的精英（从正常到边缘的）退出历史舞台，边缘群体进入中心，而且意味着农村话语体系的转换。旧教育基本上被扫除干净（只有少数地区以扫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来），旧的宗教、祭祀、戏乐性组织也基本上被新政权组织的宣传团体和群众组织所取代，传统的礼法社会在革命的炮声中彻底崩溃。在组织起来的农民中间，人们开始学会用新的话语，掺和一点过去乡村道理的残余，来解决彼此的纠纷，处理相互的关系。“同志”的称谓，开始与“乡亲”、“老倌”以及叔婶大爷、兄弟姐妹的称呼混用；开会、发言、批评、表扬，这样的新词逐渐被农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充斥整个社会的革命话语，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公而忘私”、“斗私批修”、“大公无私”、“跟群众打成一片”等观念的频繁运用，对遏制农村干部的腐败，也的确有相当的作用。文革前在农村大规模推行的“四清运动”，尽管一度对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主要是多吃多占和生活作风问题）进行了过筛子一样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腐败的农村干部，实如凤毛麟角那样的稀罕，查出的问题，不过是多吃了几顿饭，私分了几斤谷子，贪污了几十上百元，就已经是大蠹虫了。尽管那时的农民没有丝毫的自由，但却处在强烈的革命道德话语的氛围之中，农村干部固然可以管，甚至关、打农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话语，有点“四不清”的问题，那么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中国农村一下子被抛入了与新中国建立同等规模的大变革中。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城市出出进进，各种媒体的狂轰滥炸，城里的变幻景象也遮蔽了农村。农民虽然不见得都学会了城里人的时髦话，但城里流行的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去政治性和去道德性，依然左右了农民的话语。从前政治性道德性的革命话语被嘲弄和解构了，所有当年非常神圣的话语突然之间变成了笑料，农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卷入了话语转换的漩涡。人们在抛弃政治性话语束缚的同时，连附着其上的道德约束也一并扔掉。在全民向话语庸俗化的竞走中，农民兄弟的步伐其实并不慢，甚至道德的失落程度往往更大。突然之间，农民发现，当他们不再用道德话语约束自己的时候，用它来约束干部也有了几分困难。也许，人们还会操着传统的道德工具来抨击干部的腐败，但这种抨击事实上已经没有了道德的普适意义，更多的只是一种嫉妒，或者为自己讨公道求利益时的策略。人们对从前深恶痛绝的腐败丑行，不仅内心的道德谴责不如从前，而且已经丧失了语言上的批判能力。事实上，一旦抨击者自己有了权力，那么很可能比别人贪得更厉害。农民对干部的制约丧失了，而农民之间的纷争也进入原始状态，现在农村的人们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传统的道理和革命的话语都失去了作用，干部的调解也在逐步退出现场。在司法腐败没有根本好转之前，农民走向法庭其实未必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也可能是在寻租，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权钱交易。而更可悲的是，很多的人事实上选择了武力解决，极大地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空间。应该说，农村的失控和农民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因果的联系。
农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径之内，尚且处于失语的状态，那么，无论我们有多少良好的愿望和措施，都是不可能让他们走向自治的。他们可以为了一斤猪肉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可以像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刚刚播过的山西老夭头村的村民那样，以每张1800元的价格，卖掉自己的选票。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话语里根本没有“权利”这个概念，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投票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发现，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某些卷入市场颇深的农民群体，虽然对于民主概念依然模糊，但由于市场的缘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权利，所以也有自组织的愿望和期待，居然有了自己的NGO（非政府组织）。而在某些偏远的山区，比如湖南的平江，由于传统的礼法体系尚有残存，私塾还有生存空间，传统的话语还有市场，所以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可以生存，在传统的话语氛围里，乡村干部的行为也得到了某种约束。某些基督教盛行的农村，在宗教话语的氛围中，在教的农民也可以依托教会，对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说点什么。事实上，只有失语的农民是无法自组织的，即使有外人介入组织了起来，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
在此社会大转型之际，知识界所要做的，也许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帮助农民走出失语状态，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组织自己的自治，或者帮助农民以他们熟悉的形式，掌握现代话语。如是，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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